王 科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从多元和合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

王 科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多元和合而生，又因多元和合而成。多元和合溶解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坚硬外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脱壳而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在多元和合的过程中通过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走向成熟。本文以“和合”为生成机制，以中国社会主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及其对应的三种存在状态为线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之路展开具体分析。

多元和合;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生成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由“传统模式”经“特色道路”而最终走向成熟。根据社会多元要素“和而不同”的程度，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特色道路”和未来成熟模式分别表现为一元化统制的“单一态”，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混沌态”以及一元、多元磨合创生的“和合态”。这三种形态的转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必由之路。本文将以“和合”为生成机制，以中国社会主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及其对应的三种存在状态为线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之路展开具体分析。

一、多元和合是社会主义生成的必由之路

天地万物因和合而生。所谓和合，是指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要素在相互协调的前提下，彼此渗透、融合而成为新事物的过程。和合的状态表明事物或事物的各个要素之间不仅能够和睦相处，而且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合孕育万物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如《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吕氏春秋》云:“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反之，单一事物则会因纯度过高，缺乏相互间的互补、借鉴而丧失活力。如《国语》曰:“同则不济”，“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因此，多元事物和合共生的优越性是单一事物或单一要素所不能比拟的。对此，除了中国传统资源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论证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及系统理论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也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理论总的特点是指出了事物或系统在某一主导性因素的控制下，在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间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实现事物或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和谐的演化。因此，这些理论实质上就是对和合及其实现机制的现代描绘。由此可见，和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是新生事物创生的内在动力机制。

和合既然是万事万物生成的内在源泉，那么其作用也必然适用于作为万物之一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由过去发展而来，并向未来发展而去的一种“关系”。［1］(P208－214)因此，社会主义，特别是现实中的建立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既要背对过去，又要面向未来，因而绝不会是某种纯粹的抽象物。这就决定了其内部既有前社会主义的影子，又有现实的创造，还有未来因素的萌芽。这样，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面临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元主导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多元共生是指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诸要素之间的共存共融。而敌对的“多元”虽能在一定时期内与社会主义“共存”，但却不能与社会主义“共生”。因此，多元共生不包括敌对要素。可见，社会主义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协调这对关系也就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2］(P367－368)而协调的目的是要形成一元与多元、多元与多元之间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并以此为条件逐步把一元与多元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创生。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生成过程中的多元和合。因此，社会主义一元与多元共生的现实状态决定了其必然要经历一个多元和合的融突过程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本质也决定了多元和合是社会主义生成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3］(P120)因而共产主义能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4］(P273)可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真正张扬个性的社会。同时这又是一个处于联合体之中的有序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必然是一个人类文明元素和合到极致的社会，也即古人所讲的太和。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它要逐步体现出自由人联合体的这些特性。这要求社会主义首先应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社会。而一个拥有个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社会。但多元又容易滋生混乱。因此，仅仅有个性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还应有多元之间的和谐。这样，社会主义既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又要营造和谐的氛围，而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塑造必然要通过一元主导，实现多元要素间的和合共生，进而形成一种一元和多元之间以及多元和多元之间既个性鲜明，又高度协调的状态。

多元和合也是社会主义融入人类文明大道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关起门来把自己搞得纯而又纯，而是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只有建立在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而逐步成熟起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所必须的这个基础就是现代化的充分实现。所谓现代化是指在人类生产方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调节方式的市场化、社会结构的多层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政治模式的民主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思维形式的理性化、沟通方式的信息化、交际范围的国际化等目标。这一过程意味着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空前巨变:社会日益分化，结构渐趋复杂、利益趋向多元、各主体独立性逐步增强。而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现实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实现现代性才能锻造出社会主义赖以发展的基础。但现实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却是统制型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单一性、一元化、封闭性的特征。因而它不具有充分吸收现代化发展成果的有效机制，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在对内改变单一制结构，对外实行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这就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必然要突破单一所有制结构、单一分配结构、单一社会结构以及单一意识形态结构的束缚而面对一个多元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同时社会主义要始终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这是整合多元要素为“社”所用，并最终融为社会主义的有机构成的关键所在。否则社会主义就必会为多元因素所瓦解。因此，一元引导与多元整合就成了社会主义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并且社会主义在多元和合的过程中将因融合了人类文明的精髓而真正成熟起来。由此可见，和合是社会主义生成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多元和合而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由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混沌态”向一元、多元互融互生的“和合态”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谓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混沌态”是指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在传统公有制、计划经济主导下，其外围又产生了大量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多元要素，如私有经济、多样文化、多种生活方式等。这些要素与社会主义的一元之间既有彼此间的互动与支撑，又有因机制不完善，磨合不充分所导致的相互之间的冲撞。这样一种状态的社会主义被称之为“混沌态”。简言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一元与非社会主义的多元混杂在一起，尚未真正融合为一个有机体的社会主义状态。所谓“和合态”则是指社会主义的一元与非社会主义的多元之间因磨合出了一套有利于相互借鉴、融洽相处的体制、机制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状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就是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又摆脱了目前因不和谐因素大量存在而导致摩擦、冲突的和合式社会主义。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并向未来和合式社会主义发展而去。其产生，离不开多元和合。这首先要从孕育它的母体，即传统社会主义讲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指斯大林模式，还包括作为其变种的文革社会主义模式。但无论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文革模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单一态”。这种“单一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上的单一公有制，调节手段中的单一计划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单一集中制，思想文化上的单一意识形态，甚至是单一的生活方式，单一的信仰，单一的心理结构，单一的价值取向，单一的行为模式等。这种“单一态”是其理想形态，而非现实状态。现实状态则是资本、市场、传统文化、外来思潮以及独立主体等多元要素不断被消灭而又不断重生，并以渐进的方式不断腐蚀着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性。因此，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态”，绝非固若金汤的“稳固态”，它是一种能够起变化，且必然会产生变化的社会形态。历史经验也证明，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化就是多元要素逐步增多，“单一态”逐步被解构的过程。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态”之所以能被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其重要机制就是多元和合。而多元和合是要有前提的，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不断被压服而又不断自发产生的多元要素。这些要素的存在不断侵蚀着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性，使其内在机理不断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极作用在极“左”年代里很难被人们认识，甚至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而难以形成气候。因此，“单一态”被成功解构的原因就不仅仅是多元要素的顽强，关键还要看社会主义的决策者们能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多元要素。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揭开了多元要素顺利成长的序幕。它首先终止了“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流行做法，肯定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正当性，并在农村掀起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农民不仅能够承包土地，而且可以经商、办企业。这些改革措施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推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经济构成、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都在发生脱离“单一态”的一些变化，表现为土地的分散经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新式农民阶层的产生，自由的商品集贸市场的出现，农民生活圈子由集体退入家庭或家族之中，农民自我决策的主体心理在增强等。城市则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通过“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企业承包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改革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5］(P32)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由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向内地发展。这些改革和开放措施为多元要素的成长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传统文化的逐步恢复，外来思潮的影响扩大，生活方式更趋多元等。随着多元要素的增多，传统社会主义“单一态”的硬壳逐渐被打破，并开始了一元与多元间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相互型塑。首先是一元对多元的引导和控制，改变了多元要素的内在结构、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实现了相互间的有序结合，弱化了其消极影响，强化了其积极作用，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多元要素的发展则给社会主义的一元提供了全新的借鉴维度，为打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和僵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经过1988年到1992年的整顿，一元和多元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建立起了一种相互借重的新型关系。这种因多元和合而生的新型关系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因此变得更为明晰。中共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多元和合而成

中共十四大以前，多元和合的结果主要是从外围影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目标。十四大以后多元和合进入核心部分，即多元主体、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实现与社会主义一元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溶解计划经济的坚硬内核，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以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结构为标志。

1992年，我国正式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公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多样化。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日益多元化，布局结构日渐合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管理日益市场化。这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经济格局。其二，随着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科技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生产要素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地位日渐巩固。其三，随着多元政治要素和政治主体融入现有政治体系的过程加快，政治参与的多元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民众与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讨论，表达社会意见的现象日益增多，并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参与的一大发展趋势。其四，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思潮并起，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日趋多元。为抢占思想舆论阵地，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争论、交锋更加激烈。比如，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不同意见。其五，社会领域中阶级、阶层划分更加复杂，人口流动加快，职业和身份处于大变动、大调整之中。如我国社会阶层划分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仅农民阶级就有八大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雇工、农村知识分子、农村基层管理者、个体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阶层。其六，对外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交流领域逐渐增多，通过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融入更加深入，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总之，中国经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形成了六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这样就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投资企业等不同经济成分，原有半官方社会组织以及新成立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联谊会等不同社会组织，联产承包的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政府官员、企业工人等利益主体，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科学文化、封建文化等文化形式多元并存的格局。这些变化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的一元主导之下，多元因素已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

经过上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混沌态”。这种“混沌态”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数量日益庞大，质量日益提高的“多元要素”与地位日益巩固，控制力日益增强的“一元要素”之间的关系虽有协调，但仍需进一步调整;虽有相互渗透，但融合程度和质量不高;虽有融洽的关系，但也潜藏着深刻危机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沌态”不同于“混合态”。 “混合态”是指各个要素混杂在一起，缺乏主导性、有序性和方向性。而“混沌态”在这里特指那种有主导、有秩序、有方向的“混合”，是一元和多元之间既有有控制，被控制，引导，被引导，又有相互间的渗透与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沌态”是一种过渡状态，如果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就能通过一元、多元间的协调、吸收、渗透、融合而形成一种更具稳定性、开放性、普遍性、包容性的熔铸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和合式社会主义。反之则会走向混乱、倒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混沌态”的阶段，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它所面临的不和谐问题，奉行科学发展，用统筹兼顾的方式、方法化解矛盾，弥合冲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次，它还要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关系。这除了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导、协调多元要素的发展，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还要吸收、利用多元要素提供的有益成分，并反哺多元要素，使之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加丰富。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中和的方式处理改革中的各种关系，要在充分考虑各要素力量配比的基础上，把握时机，借力打力，否则盲目推进不但不能实现一元对多元的整合，反而会激化一元和多元、多元和多元之间的矛盾，造成发展的障碍。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一元和多元、多元和多元之间的和合，就能最终形成一个既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能自觉抵制反动和倒退，代表未来方向的，极具包容性、普遍性、开放性的和合式社会主义。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由“单一态”经“混沌态”，向“和合态”的过渡。这种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具有普遍借鉴性的，值得世界人民加以仿效的“中国模式”。

［1］［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王怀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J］.科学社会主义，2009，(6).

The Harmonious of the Multiple Elements is the Path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Ke
(Graduate School，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 ，China)

The harmonious of the multiple elements are the reason of the birth and matur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 the birth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harmonious of the multiple elements dissolved the hard shell of traditional socialism.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mature by absorb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huma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harmonious of the multiple elements.The paper set"harmony"a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three processe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lue to start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harmonious of the multiple elements;The socialism;The mode of the Chinese;The formation

D616

A

2095－0292(2011)02－0009－05

2011－01－27

王科，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