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罗广斌与《红岩》：宏大叙事背后的难言之隐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主持人语]“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近些年来几乎受到了学界的一直诟病。人们既质疑它叙事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贬斥它艺术审美的单一性，仿佛“红色经典”完全就是单纯的政治话语，从其出现便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规范。然而我个人却认为，事实恐怕并非是如此简单。仔细分析一下“红色经典”的构成要素，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逻辑循环：题材真实（作者亲历）——艺术真实（创作虚构）——历史真实（时代认同）。在这三者渐次变化的关系当中，学界只注意到了“亲历”与“虚构”的自我矛盾性，而人为忽略了“虚构”还原为“真实”的历史荒诞性；所以理性地破解由“虚构”到“真实”的转换过程，彻底摆脱主观臆断与感情用事的一己之见，这是目前国内学人必须端正的学术态度。

因此，我和我的研究生一道，选取了几部最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一方面当然是要去揭示其“作者亲历”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则更是要去追问“文学叙事”与“历史真实”的结盟原因。我们希望这组“辨伪”性质的考证文章，能够给学界同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小说《红岩》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部红色经典，作者以他自己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经历与见闻，生动地描写了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格。然而，罗广斌写《红岩》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同时更是以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凤凰涅槃，隐性表达了他内心世界一直存留的巨大遗憾。

罗广斌；《红岩》；宏大叙事；男言之隐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荡气回肠的《红梅赞》，曾经令几代中国人热血沸腾如痴如醉；而一部慷慨悲壮的小说《红岩》，则更是令广大读者心潮澎湃难以释怀。1959年，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问世，共发行了300万册；1961至1963年，小说《红岩》问世，共发行了500万册；“文革”后到1984年，《红岩》不断再版印刷，又发行了300万册。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红岩》故事的实际销量，竟超过了1100万册！尤其是借助于电影和电视等传播媒体，《红岩》英烈的革命事迹，更是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至今仍在发挥其鼓舞人心的积极影响！我想无论学术界是否愿意承认，小说《红岩》数以亿计的受众对象，都足以证明它作为红色经典的价值存在！

谈及小说《红岩》，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罗广斌。而作为《红岩》故事最早的披露者之一，罗广斌本人颇为坎坷的人生经历，也同扑朔迷离的《红岩》故事一样，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充满悬念的无穷遐想。

1924年，罗广斌出生于成都，其父罗宇涵是富甲一方的地主豪绅，其兄罗广文是国民党十五兵团的司令长官。罗广斌早年曾就读西南联大附中，1947年考入重庆西南学院，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等人介绍入党，1948年9月因冉益智出卖在成都被捕。“11·27”渣滓洞与白公馆大屠杀时，他策反看守杨钦典交出牢房钥匙，成功地带领19位难友逃离了魔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是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1957年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劳动，后来因为与杨益言共同创作长篇小说《红岩》而闻名全国，又被重新调回重庆并一直在文联工作。1967年2月，罗广斌在“文革”中坠楼死亡，红卫兵说他是跳楼“自杀”，而其家人则认为是被“谋杀”，至今也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权威结论。

罗广斌是因传播《红岩》故事而出名的历史人物。据已有史料所记载，他从白公馆监狱成功脱险之后，“心中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那些死在狱中的难友工作。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他有两个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他完成了死难烈士的嘱托，写了二万字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和狱中斗争的情形》的报告，特别是整理出烈士提出的八条建议。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第二是他与杨益言同志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1]。然而，现在有些学者却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无论是写作能力还是政治资格，“《红岩》作者们并不见得就是记述大屠杀事件的最合适人选”[2]。我个人对于这种说法很感兴趣。“写作能力”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中，绝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事情，就连只念了六年小学的曲波都能写《林海雪原》，那么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罗广斌与杨益言，他们能够创作出《红岩》也就并不稀奇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他们的背后，其实还有大量不署名的“潜作者”在辛勤工作；尤其是那些无名编辑的认真修改和加工润色，都是属于红色经典集体创作的重要环节。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红岩》作者的“政治资格”，这不仅事关具体事件的历史真伪，同时更隐含着作者难以言表的心灵历程。

当人们质疑罗广斌书写《红岩》的“政治资格”时，我本人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从1948年3月入党到同年9月被捕，罗广斌只不过是一个还未度过考察期的预备党员，他对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全部认识，应该说都是来自于同狱中其他难友的接触过程。也许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监狱中优秀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所以他逃出魔窟后才发誓要去歌颂那些已经牺牲了的革命英烈。但有一个问题却颇值得斟酌：从渣滓洞与白公馆魔窟中逃出来的革命志士，共有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渣滓洞十五人白公馆十九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入党时间都比罗广斌早，其文化水准也并不比罗广斌低；如任可风与钟林等人出狱后，分别在《大公报》和《新华日报》工作，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披露条件，明显都要比罗广斌强得多，为什么《红岩》故事的组织者，是罗广斌而不是其他人呢？根据史料记载，1949年12月中旬，刘德彬和罗广斌、凌春波(重庆大学地下党员，曾被关押于石灰市监狱)被组织指派，到设于城内新民街3号的“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以便为组织甄别身份提供参考。他们在二楼会议室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由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最终则由罗广斌一人去向评审会议汇报并回答询问[3]。由此来看，罗广斌在整个《红岩》故事的形成方面，的确是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重要角色，他不仅牵头写下了《“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而且还牵头向中共重庆市委提议重新整理渣滓洞与白公馆的英烈事迹，以便对广大青少年展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政治教育。伴随着《红岩》故事的广为流传，作者罗广斌背叛家庭出身的革命人生，同样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因此他应邀前往各地去宣讲《红岩》，先后共作过上百场次的革命英烈报告。刘德彬后来曾回忆中说，在罗广斌那些声泪俱下的激情演讲中，“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4]刘德彬在谈到历史真相时，就十分坦率地向组织申明，“自己被捕后没有受过刑”[5]。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时期，刘德彬在政治上始终都不被信任且多受精神磨难。

罗广斌显然要比刘德彬敏感与聪明，当他刚一逃出魔窟便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在叛徒与烈士之间，党组织将怎样去看待他们这些生还者？中华民族有着敬重英雄蔑视叛徒的文化传统，崇尚贞洁与气节也是衡量一个人功过是非的价值准绳。既然敌人监狱已被描写成了是那样的森严与血腥，因此能够逃避大屠杀而毫发无伤的活着出来，自然也就会受到组织和民众的强烈质疑。这是萦绕于罗广斌心头挥之不去的沉重阴影。依据罗广斌本人的解释和他人的追忆，“白公馆脱险”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他对杨钦典说：“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他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出门望风的时候，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就连忙撤走了。罗广斌等19个人于是跑出了白公馆。大约5分钟后，特务便坐着汽车赶了回来，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是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没人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已经将犯人“执行”了，也就没有再去深究。[6]综合各种历史资料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徐远举根本就没想杀罗广斌的丝毫念头，对此监狱中地下党组织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曾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张国维才会对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7]特务不敢杀罗广斌，是因为他有一个手握兵权的司令哥哥。许多回忆文章都说罗广斌被抓，他哥哥罗广文事前是知道的，甚至还绘声绘色地说罗广文大义灭亲，把成都的家庭地址也告诉了徐远举，希望他能够把罗广斌带回去好好地加以管教。[8]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艺术虚构。“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最近发表的一篇采访，就对此事原委讲得非常清楚：

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现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邀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在我的办公室向我仔细地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他与罗广文、徐远举、杨元森的情况、谈了他救罗广斌的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帮罗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官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早已向处长谈过了，我今天还要向老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9]

从林茂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罗广文还是很看重他们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他并不知道罗广斌被抓，所以从1948年9月起，才会一直托人去打点说情。再加上罗广斌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徐远举不杀他既不违反毛人凤处决重要政治犯的秘密指令，同时又给足了罗司令面子有利于稳定风雨飘摇的西南局势，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却又缺乏历史证据。不过人们的疑点还在于，如果徐远举真想要杀掉罗广斌等人的话，干吗不让宪兵先解决了他们然后再去渣滓洞帮忙，反倒要舍近求远为了那么十几个人而回来折腾？再说杨进兴等人返回后一看没人掉头便走，也完全不符合于国民党军统特务一贯敏感的谨慎作风，没有见到人更没有见到血迹或厮打痕迹，“狡猾”的敌人一下子就变得如此“愚蠢”，这显然又是难以服众的大胆假设。恐怕徐远举那句“我会相机行事”之言，其深刻内涵才是我们要去慢慢破解的意义符号。

这绝不是我个人信口雌黄的随意杜撰，而是执政者难以剔除的严重心病。渣滓洞与白公馆的那些生还者们，从他们逃出魔窟的那天开始，一直都是党组织的怀疑对象，并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不断地接受各种严格审查。比如曾紫霞被与刘德彬等人，被卷入了“反右”斗争的政治旋涡；而罗广斌本人也从重庆团市委，被下放到了长寿湖渔场。尽管罗广斌要比其他人幸运，被朱语今点名去写小说《红岩》，可他却并没有因《红岩》而得志走红，相反仍旧是饱受组织的冷眼看待。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荐罗广斌为访日代表，重庆市委领导便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而加以否定；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当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同样被重庆市委领导以历史“疑点”问题为由而再次否定。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罗广斌难以言说的内心痛苦：当初他刚被抓进监狱时，难友们起初也曾怀疑过这位国民党司令胞弟的真实身份，但“江姐”传来一张“此人可靠”的说明纸条，则使他从此得到了同志们的由衷信任。而如今“江姐”已经牺牲作古，再也不能成为他的保护神，其余幸存者也都自身都难保，更何况去替他人证明历史清白呢？当年曾缺席了涅槃仪式的罗广斌，最终还是追随“江姐”驾鹤而去。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死为代价来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无比忠诚，是不是有点过于残酷与血腥的悲壮色彩？

读懂了罗广斌人生坎坷的命运悲剧，我们也就基本读懂了小说《红岩》的创作动机。罗广斌曾说“《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这点人们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江姐”作为小说《红岩》中的灵魂人物，显然是作者思想意图的明确表达，然而作为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为什么在任何回忆性的文字资料里，都没有记载他们两人的交往过程？“江姐”生前究竟是否真正认识罗广斌？恐怕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求证的历史“团”。小说《红岩》对于“江姐”形象的艺术塑造，基本上都是作者根据他者追述的加工虚构。比如，“江姐”在城门前看到丈夫人头一事，刘德彬就认为编造痕迹太过浓重，当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1964年再版时，他就向编辑建议把它删除掉了。又如“江姐”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英雄壮举，罗广斌也不可能亲自在场，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灵肉搏击，也只能是罗广斌塑造英雄的人为想象。提升“江姐”形象的顽强意志和英雄气概，无疑就是要去提升革命者坚贞不屈的精神品质；而一旦“江姐”这一艺术形象能够被社会读者所欣然接受，那么罗广斌也就会因“江姐”的认可而具有了质地相同的英雄人格！

阅读小说《红岩》，我们稍加留意还会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直都是作者所关注的潜在主题。作品开端是甫志高叛变，而甫志高为何会叛变？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没有改造好思想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不好与知识分子身份，这令罗广斌本人始终都耿耿于怀。其实，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学历颇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很多重要人物的叛变革命，无疑会使人对知识分子的革命动机产生怀疑。当然，这些害群之马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中的极少数人，但他们对党组织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却令罗广斌感到了奇耻大辱。因此他在小说《红岩》中对重庆地下党的核心人物，都非常巧妙地做了身份背景的人为置换：许云峰和“江姐”彻底摆脱了生活原型的书生意气，完全置换成了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工人出身；地下党高层领导群体的身份置换，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脱胎换骨——许云峰和“江姐”带领着那些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他们面对死亡毫无惧色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既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示范效应，又展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积极成果！小说《红岩》中刘思扬这一形象的精心塑造，就强烈寓意着作者本人对党忠诚的自我表白。

人们一般都把刘国鋕烈士视为是刘思扬的生活原型，这种说法虽有道理却并不一定正确。刘国鋕出身于豪门，家庭背景十分复杂，所以在他被捕之后，才会有那么多头面人物出来说情，这与作者为刘思扬设计的情节故事大致相同。比如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大哥出面保释刘思扬，就是对刘国鋕大哥出面保释刘国鋕一事的直接引用。但刘国鋕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中层领导，而刘思扬却只是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刘国鋕在监狱中表现英勇意志顽强，而刘思扬却在监狱里思想起伏斗争激烈；刘国鋕并没有被保释出狱，而刘思扬却被保释出狱了。这些细节都足以说明，刘思扬根本就不是刘国鋕，而应是罗广斌自己的真实写照。罗广斌与刘国鋕只是在家庭保释问题上完全相同，却与刘思扬在家庭保释与狱中表现完全相同，这也是我在罗广斌与刘思扬之间画等号的根本原因。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在家人的积极活动下，被保释出狱后顶住了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种种考验；而据史料记载罗广斌也曾被家人保释，后来却因拒签“悔过书”自己又回到了监狱。与罗广斌同关在一间牢房里的《大公报》人周建平曾回忆说：

罗广彬这青年有骨气，他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7月，他被家人保释出去，但第二处必须要他写一份自白书或者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来坐牢。[10]

周建平这段话讲得似乎有些含糊，罗广斌到底是被家人保出去了呢，还是半路自己又夹着铺盖卷走了回来？不过从“抱着铺盖”来加以分析，应该说的确曾被“保释”出去过，但由于他拒绝签署“悔过书”使敌特不满，所以同刘思扬一样又重新被关押回监狱。另外，罗广斌与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也非常相似，小说《红岩》中是这样去描写刚刚入狱的刘思扬：为了争取得到同志们的真正信任，他主动要求去倒牢房中的公用马桶，可是当他一进厕所看到群蝇乱舞臭气熏天的肮脏景象，“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头脑像要胀破似的膨胀着。嗡嗡地响，手脚也麻木了。”面对监狱里“干硬霉臭的饭粒”，他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勉强吞咽。而罗广斌在自述材料里也说自己“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11]他们二人都是在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才逐渐克服了资产阶级大少爷的生活习气，并顺利地实现了从剥削阶级的豪门公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思的想飞跃！罗广斌如此用心良苦地塑造刘思扬这一艺术形象，无非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不仅没有背叛革命，而且经受住了肉体刑罚和思想磨练的双重考验，自己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战士与合格党员！

我完全理解罗广斌颇为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坚信他绝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小说《红岩》作为一份他与其他幸存者，向党组织和人民所交出的合格答卷，我们没有理由再去怀疑他们对于革命的赤胆忠心。然而，恐怕罗广斌等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在烈火中永生”，这是其人生最大的不幸与遗憾；因为在那个令人疯狂的“极左”年代，不是烈士便是叛徒的简单公式，早已决定了他们不被信任的悲剧命运。尽管罗广斌等人把小说《红岩》，写成了一部艺术化的革命历史，但他们这些幸存者本身，却受到了这部历史的强烈排斥。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红岩》故事的最早命名，要叫做“在烈火中永生”呢？这其中自然有作者对于革命先烈的高度赞美，更有作者自己对于光荣牺牲的强烈渴望！因为就在罗广斌等人开始正面去讲述《红岩》故事的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这番讲话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重大命题：只有那些已经“在烈火中永生”了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才能以他们肉体的牺牲和精神的永恒，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凡是活着的人都必须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没有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反而惨死于同志的猜疑之中。罗广斌最后还是要去接受精神与肉体的凤凰涅槃，才能以悲壮之牺牲来证明自己人格的历史清白；而长篇小说《红岩》也于无形之中，成为了他为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座墓碑！我们热爱《红岩》故事，敬仰那些为新中国而死难的共产党人，同时也缅怀那些幸存下来的革命志士，因为他们也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都是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都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如果我们忘记了那些《红岩》故事的幸存者们，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背叛”呢？历史必将对此做出符合逻辑的公正回答！

[1][10]厉 华.《红岩》档案解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27、226.

[2]钱振文.“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J].渤海大学学报，2008，（3）.

[3][4]何 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上）[J].社会科学论坛，2004，（2）.

[5]何 蜀.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下）[J].社会科学论坛，2004，（3）.

[6][7][8][11]侯键美.烈火中永生——《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J].新华文摘，2007，（6）.

[9]厉 华.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EB/OL].红岩联线，2010-07-15.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36.

[责任编辑：杨爱平]

Luo Guangbin and Red Cliff：Secret Regret behind Grandeur Narration

SONG Jian－hua
(Chinese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The novel Red cliff is a red classic that has enjoyed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his observance,the writer of the novel,Luo Guangbin,gav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heroic deeds and noble personalities of the CPC members.However,the writer did not write the novel just in honor of the martyrs,but implying his great regret of Phoenix Nirvana as an intellectual CPC member.

Luo Guangbin;Red Cliff;grandeur narration;secret regret

I206.7

A

1674-3652（2011）01-0001-06

2010-11-10

宋剑华，男，辽宁丹东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顾问兼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王瑶学术基金奖”专家评选委员会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