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婷

（天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741000）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新解翻译“媒婆”论

魏 婷

（天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741000）

跨文化交际；翻译“媒婆”论；翻译比喻

翻译学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当今以跨文化交际为主要活动和目的的“全球化”过程中，翻译已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以往传统语文学阶段对于翻译“媒婆”论的比喻受到了历史的批判；然而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翻译与媒婆在交际功能上有其一定的相似性，依然有其积极的因素，可以为翻译的发展给予些许启示。

“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或多现代主义时代。”（贾玉新，1997：506）[1]随着科技的发展，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多文化的交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之间、文化群体之间、乃至个人之间都迫切地感受到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呢？简言之，“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贾玉新，1997：23）[1]从这个意义上看，但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就属于跨文化交际。然而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主要是针对两个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以其中某一文化的语言符号进行交流。那么不懂其它文化群体的语言符号就不能与其进行交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今社会，许多商贸合约、法律文书都是以多语形式出现，它们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起到了“跨文化交际”的作用，只是它们不是以单向、线形的模式展开，而是寻找到了某个“中介”，以此到达文化彼岸的。这个“中介”就是翻译。

一 翻译史上的“媒婆”论

1 翻译学的发展

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其历史源远流长;然而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其历史却是“屈指可数”的。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阶段和当代多学科阶段。各个阶段，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的本质都有不同的认识：第一阶段的研究者们主要从翻译的功能的角度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来描绘翻译的本；第二阶段的研究者们则是基于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的“等值”做了规定性的描述；而到了第三阶段，研究者们打破了以往对翻译局限性的认识，将它与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哲学、文化等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门开放性、综合性、独立性的学科。从这三个阶段来看，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无疑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维到多维，由片面到全面，由蒙昧到科学的过程。然而，这并不代表先前阶段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无用的。前人有许多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时至今日仍有研究价值。比如中西学者都对翻译进行过一系列的比喻，有“绘画”、“雕刻”、“音乐”、“表演”、“奴隶”、“镣铐”、“叛逆”、“投胎转世”、“桥梁”、“画家”、“演员”等许多喻体，其中还有将翻译比作“媒婆”的，这个比喻对于今天的翻译研究依然有一定的意义。

2 翻译“媒婆”论的提出

“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这是郭沫若在1921年1月15日《时事新招·学灯》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止。”(陈福康，2000)(刘祥清，2008:164)[2]这一理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干文学先驱的强烈抗议，以至最后郭本人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自此以后“媒婆”论似乎成了人们研究、发展翻译的一个反面的教材，成了批判的对象。只要提到翻译“媒婆”论，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其看作是一种保守的、封闭的、落后的甚至是错误的翻译论，因为它将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完全对立起来。

其实，将翻译比作“媒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何所谓为媒婆？中国古代男女交往不象今天这么开放，但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求人们组建家庭，繁衍后代，于是媒婆作为一个职业便应运而生。她在不相识的男女之间穿针引线，介绍情况，成人美事。就这一点而言，翻译还真有点“媒婆”的味道：通过译文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通过文字了解其它文化，难道不象是男女双方通过媒婆的话语介绍，相互相识吗？因此笔者大胆猜想：郭氏“媒婆”论的提出是有一定依据的，而对“媒婆应稍加遏止”可能是出于当时新文化运动，迫切需要国人自己创作的新的白话文而有意提出的，并非对此认识不够；而后来承认错误，也是迫于其他同行的舆论压力或借机重塑“翻译”形象的需要。当然今天再去为已逝的言论辩护，已无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媒婆”论对当今翻译活动的些须启发。

二 翻译“媒婆”论新解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跨文化交际的定义，现在我们来看看翻译这位“媒婆”在跨文化交际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际时，他们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个编码、译码的过程。可当交际的双方无法产生编、译码时，就需要一个完全中立的介质对原信息进行解构，转换成信息接受者能够理解的语言符号。前一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媒婆的工作，她通常是在不相识的男女之间（在此我们可以将男女双方看作是两个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代表），通过对一方信息的了解、阐述而使信息链条上的终端可以接受到信息（比如对方的年龄、相貌家庭等）。这样看来翻译这位媒婆在跨文化交际时集编、译码两项重任与一身，成为交际双方编、译码活动的合成体。她承担了原本属于交际双方的活动，成为有效交际的“领路人”。这难道不是翻译所应具有的职责吗？当然，翻译的定义始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也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科技发展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但无论哪个时期，无论哪个流派，人们对翻译都有一个共识：翻译应是一个尊重原文及译文语言规范，由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文各层次（词语层次、句法层次、篇章层次、风格层次等）的特点，而又能使译文读者最大限度理解并接受原文信息的实践活动。媒婆的工作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首先，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媒婆了解男女双方的个人和家庭情况以及基于这些这些情况而产生的择偶标准。这就犹如翻译过程中对原语、译语所处的两种不同文化群体的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刘宓庆，1998)[3]，即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真正的信息：比如通过双方的自述或他人的阐述得到的男女双方的人品、性格、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双方个人和家人的理想对象。其次，媒婆便应约来到另一方的家中，将其了解到的情况陈述给对方，并征求对方的意见。我们应注意到“陈述”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双方的观点和想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犹如先在深层结构上思考译文，再在表层结构上将其表达出来一样，起到了沟通、中介的作用。而“征求对方意见”显然是为了提供更多的信息，打消疑虑，从而促成双方的“满意”。如此看来，媒婆的工作不仅牵涉到她本人，还包括相亲的男女、双方以及他们的家人。在这一点上与当前对于翻译主体论中的一种观点不谋而合（翻译的主体应包括原文、原作者、译者、译作和读者）。译者就不用说了，原文和译文分别指男女双方的情况，而原作者和读者自然就是相亲的男女双方及他们的家人了。

诚然，翻译是一个双向的、反复的实践活动，应受到原语和译语双重文化和语言系统机制的制约，媒婆又何尝不是呢？她总是穿梭于男女双方之间，代表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撮合双方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过程不亚于译者对原文与译文之间各个层面上的不断校正与修正，最终完成信息转换的复杂过程。两者都是历经数次“协商”（媒婆是在男女双方之间就基本信息和有关婚礼细节上进行磋商，而翻译则是在两种文化和语言符号系统间寻找最佳结合点），都要尊重双方的规范要求（媒婆要满足男女之间就婚姻、对象以及其相关的其它方面的要求，而翻译则要考虑到原文、译文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平衡，以及原作和读者的内心感受），都以最终的“和谐”为目的（媒婆以成人之美为目的，而翻译则是以两种文化和语言的转化为目的），最终行为的结局都具有积极因素（媒婆促进了封闭社会的婚姻，使人类繁衍不息；而翻译则促进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使人类自身更多地共享资源）。通过对以上四点的分析比较，在传统语文学阶段，由郭沫若先生提出的翻译“媒婆”论对今天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 结 论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推进和翻译学的系统发展，以往对翻译的认识和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判，将其归属为局限的、落后的翻译观，并通过与现行的翻译观的对比，对其进行批判，尤其是传统语文学阶段有关翻译的比喻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不符合对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描述。其实翻译比喻是翻译文化和翻译研究文化中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现象，是帮助我们全面认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一个窗口。通过翻译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面特性的活动。因此，翻译比喻的系统研究可以构成译学研究的一个有益课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同时也对翻译学学科领域的扩大和充实具有独特意义（谭载喜，2006：79）[4]。有关翻译的比喻固然有其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直观形象的比喻比之繁冗、晦涩难懂的定义更易让人接受。纵观古今中外研究者对翻译的比喻，大部分都体现了翻译的美学范畴和中介功能，比如用“绘画”、“雕刻”和“音乐”、“表演”的比喻大约有 78条之多，占翻译比喻总数的 30%；用“桥梁”、“媒婆”等喻词的有 29条，约占总数的 11%。（谭载喜，2006:78）[4]而面对当今翻译学的发展，翻译理论对翻译中介作用和各个层次的风格翻译（基础层次、中间层次和高级层次）体现的美感的反复强调，难道以往的这些喻体不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联想吗？如何才能有效地推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除了发展新的翻译理论外，不妨对旧的理论进行更新，使之在当下研究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为翻译的发展再做贡献。

[1]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 刘祥清.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的认识及其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08(3).

[3]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 谭载喜.翻译比喻中西探幽.[J].外国语,2006(4)

A New Understanding of “Woman Matchmaker”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I T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i,Tianshui Gansu 741000,Chin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oman matcher;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The sturdy of translation is a dynamic course. Transl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loop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in action and purpose. The simile of “ Woman Matchmaker” i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phrase has once

historical critic while it has certain positive factors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 of function and could support some enlighte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H315.9

A

1673–2804(2011)01-0159-03

2010-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