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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评述

2011-08-15蒯正明

关键词:贝克全球化民族

蒯正明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贝克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评述

蒯正明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当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影响和播撒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和国际交往层面上,它还表现为风险的全球化。各种风险犹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由此造就了一个风险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对此,贝克较为系统分析了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治理全球风险社会的思路和对策。但由于贝克没有真正诊断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病因”,不能做到“对症下药”,也由此制约了其“药方”的有效性。而人类社会要走出全球风险社会的困境首先就要彻底颠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代性的整体改造。

贝克;全球化;风险社会;评述

当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影响和播撒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和国际交往层面上,它还表现为风险的全球化,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波及全世界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近年来所发生的SAS、禽流感、金融危机、核辐射就是典型的例子,就连“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也已经“全球化”和“普遍化”了。而对于全球风险问题的研究,首推德国学者贝克,他试图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来解答全球风险社会的动因、景象,指出当今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思路,形成较为完整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

一、现代性危机与全球风险社会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这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对此,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特征、性质或状态。它与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然而,现代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历经沧桑,既在经济与社会的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令人深思和忧虑的困境和问题。人们普遍感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成功地解决了传统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同时也衍生出大量的新问题,这些问题较之传统社会留下的老问题更加严峻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不能不引发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深入反思。这个反思过程使“现代性”这个概念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逐渐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保守型的,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是不可超越的,当代社会仅仅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如福山就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已无可匹敌,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政治制度”[1](P85)。另一种是以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激进型的社会理论。他们认为旧的“现代性”概念已经不能再用,断言目前的社会状态是属于“后现代性”的。

该如何看待理论上的分歧和现代性引发的危机问题?贝克指出:“讨论变得毫无头绪,就像社会的发展一样毫无头绪。”[2](P15)为此,需要“根据历史阐发新的范畴、新的对立观点、新的理论框架,即开拓出一片有关社会、社会学、政治的思想空间,使得人们可以用各种色彩、经验、生活来充实与其相关的理论框架”[2](P11)。在此基础上,贝克把现代化分为“简单 (或传统)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两种,前者被他解释为“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抽离、然后再重新嵌入”;而后者被他解释为“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接着再重新嵌入”[3](P5)。通过“自反性现代化”这个概念,贝克试图反复强调现代社会从“简单现代化”阶段进入到“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自发性。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本身就包含着不断自我消解、自我创新,将自己从一种形态演变为另一种形态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凭藉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当然也削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形态。在这个新阶段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这便是我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3](P5-6)“‘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 (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3](P5)在对“自反性现代化”所做的讨论中,贝克引入了“风险社会”的概念。

他把“工业社会”与“简单现代化”相对应,而把“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相对应,认为“风险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继工业社会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它不是与现代社会隔离的,而是有共同基础的传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3](P8-9)正是由于传统现代性即“工业现代化”的“自反性”——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个体的不断强化的理性控制手段反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失控”和“风险”,导致了“工业现代化”走向自己的反面或对自身的否定。在这一阶段,“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4](P44)。

而且随着工业化急剧扩张,这种无所不在的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工业文明将转变为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杯’赛”[5](P82)。它已经跨越生产者和消费者、富人和穷人的界限,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危险。“风险社会的组织结构再次把本来有严格分界线的领域,如自然问题、民主的民主化及国家未来的角色等等联系起来。”[5](P6)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了挑战,并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民选择了新的且意料不到的社会与政治形式”[5](P1)。即世界风险社会。

二、全球风险社会景象下的“风险共同体”

综上所述,全球风险社会是世界历史 (或全球化)条件下风险全球化的产物,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客观境遇。那么全球化背景下,当今社会风险的具体表现有哪些方面呢?依贝克所见,主要为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森林面积锐减,土地沙漠化加速,自然灾害也越来越频繁,同时空气、水和食物遭受污染,使人们呼吸污染的空气,饮用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等等。与此同时,病毒基因的突变与重组导致新的致命性传染病的出现和肆虐:疯牛病、艾滋病、口蹄疫、禽流感等威胁人类的生命。而且随着生产的扩大,资源短缺的问题也日益明显。

第二,经济风险。主要表现为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日益加大贫富差距。对此,贝克指出:“在最近的10年间,贫困到处在加剧。联合国称,目前超过24亿的人口正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环境下,较前一个10年有显著增加;12亿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差不多数量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居住、健康和教育服务;超过15亿的人口正营养不良。这并不是因为没有食品,或者存在太多的匮乏,而是因为不断加剧的对贫困的忽视和排斥。”[5](P7)

第三,技术风险。科学技术的进步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有其负面的效应,尤其在人类已经进入核技术时代、基因技术时代或化学技术时代的今天,“有大量的关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负面作用对人类造成风险和灾难的例证,而且像那些与化学污染、核辐射、转基因组织等密切联系的风险和灾难在一定层面上已经超越了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6](P33)。而且技术本身属于科学的范畴,它是允许试验,允许失败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一位‘错误女神’,因为只有从无数次试验和实验、无数次推翻和重复、无数次失误和错误中才能孕育并诞生出科学”[6](P32)。可是在核技术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的今天,一旦科学的失误和错误就会使整个人类和地球面临巨大的威胁。其结果是“科学这一‘错误女神’在不能试验、不能重复、不能出现一丁点错误的情况下,只能用虚幻的安全光环和教条教义来充当工业社会之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卫道士和守护神”[6](P32-33)。

第四,恐怖主义和军事冲突。贝克认为,在未来,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作为要挟的资本,而恐怖主义的危险“将成为此界风险社会的新型危险源,这种危险会越来越普遍”[7](P45)。而且贝克认为,从“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盛行,并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进入泛滥期。“从全球化的角度看,‘9·11’事件的主要意义是恐怖主义组织因跨越国家疆域而弥漫全球各地,从而使恐怖攻击活动得以穿透特定国家的主权界限,而对全球、区域或国家产生极大的威胁;恐怖活动威胁了每一个个体的人身安全、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安定,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 (族群、宗教与文明)的军事冲突,从而使得国家及国际安全的含义更加扩大及复杂化。”[4](P48)同时,随着人类资源的日益减少,人类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也是可能的。对此,贝克指出:“出于绝望 (或出于对政治绝望的掩饰),人们可能动用武器去掠夺他人的生命资源。生态的破坏 (如孟加拉国发生洪灾)可能造成大量难民的逃亡,而这些难民又被卷人到战争冲突中。或者交战的、遭受战争大败威胁的国家可能会采用‘最后的武器’,毁灭自己或他人的核电站和化工厂,以此威胁交界区域以及大都市的人身安全。人们可以无限地幻想、重组各种恐怖的危险源。齐恩称之为‘毁灭性螺旋’,其后果是各种危机融合在一起,最后导致巨大的危机。”[7](P46)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整体性冲击,贝克认为,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今天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利益共享、命运共担的空间,人们在分享现代性成果的同时,也同时承担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恶果,任何一个地方所出现的风险都可能会波及整个人类。“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5](P3)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益共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被捆绑在一起,加深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而且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个角落,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素质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第二,风险共担。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口”、没有“他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国家和个人能置身于风险之外,甚至要承担其他国家或地区制造风险所带来的代价。对此,贝克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我们以多么聪明和多么尖锐的方式批评‘他者’,我们都注定要与这些‘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风险的世界之中,而且由于这个世界处在风险之中,所以我们不仅会受制于它所具有的各种支配性权力,而且也会受它所具有的那些伤害自我的危险、腐败、苦难和剥削的污染。”[8](P209-210)第三,代价和责任的二重性。与风险全球化相对应的是,全球风险问题的解决也必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5](P21)。因此,它需要国家之间作出合理的妥协和让步,约束自己行为,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担集体的责任和义务。

三、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思路和对策

贝克认为,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我们现在需要进行范式转换”[8](P217)。那么该如何转换呢?贝克认为“那种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因为全球化在增大对国家提供保障、管理风险方面的需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国家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同时,人类大量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力量得不到跨国性机制的有效约束;当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性或全球性风险时,缺少有效的世界性的机构来弥补这个‘权力真空’”[4](P51)。为此,在世界风险社会里,要实现有效风险治理就必须扩大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以实现可预见的全球化。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应对全球化不能寄希望于出现超国家大国或世界国家,而要依靠各民族国家‘同心协力’。各民族国家必须相互协调,建立起联络网。”[7](P135)

因此,在贝克看来,应对风险全球化的治理形式不能再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各民族国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对自身利益进行重新审视、定位,并自觉地对其施加合理限制。在这样的跨民族治理形式中,第二次现代性的基础体制——跨国协商与合作体制——开始显现出来。正如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所阐述的,世界风险社会要具有反思性,需要做到以下三个层面。第一,社会成为自身的问题:全球危机促成了全球的相互依存,并且一个 (潜在的)世界公共领域的轮廓实际上开始形成。第二,文明的自我危害的被认识到的全球性,引发了一股对国际机构合作的发展起作用的政治上可塑的推进力。第三,政治边界被逐渐去除:以一种亚政治 (sub-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格局(constellations)。并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相互排斥的信仰的联合”[5](P25)。

那么该如何实现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呢?需要强调的是,贝克所强调的政治合作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民族国家间签订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在贝克看来,这种形式已经难以应付全球面临的风险问题。虽然说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离不开各民族国家的通力合作,但是,一方面由于各国所坚守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和其所奉行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会导致全球性重大问题的难以解决;另一方面,当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人们难以确定责任的主体,从而造成了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的产生。为此,贝克提出了“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模式的概念。

贝克认为所谓的“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模式主要指:“互斥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的转换关系被一种能够产生国家联邦的复合框架所代替,而这种联邦以‘全球—地方’的形式立足于世界,重新确立他们的特殊独立性。”“作为应对全球化的一套方案,跨国国家就是彼此联合,建立起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区域主权和身份认同。他们既是合作国家又是独立国家,在合作国家基础上的独立国家。换言之,国家之间的联合为后民族国家开辟了新的行动空间。”[7](P136-137)由此可见,贝克这里所指的 “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并不是要否认或取消现有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社会和政治治理的新形式,而这与民族国家独立性并不相矛盾,只不过民族国家需要放弃坚持的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和立场,为达成合作而合理地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对此,贝克也强调:“只有当专属主权被相容主权的观念取代时,上述观点才能成立。”[7](P137)

那么具体如何实现这一模式呢?为此,贝克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法律和平主义原则;二是国家间监控的联邦制原则。

第一,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法律和平主义原则。一方面,在解决国际冲突中,国际法和司法机构的建立与完善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国际法和司法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用和平手段解决跨国冲交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在跨国制度中,法律和平主义这一支柱只是调解矛盾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它只是将国内矛盾的调解应用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调解。数百年来的历史也说明国际法庭的相悖作用——当没有用到它们的时候问题总是得以解决,当用到它们时却恰恰坏了事。尽管时下修改国际法基础条文的要求非常普遍,但是谁都不当真认为这能起什么作用。但即使如此,贝克依然强调:“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跨国间法律办事处不再是奢侈的摆设,它们早已成为各个国家在全球时代的必需,其原因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越来越多的行动领域中所丧失的不是规范的法律裁决,而是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力量。出于单独的国家在执行如互联网、征税和解决失业问题以及打击经济犯罪方向的战略时往往孤军难鸣。”[7](P138)因此,贝克认为,为了提高法律贯彻执行力度,为了开辟更大的监督空间,民族国家必须要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于合作的跨国权力机构,这也就是贝克所强调的第二个原则,即国家间监控的联邦制原则。

第二,国家间监控的联邦制原则。“跨国联邦制度指独立的国家积极主动融入国际联合行动中,这样它就能够以一个全球地方国家的形式重获权力,并限制跨国中心的权力。”[7](P139)贝克认为联邦制度应用到各国之间关系上的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它对权利的控制既非自上也非自下,而是来自水平,因此它对于实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对于法律和平主义的贯彻执行,进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贝克也强调了控制各个国家的机构不能是超国家的,因为,“一个超国家机构要么发挥不了作用,要么被强权垄断,以致形成世界国家。一个不会有人愿意看到的专制产物的诞生。此外,没有冲突的解决制度就把多样的个体统一起来的机构是极其脆弱的”[7](P138)。由此可见,跨国联邦制度并不是要将世界整齐划一,而是承认并平等地对待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差异进行限制和调节。也更不是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而是为了改善世界目前的状况,使人类文明得以保持和发展,必要时牺牲一部分本民族利益。正如贝克所说的:“它意味着让渡国家主权的同时赢得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政治发展力量。”[7](P139)“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与他国合作中作为后民族国家重新建立并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发展空间。”[7](P138)

四、几点评述

历史地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风险确实与我们先辈们所面临的风险不同。过去人类所面临的风险更多的是个体的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层面的,是来自于人类无法理解的自然和自发的社会环境,风险相对于具体的个体和群体而言总是外部的、局部的、偶然的和随机的。今天,“风险社会”时代,人类面临整体性风险或者受到深刻广泛“负影响”的可能危机与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并非自然的、外部的、局部的、偶然的和随机的,而恰恰来自人类正在经历、正在建构且无法逃避的现代社会自身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的内在“硬伤”和“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贝克确实把握了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病”,并不遗余力分析“病症”和“病因”,比较敏锐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内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开出了治病“药方”,探寻人类社会走出全球风险社会的出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贝克却忽视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示的现象——自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之日,社会整体的风险已经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副产品”而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如影随形起来,只不过今天这个“副产品”开始从人们关注视野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贝克更愿意相信工业社会已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模式酝酿了我们今天可能出现的风险社会,“我坚持认为,工业主义这一显而易见的独立自主系统业已违背了其逻辑、超越了其界限,由此也开始了一种自我 (self-dissolution)的过程。这种彻底的转向乃是当下这个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现代化正在变为自反性的 (reflexive)”[8](P216)。然而他也只找到了问题的浅层次根源,其深层次根源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示的现代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运作逻辑,或者说以“物”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认为促使现代性生成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因此,无论是现代社会风险还是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其背后的推动力量都是“资本”。资本具有运动和扩张的本性,这种运动和扩张的本性一方面创造了物质财富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资本增值的逻辑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一系列冲突,这就是“资本逻辑悖论”,可以说资本是现代性一切冲突和矛盾的源泉。同样,现代性“风险”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扩张的结果。“资本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西方国家决不会满足于狭小有限的国内市场,必然要将逐利的触角伸向更广袤的海外市场。”[9](P33)对此,马克思一语道破,他指出:“在资本扩张性的推动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0](P813)而贝克等对全球风险分析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忽视了风险社会与资本社会的内在关联,这也决定贝克难以找到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症结和关键动因。

就贝克为“医治”全球风险社会所开出的“药方”来看,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贝克主张通过构建所谓的“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模式,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社会和政治治理的新形式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贝克这一思路是建立在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应该说这一思路是富有建设性,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这一方案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也有贝克一厢情愿的味道。且不论当前各民族国家宗教信仰、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当今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的相互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危机和发展冲突的恶性事件都可能被扩大化,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甚至是干预,这也为某些国家操控媒体和世界舆论,推行霸权主义和新强权政治提供了借口和机遇,进而使世界民主的实现变得极为渺茫。2003年3月,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重新获得对海湾地区石油战略资源的控制权,以便从海湾地区掠夺大量低价石油。[11](P39)2011年西方多国军事干预利比亚也是典型的例子。

此外,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主导的世界中,在以“物”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依旧处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要求各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让渡出自己部分利益以实现贝克所提出跨国联邦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如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仅实行“技术垄断”,而且往往会利用其操控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投资饥渴症”,将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无疑会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风险,而自己则坐享由“技术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同样,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美国这样一个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却没有签署该条约。2011年的德班大会更加活灵活现地体现了贝克所提出的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方案的不现实性。而导致会议成果寥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发达国家表现出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和姿态。比如,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明确表态反对,加拿大甚至信誓旦旦地宣布很快将退出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的表现实在让人心凉,它们在向世界活灵活现地展示:这仍是个国家自私主义横行的世界。”[12]“各国在气候问题上都能拿出各自的减排时间表,但却不能在统一的时间安排上点头。德班会议的失败,再次反映出了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功利主义心态,但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是,怀揣这样心态的国家和地区,变得更加不分贫富。”[13]因此,“在资本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任何与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要求相违背的约定都是一纸空文!”[14](P134)因此,贝克所开出的“药方”一方面由于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真正诊断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病因”,不能做到“对症下药”,也由此制约了其“药方”的有效性。而人类社会要走出全球风险社会的困境就首先要改变这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从“物”到“人”的转移,真正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1]杨生平.自由民主的理念真的已无可匹敌了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3).

[2]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3]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5]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 (上篇)[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7]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M].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

[9]夏云.西方文明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吴茜.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危机的加深[J].理论与改革,2010,(4).

[12]德班展示西方赤裸裸的自私[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1 - 12-12/332072.html.

[13]全球化的功利思想是德班会议失败的根源[EB/OL].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1-12-12/111514626.html.

[14]庄友刚.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对风险社会的二重审视[J].探索,2004,(3).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ent of Baker’s Global Risk Society Theory

KUAI Zheng-ming
(Marxism Institute ,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China)

In contemporary,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Impact of 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stay in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vel,it also showed the globalization of risk,the various risks in the human head hanging like the sword of Damocles,and thus created a world of risk,out of control world.In this regard,Baker analyze the global risk society theory,put forward the idea and measures of global risk society’s governance.However,Baker did not really diagnose the“cause”of global risk society,so he can not give the right answer.To human society ,if it want to get out of the plight of the world risk society ,it must overturn the“objects”as the center of the development logic,and on this basis,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as a whole.

Baker;globalization;risk society;review

D0-05

A

2095-0292(2011)06-0011-07

2011-12-15

蒯正明,温州大学马克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 孙广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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