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论析
2011-08-15邹文贵
邹文贵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论析
邹文贵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誓言体战争散文是与先秦五礼之一——军礼相伴而生的。它的文体特征主要有三:一是三权交汇的强制话语;二是简要明晰的双重结构;三是堂皇正大、果决严厉的语体风格。能够较好地解决权力意志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成熟早、定型快的主要原因。
誓言;军礼;强制话语;社会认同
先秦时期，有关誓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盟誓约言，一类是战争誓言。前者用于结盟缔约，后者用于战争动员。两类誓言功能不同，各有所用。本文拟探讨的对象是后者，更准确地说，是载入史籍、录为文字的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
一、誓言体战争散文的缘起
口宣为言，书写为文。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直接根源于先秦的战争誓言。而战争誓言的产生，从现有的先秦文献看，又直接根源于先秦五礼中的军礼。
所谓军礼，简而言之，就是一系列有关兵战攻伐的行为规则。考虑到先秦时期较长时间内兵民合一的特殊情况，我们又可以把“此时”的军礼分为军礼与准军礼两种情况。
1.准军礼与誓言
孔子曾经讲过:不教而战，是为弃民。这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代民言说。当然，战争体大，它不仅仅关系到百姓的死生，更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所以作为统治者对战争不能不格外重视。重视的具体表现就是和平时期对武事的讲习与演练。对于这种和平时期制度化、规范化的武事讲习与演练，我们姑且称之为准军礼。《周礼·夏官》中对这种准军礼曾经作过如下的记载: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礿。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狝田，如蒐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阅……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遂以狩田……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骇，车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馌兽于郊。入，献禽以享。
《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以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
《周礼·夏官》、《礼记·郊特牲》所记载的四季田猎，古人给它一个专门的名号，叫做“大蒐礼”。并且认为它是“礼之大者也”。“大蒐礼”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四季之中，蒐、苗、狝、狩，主要的目的不在于猎获野兽，获得食物，而在于借助各种不同的田猎方式多方面地训练属众，演习战争。它的军事色彩极其鲜明。在这样的准军事行为的演练中，我们注意到誓民与听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作用则是控制与约束属众的准军事行为，进而有序而且有效地完成当下的猎狩任务，当然也包括将来的杀敌任务。
据此而言，准战争誓言与准军礼是并时共生的。
2.军礼与誓言
与准军礼相似而有别，军礼是应用于实战攻伐之中的。我们可以把战争分成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加以叙述。
卜问与祭告，这是战前之礼，意在预测成败、求得神灵 (包括祖灵)的保佑。
《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
《周礼·春官》:凡国之大事，先蓍而后卜。
《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于庙堂之上以决吉凶。
请战致师、进退金鼓，这是战时之礼。当然，战时之礼并不仅限于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小人所腓》中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逸周书·克殷》: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
《左传·庄公十年》:公与之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
《左传·哀公十一年》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
《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献捷与吊问，这是战后之礼。胜则献捷，败则吊问。
《周礼·夏官》: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铖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王吊劳士庶子，则相。
前所叙及之外，在实战军礼当中，当然少不了誓众之礼。
《周礼·讶士》曰: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
《周礼·秋官·士师》曰:誓，用于军旅。
《左传·闵公二年》:里克谏曰:……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
《左传·成公十六年》: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后，……王曰:“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
由上述三则材料可知:誓众作为军礼之一，它是临战之前的一种动员仪式与约戒仪式。
以上我们主要引用了周代的文献材料，来说明誓言与军礼相伴而生的关系。那么，周代以前，夏商两朝是否也如此呢?《论语》之中，孔子有云:“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也就是说，三代之礼，虽然有革有变，但同时也有承有因。军礼而有誓众，这是三代相因的。《司马法·天子之义》中说:“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看来誓众之礼，不仅三代如此，甚至还可以远溯到虞舜时期。
有誓众之礼，自然有誓众之辞。有虞氏誓辞已经无从得观，但是，《尚书》、《左传》、《国语》中却给我们留下了七篇誓辞。即《甘誓》、《汤誓》、《牧誓》、《秦誓》、《费誓》、《铁誓》以及勾践伐吴的誓辞。这七篇誓辞当然不是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的全部，但是，管中窥豹，亦可以略见一斑。
二、誓言体战争散文的基本特征
1.三权交汇的强制话语
誓言体战争散文，古人简称为誓。汉代伪孔安国《尚书序》中把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认为一部尚书，“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分《尚书》为“十体”，也把誓作为一种专门文体。南宋陈骙在《文则》中讲:春秋八体，其“二曰誓，谨而严”。誓既然自成体式，那么誓体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古人的解释大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着眼于誓体功能，把它解释成用于军旅的约戒之辞，一是着眼于誓言主体也就是誓言的发出者，把它界定为“三代王言”。前者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为代表，后者以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为代表。
《文体明辨序说》云:按誓者，誓众之词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词，如书称禹征有苗誓于师，以及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
《文章辨体序说》: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
对于誓体特征的两种解释无疑是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当，今天看来，当然也各有未尽。如果在此基础上两说兼顾，顺势发挥，我们认为誓体的主要特征似乎可以做如下的表述，即三权交汇的强制话语。
首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誓体功用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强制性特点。因为事关国家大计，事关存亡安危，所以誓体之文既不同于君臣谋议之“谟”，也不同于一般的以上谕下之“诰”。它所表达的征伐意志是不许质疑的，是不可动摇的，是必须坚决贯彻的。前所胪列的先秦七誓中，《秦誓》是一个例外，属于誓之变体。其他六篇，在强制性特点的表达上，几乎如出一辙。
《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牧誓》: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费誓》:(如不惟命是听)“汝则有常刑!”“汝则有大刑!”
《铁誓》: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
《勾践誓越》: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
听命则生，则赏;违令则死，则罚。如此以杀罚生死相威慑，恐怕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命相令，是“最高级别”的强制性话语。
其次，作为一种强制性话语，它并不简单地来自于王权与“王言”。准确地说，在这种强制性话语中，它交汇着神权、王权与军权。换言之，正是因为三权交汇，才生成并凸显出先秦誓体的强制性特征。
所谓王权，指的是国家的统治权与管理权。所谓军权，指的是军事征伐的决策权、进退攻守的指挥权。作为天下共主或者一国之君，这两种权力往往一身二任。所谓神权，指的是神意的掌控权与践履权。先秦誓体与此后理性自觉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三权并用，发号施令。王权与军权无需多说，神权的运用是先秦誓体最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地方。无论是出于对神意的真诚信仰，还是半信半疑，抑或某种意义上的“神道设教”，先秦誓辞的发出者无一例外地打出神意旗帜，“替天行道”，并以此为根据，进而表达自己有关攻伐的强制性的话语。
《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铁誓》: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
《勾践誓越》:今寡人将助天灭之。
王权、军权已经极其威严，进入理性自觉时代之前，神权更是不可违背。三权在握，由此布令，其强制性色彩当然是后代的同类文体无法望其项背的。
2.简要明晰的双层结构
前面讲过，誓言体是战前动员令与攻击令。誓众之时，已是大战在即，所以不可能洋洋洒洒，长篇累牍。它的篇制相对较短。从结构层面上说，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何以出征，强调出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第二个层次讲如何进攻，强调进攻方式与进攻纪律。前者是为了统一思想，后者是为了统一行为。以此约戒，从而确保战争目的的最终达成。
《甘誓》之中，启征有扈，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根据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按照刘起纡先生的解释，五行乃五星运行，三正指王朝大臣。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不攻伐就不足以平天怨、去人怒。这是誓言的第一个层次。
誓言的第二个层次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看来，启征有扈，已用车战。兵车将士必须各司其职，奋勇作战。听命则赏，违命则诛。显然，这里讲的是进攻方式与作战纪律问题。
《汤誓》一篇，也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讲夏桀的罪行。一则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再则曰: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总之是夏桀祸国殃民，当征当伐。第二个层次对将士提出明确的要求:必须追随响应，同心同德，戮力而战，攻打夏桀，否则“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牧誓》、《铁誓》、《勾践誓越》也都是双重架构，此不赘言。《费誓》的结构情况略显特殊，这里小作说明。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穽，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誓言里讲的几乎都是战备要求，而且十分周详。有关征战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方面并未提及。把它视为一个誓体变例，当然可以。但是分析起来，也是事出有因。淮夷、徐戎与鲁人“族类”不同，在“淮夷、徐戎并兴”的情况下，抗击异族，保家卫国，其正义性与必要性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天经地义”，所以思想方面也就无需统一。
3.堂皇正大、果决严厉的语体风格
誓体作为一种话语，它的语体风格是别具一格的。它无需引经据典，也不必娓娓而谈，它讲究的是实用与适切。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先秦誓体的语体风格，那就是堂皇正大、果决严厉。
先说堂皇正大。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当然有很多，其中，最不能忽视的是军队的士气与斗志。要想让自己的军队士气高昂、斗志旺盛，那么就必须师出有名。道理很简单，理若不直，何来气壮?
可以说，先秦誓体是非常重视“理直”的。前面论到誓体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次就是为了解决“理直”问题的。启伐有扈，是因为有扈氏天怨人怒;汤伐夏桀，是因为夏桀祸国殃民;武王伐纣，是因为商纣崇长多罪逋逃，“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赵简子攻打郑师，是因为郑国反易天命，“弃君助臣”。勾践征吴，本无所谓道义可言，但是，誓众之时，也把吴王说成是“不贤”、“少耻”与天不佑助。出师既然如此有名，表达上又是简捷明快，那么，誓众的言语辞气之中自然生成一种堂皇正大的气象。
再说果决严厉。从誓体的性质上讲，它表达的是一种权力意志，是一种强制话语，它的语势是居高临下的。从誓体的实践品格来看，它又是势在必行、势所当行，是言出行随，必须恪守的。这样的性质与品格直接地决定了誓体的语言风貌:它不能是柔婉的，不能是含糊的，不能是征询性的，它必须是果决严厉的。
果决严厉首先表现在征伐意志的表达上。《甘誓》云: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云:“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牧誓》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铁誓》:“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勾践誓越》:“今寡人将助天灭之。”言语表达上一步到位，决不拖泥带水，态度明确而又坚决，大有一种一往无前、凛然不回的况味。
果决严厉还表现在对战争纪律的申戒上。《甘誓》云: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汤誓》云:“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云: “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勾践誓越》云:“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以赏相劝，尤其是以刑相威，出语凌厉，寒气逼人。军令如山的感觉令人油然而生。
三、誓言体战争散文评说
虞舜时期是否有战争誓言我们姑且存而不论，誓言体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有关《甘誓》的真伪，虽然学术界还没有绝对地达成一致，但有一种认识目前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那就是作为临战誓言，《甘誓》并非出于伪托，是基本可信的。只是它的写定时间可能在商代，或可能在周代。如此说来，誓言体战争散文无疑是一种产生较早的战争应用文体。其次，自夏以往，一直到春秋时期这几篇誓体文章，在体貌风神上，高度相似，如出一辙。据此而论，誓言体战争散文又是定型较快，相对早熟的战争应用文体。为什么誓言体战争散文定型较快、相对早熟呢?我们认为，此中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誓言体战争散文它有特定的适用语境、特定的发出主体与特定的功能取向。它的特定语境就是战事在即，应对战争。它的发出主体是王、是君，或者是君王的授权人。它的功能取向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语境、主体、功能，此三者的单一性与特定化，无疑有助于誓言体战争散文的较早定型与成熟。
其次，誓言体战争散文比较成功地协调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力意志与社会认同的矛盾，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它的号召力与驱动力问题。
无需多言，就人性的自然性而言，生存需要，这是生命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战争是与死亡直接相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征战攻伐，强制是必须的。但是问题在于要想打赢一场战争，仅靠他律强制，仅靠权力驱动，压制人的自然性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从人的社会性入手，唤起人们人性之中的社会性，唤起人们的社会认同，把战争行为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由强制转化为自觉。简言之，就是把权力意志与社会认同协调起来，使二者交融互渗，你中有我。这样的战争动员才是强大有力的。
纵观先秦誓体战争散文，可以肯定地讲，作为誓体的发出者，他们对此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当他们面向兵众演说征战理由的时候，他们给出的说法都是堂皇正大的，都是大众能够接受，能够认可的。
《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实际情况如何，姑且不论，但是，用顺天应人来概括《汤誓》、《牧誓》以至其他先秦誓体战争散文所表达的征战取向的确是十分恰当的。
由于找到了克服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力意志与社会认同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所以先秦誓体战争散文也就可以以此为范式，只要在时代感、历史感方面适当地作出损益调整即可大功告成。别出心裁，另起炉灶，已经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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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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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玄，等.周礼［M］.长沙:岳麓书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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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零.司马法译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I207
A
2095－0292(2011)02－0072－05
2010－12－17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先秦战争文学研究”(08e052)。
邹文贵，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薄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