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艳 郭慧敏

（武警医学院，天津300162）

从范式理论评介中西翻译理论的发展

张 艳 郭慧敏

（武警医学院，天津300162）

西方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发展模式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揭示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通过运用库恩“范式”理论分析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比较我国翻译理论与之存在的差异，从而得出通过“范式”理论在翻译理论建设中的应用，阐述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及借鉴。

“范式”理论；翻译；发展

引言

翻译要想上升为科学体系，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上升和直线式积累的过程；库恩一反传统的可证实性和证伪性的划界标准，冲破科学始于观察的古典经验论，指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范式的形成，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实际上库恩“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性和方法。这种信念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念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共同的研究范围，我们可以从中西翻译研究的发展看出新旧研究范式的变化与交替。

1.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建立在对19世纪洪堡特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式继承的基础上，也是对语文学重视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轻视系统化理论的反驳，从词、短语、句子上来研究翻译。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50年代，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研究是以语际间单项转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指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20），根据英语系统语法框架，将语言层次和范畴的转换机制应用于翻译研究，试图建立一种“摆脱了评点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廖七一2000:109)。同时他还指出，原语与译语语境实体的共同特征越多，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就越充分；提出翻译总存在着两种不可译现象，即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率先将概率论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同上2000：109）。

奈达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技巧，更是一门科学，认为翻译问题可以通过语义分析和信息论的途径来处理语言结构。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试图建立对等的语言转换机制。交际学翻译观认为合格的译文应具有交际作用，使交际接受者看懂，将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加以分析，而后再转化成具有交际作用的译文。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的提法，使含义更为明确”（廖七一2000：87）。西方翻译理论家从各个层面和不同角度对翻译理论做出了高度概括，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翻译研究发展轨迹，使翻译研究范式进行了不断替代，扩展翻译研究的视野。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范式理论和范式转型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对探索中国翻译理论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一门学科的形成或成熟是以某一基本的范畴或观点的提出、某一文章或专著的发表、某一学派或研究团体的诞生或某一特殊方法的应用为标志。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不太科学的趋势，在翻译实践中各译家总结经验，在儒、道、释三种文化的影响下，从某一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或译论，并未有完整体系，这也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来讨论，大约始于近代。而真正有意识地将翻译作为学科建设来提倡是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翻译事业和译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中国的翻译史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翻译研究的高潮与理论创新始终紧密地与佛经翻译联系在一起，注重直觉感悟式的阐发译学理论。从早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支谦尚文，《高僧传》称：“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支敏度也说：“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陈福康2000：8）。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后两者为天竺僧人)、玄奘、不空，其中符秦时代的鸠摩罗什考证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翻译的文体，检讨翻译的方法，崇尚文辞韵，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同上2000：17），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直译的弱点。而玄奘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这些译论说明我国的早期译论虽然提出直译与异译的不同，但缺少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的理论建设。此后，近代翻译理论深受传统翻译理论的影响，植根于佛经译论的基础之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严复以古代翻译佛经为依据,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并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同上2000：109）。周氏兄弟的“直译论”，曾虚白的“神韵与达”，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林语堂的“信、达、美”，金岳霖提出的“译意”与“译味”等，这一时期各家关于翻译理论上的批评、讨论和争辩不胜枚举，大大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建国以后，我国翻译理论达到另一个高峰。茅盾在总结新文学运动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意境”说，指出文学翻译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陈福康2000：375）。傅雷总结了严复以来我国50年的翻译经验，指出翻译应“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同上2000：391），即文学翻译的“传神论”。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同上2000：418）。“化境”即是将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译文的境界里，要求译文与原作除文字不同外，其他所有方面应一致。钱钟书的“化境”说与傅雷的“传神论”，说法不一，但精神实质无异，难分伯仲。

从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到傅雷的“传神论”，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译学理论的扬弃。但另一方面不难发现，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之前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已能逐字拈出，一届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钱钟书就曾指出，严复的这三字经标准在支谦佛经译论《法句经序》中已有谈到。中国译学理论至今继承的多，创新的少。翻译理论建设的局限在翻译研究视域狭窄，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元化，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传统译论缺乏条缕的量化陈述。

3.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侧重于从个人的经验实践到普遍翻译理论的升华，译者很难摆脱自我经验的思维定式，难以通过理性分析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了改变我国现在译学研究的现状，翻译理论研究可以通过借鉴西方译学理论研究的经验和范式，扩大译学理论研究视域，将翻译学科建立在科学体系之上。翻译研究在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下，更不能忽视主题文化的作用，分析研究与纯理论研究相结合。在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应重视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性质、翻译活动一般规律的总结、概括，进行形而上的分析。

另外，翻译理论研究可以借鉴跨学科理论，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使其研究模式得以科学化和体系化。由于翻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会为翻译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奈达等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之后，使得翻译理论建设更为科学化，规范化，为翻译理论发展起到良好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译论来源于对儒、道、释哲学思辨的非理性的直觉顿悟，缺乏科学理论或假说的验证，研究模式多囿于对译本诗性的直觉感悟式的点评。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群体所共同坚持的原则、惯例和制度，翻译记录的是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必然蕴含着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概括出来的规律和特征。新的研究范式要求重客观描述，通过借鉴西方理性主义一轮的逻辑论证方式和思维模式来加强理论概论力度，积极使用科学研究的逻辑对科学证据加以认真分析和概括。

结束语

翻译研究的发展是一个怀疑、批判和超越传统范式的过程。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而言，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已有的合理范式，不断开拓创新，进行客观实证。不同范式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元标准，无法借用逻辑方式得以证明，只有本着“自我超越、自觉批判、自行开放的宽容精神”实现多元互补（朱瑜2008：14），方能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道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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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