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说“诗”与《儒林外史》的创作本旨探析

2011-08-15米粟磊赵春辉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年6期

关键词：吴敬梓鸡鸣儒林外史

米粟磊，赵春辉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吴敬梓说“诗”与《儒林外史》的创作本旨探析

米粟磊，赵春辉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吴敬梓治经说“诗”不受宋儒、汉儒所限，采取的是斟酌汉、宋，兼取众家的方式。这不仅表现出他文学上的深刻见地，而且也表现了他的人生观念和政治态度。从吴敬梓的《七子之母》、《女曰鸡鸣》两篇“诗说”的内容以及《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说诗”的相关情节来看，可以发现，其思想观念中含有儒家的原教旨思想，推崇的是儒家的仁孝观念，并以此来否定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是故，如果说功名富贵是一篇之骨，那么仁孝观念则是一篇之魂。

吴敬梓;《儒林外史》;创作本旨;仁孝观念;功名富贵

一、吴敬梓与治经说“诗”

吴敬梓不仅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也是卓有成绩的学者，他“涉猎群经，穿穴文史”［1］(P21)。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吴敬梓)与余族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治经。曰: ‘此人生立命处。’”［2］(P132)吴敬梓治经包括《诗经》和《书经》。在为朋友江宾谷所作的《尚书私学序》中，吴敬梓说:“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唐诸贤所能笼络。”［2］(P191)这一著名论断是针对当时学术上的汉宋之争而发的，不仅称赞江宾谷的《尚书私学》在治学上无门户之见，而且体现了他唯理是从的精神。可谓立意高远，给今人的治学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敬梓的治《诗经》，是吴氏世代相传的学问。吴敬梓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中吴国鼎著有《诗经讲义》、吴国缙著有《诗韵正》，而吴敬梓本人也著有《诗说》［2］(P161－162)。关于吴敬梓著《诗说》，多有记载，如程晋芳说吴敬梓“著有《诗说》若干卷”［2］(P132)，王又曾则说 “《诗说》八卷”［2］(P129)，沈大成却说“《诗说》数万言”［2］(P141)，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2］(P149、P279)。虽然诸家记载吴敬梓的《诗说》卷数不一，但其治过《诗经》是一致公认的。一般认为吴敬梓的《诗说》已失传，然而1999年，周兴陆先生不意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该书抄本，封面题为《文木先生诗说》，共44篇，中间第17、18页缺损，约为1篇的内容，剩下43篇，凡11000字。周兴陆先生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诗说〉劫后复存》一文，详细叙述了发现的经过，并公布了《诗说》，这在学界引发了一场研究《诗说》与《儒林外史》的热潮［3］(P5－9)。

吴敬梓在其小说《儒林外史》第34回“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旌天子招贤”中，曾述及杜少卿与迟衡山、马纯上等“说诗”事，谈到《凯风》、《鸡鸣》和《溱洧》等篇，其中《凯风》和《鸡鸣》两篇恰好见于《文木山房诗说》中，分别为第16篇的《七子之母》和第20篇的《鸡鸣》。通过比较，发现《文木山房诗说》中这两篇和小说中的相关内容基本相同。

关于《凯风》，《文木山房诗说·七子之母》载:“‘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作《凯风》之诗。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如因淫风流行，背其死夫，弃其生子，而思再嫁，谓之过小，可乎?窃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饮食兴居稍不快意，年老妇人未免嚣凌诟谇。七子故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以慰母耳，未必因思再嫁也。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已生七子，三年乳哺，至第七子成立之时，母年殆将五十，岂有半百老媪，而欲执箕帚为新妇者哉!读孝子之诗而诬孝子之母，予心有不忍焉。故立此说，以俟后之君子。”［4］(P99－100)而《儒林外史》中作者借杜少卿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诗，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五十多岁，哪有想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5］(P334－335)而于《鸡鸣》，《文木山房诗说·鸡鸣》载:“朱子读《女曰鸡鸣》之诗，曰:‘此诗意思甚好。读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诸儒所解者亦甚多，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窃意此士乃乐天知命而能化及闺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凡琴瑟、罇罍、衣裳、弓檄，无一而非导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蒿簪、綦缟、亦复自顾而伤怀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注其贫也。所以终不免于刑戮。即伯鸾之妻，制隐者之服，犹谷立隐之名也。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凫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优游暇日，乐有余闲。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时，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故诗人述其夫妇之私言，佩诸管弦，便可使威凤翱翔，而游鱼出听也。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其所关于人心政治者，岂细故哉!”［4］(P109－100)《儒林外史》中作者则借杜少卿说:“但凡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同时吴敬梓又借杜少卿之口痛诋娶妾陋习，认为:“娶妾的事，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可见吴敬梓说诗，主张不要只依朱注，要与诸儒参看，而且认为《凯风》一诗之旨不在于说七子之母要思再嫁，只是赞美七子之孝，《女曰鸡鸣》一诗之旨不在于是否淫佚，而在于乐天知命，不以功名富贵为念。

吴敬梓《诗说》这一著作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仅在于为小说中相关的情节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和可资参照、借鉴的文献，而且能够从中窥见作者吴敬梓的思想观念，这对于探讨《儒林外史》思想主旨无疑是有帮助的。

二、《七子之母》与《儒林外史》的孝道观念

《凯风》一诗，今人注为:“这是一首儿子颂母并自责的诗。”［6］(P80)这是否完全符合诗之本意，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这一观点与古人，即汉儒、宋儒的解释是不同的。

《诗序》认为:“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郑氏笺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毛诗故训传》认为:“不安其室，思再嫁也。”孔颖达在此基础上又发挥说:“成其孝子自责之志也。此举孝子之美，以恶母之欲嫁，故云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则无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孟子认为:“亲之过小者也。”也是在承认了七子之母是“思再嫁”的前提下进行评说的。朱熹《诗集传》解此诗，也与此相同，认为:“母以淫风流行，不能自守，而诸子自责，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劳苦为辞。婉辞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6］(P80－81)综观以上汉儒宋儒诸说，都是认为此诗写母亲欲再嫁，而七子自责。

对于七子之母“思再嫁”的主题，吴敬梓认为是不妥当的，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七子“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是因为家中日常琐事使母亲不快，生活饮食起居使母亲不安;而绝不是什么母亲为了“淫风流行”就“思再嫁”;孟子、汉儒及宋儒说诗，让一半百老妪“执箕帚为新妇”是于情理不合的，况弃其七子，本身又是“诬孝子之母”失其慈心。吴敬梓的新说可以说既突出了七子之孝，又赞扬了七子之母的慈爱之心，也维护了七子之母的尊严贞洁。真可谓:“一言解颐妙义出，《凯风》为洗万古诬。”［7］(P781)这一观点与今人的解释相差无几。可以说具体体现了吴敬梓“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治经精神，突出表现了吴敬梓完美的孝道观念。与吴敬梓同时代的学者，也同样对于汉儒宋儒的解说不满，比如范家相《诗沈》就辨此诗无“母嫁”之意，说:“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若既已改嫁，则义与父绝，非小过矣。盖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责，欲嫁而中止，故曰‘小过也’，诗无母嫁之意，甚明。”魏源又根据《孟子》里把《凯风》和《小弁》相并提，《小弁》诗是咏诗人为后母虐待之事的，以为《凯风》为七子孝其继母之诗。［3］(P97－98)这两种解释，也都认为没有“母思再嫁”之意，避免了赞美孝子与恶母再嫁之间的矛盾。然而均没有吴敬梓的解释通达、透彻，因为吴敬梓说诗是直接从诗意、从情理出发的。

吴敬梓说诗如此重视孝道，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也得到了印证。

《儒林外史》的深刻性，可以说，不仅表现在对否定性人物和文化现象的批判、讽刺之中，而且表现在对肯定性人物和文化现象的赞美、反思之中。在吴敬梓笔端所歌颂的人物，莫不以“孝”闻。如“楔子”中，写王冕七岁死了父亲，母亲只好做些针线，供给他去读书;后来家境更艰难，母亲只好让他到邻居秦老爹家放牛。当母亲将这一想法告诉他时，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书去读。”此后，在秦老爹家放牛，每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荷叶包起来，给母亲吃。一个十来岁孩子如此孝顺母亲，确实催人泪下。王冕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但小说中这一情节却不见于《明史·王冕传》，也不见于明人宋濂《宋学士文集·王冕传》、清人朱彝尊《曝书亭·王冕传》。吴敬梓如此构造情节，显然旨在借王冕的事亲至孝为世人立一榜样。

除了楔子中的王冕之外，作者于正面赞美人物还有马二先生、杜少卿、虞育德、萧云仙、庄濯江等，他们无一不是崇尚孝道的。杜少卿是书中作者推举的一个极为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有名的孝痴。他甚至“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娄焕文不过是他家太老爷的一个门客，然而当其害病时，就“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虞育德给人家看完葬坟地之后回家，得知有人因父亲病死无钱埋葬而欲跳水自杀后，便马上送给他四两银子，并说:“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寻死的事。”萧云仙因修城工被工部核减追赔不得不回到家里，恰值父亲病死，萧云仙呼天抢地，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心里叹息道:“人说‘塞翁失马’，未知是福是祸。前日要不为追赔，断断也不能回家，父亲送终的事，也再不能自己亲自办。可见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可见在其心中，孝还是第一位的，做官侍君则次之。

吴敬梓在写到那些读书人在仕途上逐渐堕落时，也是以孝悌观念的消退或丧失作为标志的。比如范进参加乡试回来，母亲已经饿了三天;他急忙抱了鸡去集上卖，好买几升米煮粥吃，这可见出他的朴拙和有孝心。可是中举后，母亲归天，却不管大礼上可行得行不得，拿母亲去世一事，竟与张敬斋一起跑到高要县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再比如荀玫与匡迥二人，本来都是诚实的农民子弟，可是科举考中后，荀玫在王惠的怂恿下，竟去谋求范进要将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瞒下，来一个匿丧不报;匡迥为考取内廷教习，母亲病危在家是根本不闻不问且又停妻再娶，人伦可以说是丧失殆尽。

《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吴敬梓心目中，孝悌理所当然是人生修身之本，立命之本，认为一个失去了孝悌之心的人，就不可能成为真儒与名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

由此，我们知道，《儒林外史》中表现出来的孝道观念，与其《诗说》是一脉相承的。表现的都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视与认同。

三、《女曰鸡鸣》与《儒林外史》的功名富贵观念

《女曰鸡鸣》一诗，今人注为:“这是一首新婚夫妇之间的联句诗。夫妇俩用对话的形式联句，叙述早起、射禽、烧菜、对饮、相期偕老、杂佩表爱的欢乐和睦的新婚家庭生活。”闻一多《风诗类钞》也持此种观点:“《女曰鸡鸣》，乐新婚也。”［8］(P235－236)关于这首诗的解释，汉宋诸儒有不同的观点。《毛序》云: “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把这首诗解释为好色不说 (好)德，真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朱熹《诗集传》云: “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3］(P105)朱熹的解释推翻了“好色不好德”之说，但他认为这诗写的不是夫妇相乐，而是夫妇互相警戒，似乎与情理不合，夫妇岂有新婚即相警戒耳。

吴敬梓认为这首诗包含了夫妇相乐的内容，这一点与闻一多及今人是不矛盾的。但他又在此基础上借题发挥，来表白自己的人生态度，即对热恋功名富贵的批判，对于绝意功名富贵的赞赏，特别是对诗中夫妇“优游暇日，乐有余闲”的描写，认为这是三代之民风。而于此，我们就看出了吴敬梓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观念。

关于吴敬梓对于功名富贵的态度，在《儒林外史》中的体现是最为明显的。“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存在诸多争论，有的认为是反对八股科举，比如胡适的《吴敬梓传》［9］(P3－4);有的认为是儒林丑史，比如《儒林外史》批判小组的《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10］(P23－25);有的认为是儒林痛史，比如傅继馥的《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9］(P207);也有的认为是文化反思，比如宁宗一《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11］(P22)。但是不管哪一说，它都是围绕“功名富贵”四字展开的，只有这四字才是全书的核心，才是全书的主脉，因为封建社会文士们围绕着旋转的中心无它，就是功名富贵。于此，业师张锦池先生则一语道破玄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侧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个层面的中心，但作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12］(P364)闲斋老人曾评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也;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也;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层为中流砥柱。”［2］(P255)因此，可以说“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

书中主要人物杜少卿一般认为是吴敬梓本人的写照。［13］(P110)他就是极鄙视功名富贵的，书中描绘他不但在老家天长县散尽家资济人之急，而且写他搬到南京后又托病辞掉朝廷的征辟。还有书中其他作者肯定人物都是反对功名富贵的，比如王冕、庄绍光、虞育德等。以上表明，小说中吴敬梓对于功名富贵的态度与他说诗的本旨是一脉相承的。

在《儒林外史》第33回中，写杜少卿夫妻同游。“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细观杜少卿夫妇，不就是《女曰鸡鸣》诗中夫妇的影子吗?还有作者赞美的奇女子沈琼枝，从有钱的盐富人家中逃走，只身到利涉桥卖文为生。她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自己的人格，尽管作为盐商，富可通国，但沈琼枝视之如粪土、如敝履。而与此正好相反的是，第53回中，写妓女聘娘侍奉陈木南睡下后，梦见自己正穿戴着凤冠霞帔到国公府去，突然从路边走过一个黄脸秃头师姑，一把把她从轿中揪出。梦境固然暗示娉娘最后的归宿，但这里不也正是“诗说”中吴敬梓所批判的所谓“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的生动写照吗。于此，是能见出作者的鲜明态度的。

四、结论与余论

通过吴敬梓的《诗说·七子之母》，比照《儒林外史》一书中的人物与情节，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思想观念中含有儒家的思想，推崇的是儒家的仁孝观念。而通过《诗说·女曰鸡鸣》，我们又会发现吴敬梓是否定功名富贵观念的，这种否定是站在儒家思想上进行的。换言之，若说功名富贵是一篇之骨，那么仁孝则是一篇之魂。而这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以贯之的。

同时，吴敬梓治经说诗的特点是不受汉儒宋儒所限，采取的是斟酌汉、宋，兼取众家的方式，不仅表现出他文学上的深刻见地，而且也表现了他的人生观念和政治态度。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曾借迟衡山说:“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又说道:“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可见，吴敬梓的世变情怀不是严夷夏之防，更不是所谓的倡导反清复明，他只是不满意当权的统治者践踏了传统的礼乐文化，他要借泰伯祠大祭，来助助政教，表达他对当权者的一种希冀与期待。关于这一思想，在《诗说》中也有所体现，如第27篇《秦人不用周礼》内容，吴敬梓说《蒹葭》诗，感慨“秦不能用周礼，致知周礼之人，遥遥在水一方，而不知访求”，而致使“天地闭，贤人隐”［4］(P135)。第28篇《秦之士贱》内容，指出秦国士人贫贱且不见用，而秦王所用的都是非礼非义之士，“吾于其来秦也悲其遇，而犹于其去秦也信其贤”［4］(P138)。也就是说，秦国沦丧了儒家的礼乐，不能以礼待士，因此士离开秦国，是可敬的。此其一。

书中吴敬梓的影子人物杜少卿借病辞官后，与迟衡山说:“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征君辞官还家，也曾感叹“我道不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立下大功，却因筑城而被工部核算为“任意浮开”，追赔得家产荡尽。汤总镇剿灭苗匪，不但得不到擢升，反而落个“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的下场。这些都寄寓了吴敬梓“无道则隐”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诗说》中表现得更是直接。如第17篇《简兮》说:“余反复《简兮》诗，而叹‘硕人’之见浅也。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为?”［4］(P101)吴敬梓反对追求官爵俸禄，认为这种世俗追求，容易落入他人的罗网之中，若能像高飞的鸿鹄，远离尘嚣，则会避免中了“弋人”的机关。若不得已而出仕，则应抱关击柝，恭奉其职。若不得志，就应该退隐田下，洁身自好。此其二。

研究《儒林外史》内容，曾经有过一种说法，那就是认为吴敬梓的思想存在一种转变，是“封建家庭的浪子到封建阶级的逆子”、“从笃信儒家思想到竭力追求民主思想”。如果联系《诗说》内容，我们发现吴敬梓还不能说是“封建阶级的逆子”。因为，他用来批判当时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制约下的世道人心的武器，是儒家原教旨的礼乐文化，他并没有走出儒家的诗教传统。吴敬梓在《诗说·豳》中曾引王安石对《七月》的评价说:“仰观日星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以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4］(P143)再联系上面述及的《鸡鸣》内容说:“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时，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又说:“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其所关于人心政治者，岂细故哉!”这些，若与《儒林外史》中泰伯祠大祭联系起来看，就更会看出吴敬梓的理想不过是要用上古礼乐社会来对比当时世风的浇薄。我们还看不出吴敬梓有什么背离封建主义、走出儒家思想的迹象。只能说，吴敬梓是用儒家原始的“礼”来补助当时主宰人性的“理”，用儒家原教旨的礼乐文化来取代科举制度下腐蚀士人的所谓名士文化。此其三。

要之，说《儒林外史》包含着吴敬梓对“明清文化世变的历史反思”［3］(P33)，固是无差，但这还不是《儒林外史》的本旨所在。显然，业师张锦池先生认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在“悲怆的缅怀三代”［14］(P51)，是一语中的的。因为，这不但与吴敬梓说“诗”的精神是一脉的，而且也正如同吴敬梓在楔子中借王冕之口所说的那样: “以仁义治天下，则何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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