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福荣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酉阳冉氏土司的沿革、族属与民族关系

彭福荣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酉阳冉氏土司的历史悠久，经历了李溪官坝创业、铜鼓潭巩固到忠孝坝全盛的过程。酉阳冉氏土司的族属歧说不一，经历了由汉而土家的变迁过程。冉氏土司对元明清三朝的酉阳甚至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积极方面表现为巩固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民族结构、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交流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消极方面则体现在严酷的压榨与剥削和频繁的征调与讨伐等。

酉阳；冉氏土司：沿革；族属；民族关系

重庆酉阳地处湘鄂渝黔交界之地，古时地域较为广阔。《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酉阳宣抚司”条有云：“其地广袤七百里，东至保靖宣抚司界，西至彭水县界，南至平茶长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军民千户所界四百里。当思南之要卫，接荆湘之边境。”[1]对清代酉阳直隶州的辖区，《酉阳直隶州总志·地域志》“疆域”条记载甚详：“本州疆域东西距四百里，南北距二百九十里，东至湖南永顺府龙山县界二百里，西至彭水县界二百里，南至贵州思南府印江县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黔江县界一百一十里，东南至秀山县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南至贵州沿河司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湖北施南府来凤县界二百八十里，西北至黔江县界二百里。”[2]

酉阳地处偏远，自古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底蕴较为深厚。《方舆考证·四川八》“酉阳州”条记载其沿革云：“本汉巴郡涪陵、武陵郡迁陵二县地，蜀汉尝僑置酉阳县，寻废。晋永嘉以后，没于蛮獠。周为黔州地，唐为思州地，五代时复没于蛮。”[3]酉阳“外接黔楚，內抚诸洞。五溪襟带，为一都会”，《方舆纪要》称其“山川阻深，蛮獠杂处”，故元明清三朝为冉氏家族以土司身份加以统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土司志》“酉阳宣抚司”条云：“宋为知州，元为知州，，又改为宣慰司；明为宣慰司，又为知州，又改宣抚司，隶重庆卫，天启中加宣慰司。国朝仍明制，隶四川布政司。”[4]

一

酉阳冉氏土司系虽属外来而世居夔巫等地多年冉安昌支脉。“安昌开拓思、夷等州，打通了乌江航运，冉氏进入乌江流域、武陵山区，为冉氏建置酉阳州、酉阳土司制，开发武陵山区奠定了基础。”[5]自南宋建炎三年（1129）入主酉阳地区后，冉氏土司家族治理当地长达六百余年。细究酉阳冉氏土司，经历了酉阳李溪官坝、铜鼓潭和忠孝坝等地的发展阶段。

一是酉阳官坝的落业草创。酉阳地处偏隅，自古为少数民族退居之地，“酉固偏隅，实属内地。永嘉以还，乃为蛮据。”南宋建炎三年（1129）冉守忠因助剿金头和尚领导的苗民起义而诰封武略将军、御前兵马使、酉阳知寨，子孙世袭，“封地包括今酉阳县之李溪、南腰界、小河、丁市以及贵州沿河县之大龙、小井和松桃县之麻兔、瓦溪等地，知寨治所设于李溪官坝感坪里。”[5]自冉守忠落业官坝，其后裔以内修实政和外辟疆土而日渐强大。酉阳冉氏土司在官坝前后经历了冉守忠——冉文炳——冉世昌——冉胜宗——冉维义——冉贵迁——冉思通等世，极尽保境安民之责。《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酉阳宣抚司”条云：“知州冉守忠善于抚字，酉人怀之。”[7]冉文炳不仅早年随父屡战有功，镇守石堤而扼黔楚要冲，确保一方安宁；而且袭职酉阳知寨后恩信远播，被推为四寨九溪之酋长，亦诰封武略将军。冉世昌少时喜读孙吴兵书，智勇双全，最终平息了金头和尚领导的苗民起义，故《酉阳直隶州总志·土官志一》记载其“以平思州功授殿前都指挥使。”冉胜宗享祖宗余荫，以“忠孝为本”，故领地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冉维义以平定南宋淳熙四年（1177）境内苗民起义而“以御叛苗功，授奉训大夫，知州事。”冉维义知酉阳州事在重庆酉阳的发展中具有非常的意义，“此为酉阳建州之始，结束了酉阳一直没有行政建制的历史。”[8]冉贵迁袭酉阳知州后，一心安抚百姓，故辖区政通人和。冉思通生性勇毅多智，南宋宁宗二年（1196）以平苗功袭职，在铜鼓潭击败土酋何氏后将治所迁往此地。

二是酉阳铜鼓潭的拓展时期。宋元鼎革之际，偏处今酉阳西南一隅的官坝，已不能适应冉氏土司发展的需要，故“为了控制酉阳局势，冉知州将酉阳州治所从较偏陋踔远的感平官坝迁到铜鼓潭。”酉阳土司经历冉思通——冉万友——冉载朝——冉如彪——冉应仁——冉兴邦等数代的开疆拓土，基本确定了酉阳土司地区。蒙元代宋，冉万友为避兵火而向元朝纳土称臣，得以袭职酉阳知州和授武略将军衔。至元八年（1271），冉万友率领3000土兵和思南土司田慎南斗智力战于酉阳小河五堆之地，镇服对方而结盟休战。冉载朝袭职后重视农商，增修武备，于元延祐七年（1320）觐京贺新君即位，被敕授宣武将军，改授酉阳等处军民宣慰司宣慰使。元明兴替之时，冉如彪为避战火而遥受明玉珍所敕“酉阳沿边溪洞军民宣慰司”职，又于洪武八年（1375）被明王朝改授酉阳宣抚司，统领并结盟石耶、邑梅、平茶和麻兔等长官司，将酉阳冉氏土司的影响扩展到秀山等地。冉应仁承袭宣抚使职后，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果断处置平茶长官司杨氏的承袭之争，彰显了对秀山土司的控制能力。冉兴邦文武兼通，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袭职后，有拓土、兴学和迁治之功，基本确立了酉阳土司地区的大致范围。“冉兴邦其人素有大志，极具开拓革新精神。他一方面举兵向东、西、北散毛扩张。在酉东后溪场击败彭氏土酋，兵抵八面山下，和湖广永顺彭土司划定疆域；在酉西北细沙河彻底打败何氏土酋，占领今黔江之马喇、两河、濯水、冯家等地；在酉北土坪打败散毛司，和湖北来凤、咸丰划定以酉阳山为界，永不相侵。”[9]《酉阳直隶州总志·学校志》“学署”条云“永乐五年（1407）酉阳宣抚冉兴邦遣部长龚俊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又称“酉阳宣抚司学在司治东，本朝永乐六年（1408）建。”因领地的不断扩展，冉兴邦不得不将其治所迁往酉阳忠孝坝。

三是酉阳忠孝坝的全盛时期。酉阳土司自洪武二十七年（1394）迁治于酉阳忠孝坝后，几经振兴而达于全盛。酉阳土司在此经历了冉兴邦——冉琛——冉瑄——冉廷辅——冉云——冉舜臣——冉仪——冉元——冉维翰——冉维屏——冉御龙——冉跃龙——冉天麒——冉天育——冉奇镳——冉永沛——冉元龄等十余世传承，酉阳忠孝坝成为酉阳土司地区自明清而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酉阳冉氏土司的积极扩张引起明中央王朝的警觉，故永乐八年（1410）将平茶和邑梅等长官司改隶重庆。冉兴邦借故击杀邑梅长官杨通贤家90余口，后被缉拿京城治罪而死。冉琛、冉瑄等人袭职酉阳宣抚使，在佥事冉应良等人的支持下逐渐稳定了政局。自冉廷辅开始，历代酉阳冉氏土司日渐成为明中央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维护领地秩序、平定土司叛乱、抵抗满族军队的重要工具，不仅多次参与讨平农民起义，镇压播州和永宁等土司叛乱；而且《土家族土司简史》称明代“为了保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打击倭寇的侵略，永顺、保靖、桑植、容美、酉阳等土司和九卫所的土兵，积极应征，踊跃赴调。‘往往私信于在官之数，如调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六千，辄以万人”[10]。因为酉阳土兵“援辽”有功，明中央政府天启元年（1621）加授土司冉跃龙宣慰使职。顺治十五年（1658），宣慰使冉奇镳赴清廷称臣，于康熙三年（1664）敕袭原职。冉氏土司后以争嗣于乾隆元年（1736）被改流而徙族浙江，其辖地改归流官治理。

二

酉阳冉氏土司自先祖冉守忠有功受封酉阳知寨以来，传承土官、土司共24世计28人，前后历时600余年，是酉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即“然土官不载，酉之沿革不明”，然酉阳土司的族属问题颇引人关注。

酉阳冉氏土司族属问题歧说不一。或以为汉族。冉氏家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很早就生活在长江三峡或者武陵山区。冉光大等人认为：在冉氏家族未入主酉阳前，长江三峡“地区蛮众早有一支冉氏强宗大姓，势力很大”，“由于北周王朝的残酷镇压，这支冉氏彻底毁灭，以后的史籍没有记载了”；又称“冉守忠入酉之前，武陵山区酉阳等地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土著冉氏，史称‘高粱冉’、‘仡佬冉’。”[11]酉阳冉氏土司家族始祖冉道周，源出中原，其后裔逐渐在武陵山区及周边市县散布开来。《冉氏族谱·总谱》称“冉道周成为了冉氏南迁入蜀的始祖，冉氏遂在巴东地区安居乐业，传播中原先进文明”；认为“今长江沿岸、成渝两地，以至川北的冉氏，大都是从夔巫地区或酉阳、贵州辗转迁入的，均为冉道周后裔。他们迁入当地后，或为官治世，或为民拓荒种地，择地定居落业，建设家园，传播中原文化，发展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指出“冉姓氏族生于河南，其后裔分布全国各地。河南冉氏由河南中原南迁，经湖北，入巴东，在夔巫、酉阳发展壮大，分布在渝、黔、湘、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及周围的20多个市县，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2]。根据家族谱牒，酉阳冉氏土司家族系源出中原地区的汉族，而这与学者的判断相左。或以为土家族。酉阳冉氏土司为川东南势力最大的土司，当代学者称其为土家族。龚荫认为“酉阳宣慰司宣慰使冉氏”的族属为“宣慰使冉氏，土家族”[13]。田敏则称“川东南地区最大的土家族土著势力当在酉阳”[14]。《土家族土司简史》“酉阳土司”条又云“其地自南宋以下，基本上处于本地土著控制之下，有‘九溪十八峒蛮’之称。”[15]邹明星直言“在十大姓土酋中，有夔州人冉守忠，乃巴人豪门望族”[16]，而巴人即土家族的前身。

民族作为特定历史和人文地理条件的产物，有共同的血统意识，是“人们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文化、共同族体性格和族属意识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17]。依据民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基础”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等四大特征，酉阳冉氏土司的族属当为土家族，其理由如次：就语言来说，即使源于中原汉族地区，冉氏土司在长达数百年的行政军务之中，必然逐渐熟悉直至采用土著语言。就地域而言，冉氏土司的逐渐发展、壮大和酉阳土司时期各族人民的进步是在同一地域完成。就经济而言，冉氏土司虽为朝廷命官，因无俸禄，故其财富均取自辖地土民；更何况冉氏土司又是土民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必然和土民密不可分。就文化心理素质而言，酉阳冉氏土司逐渐认同和接受了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行为习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等，故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品质。由此而言，酉阳土司的族属当以土家族为是；但这经历了由汉族而土家族的变迁过程，即所谓“汉民变苗”。《苗疆见闻录》卷之下有云：“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谓‘熟苗’，半多此类。”[18]另冉光大等依据“土家族聚居土司地区的冉氏，是汉人与土家人相融合的土家族；不是土家族地区的冉氏，仍是汉族”的状况，断言酉阳冉氏土司“既不能说是完全的汉族，也不能完全说是巴人和土家族；准确的概念应是汉人与土家人相融合的土家族。”[19]此论虽有“以今察古”的危险，但也指出了酉阳冉氏土司族属的复杂性。

三

“民族关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20]民族关系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是民族地位与待遇、权力与利益和意识与情感的集中体现。“民族关系是在人们的交往联系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的社会关系。”[21]

酉阳地处渝东南，自古便是汉族、巴人及后裔土家族和苗族等的杂居之地，冉氏土司对酉阳及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正反影响。

一是酉阳冉氏土司对民族关系有积极作用。针对西南等地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元明清三朝积极推行土司制度，并历时数百年。因为适应并满足了生产力发展要求，土司制度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酉阳土司通过其文治武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的民族构成，强化了民族团结与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

其一是巩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民族结构。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经济文化长期密切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难以分割的局面”[22]。徐杰舜认为，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中央对边疆向心力的作用下，各民族共同建构了中国[23]。酉阳冉氏土司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结构具有巩固的意义。首先，酉阳冉氏土司地区是土家族、苗族生息繁衍之所。土家族、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酉阳冉氏土司地区系其生存发展地之一。酉阳土家族与武陵山区土家族本是一体，是古代巴人吸收和融合“狼、蜒、苗、僚”等发展而来，成为酉阳土司地区早期的开发者。酉阳苗族源出古代“三苗”后裔，也是冉氏土司地区“最早的土著先民之一”。长期以来，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等在酉阳冉氏土司地区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即使所谓“赶苗拓业”也“只是给巴人中的地主头人带来了最大利益，而广大巴人和苗民一样，只能受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剥削。”[24]其次，酉阳土司参与过强化民族独立性的军事征调。军事征调是封建中央王朝赋予土司的基本义务，其实质是“以夷制夷”。酉阳土司所参与的“援辽抗倭”类的军事活动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明朝万历以来，酉阳土司奉命参与抵御满族军队的“援辽”之战，付出惨重的代价。万历四十七年（1619）酉阳宣抚冉跃龙奉调，遣其子冉天胤及冉文光等领土兵四千援辽，“赴辽阳，驻虎皮、黄山等处三载，解奉集之围，再援沈阳。以浑河失利，冉见龙战没，死者千余人。撤守辽阳，又以降敌纵火冉文焕等战没，死者七百余人”[25]。酉阳冉氏土司抵御满族南下的军事行为，有力地维护了明朝统治的稳定，保护了以汉族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利益，加强了汉族、满族及其他民族的交流。酉阳冉氏土司在明嘉靖年间参与的抗倭斗争不仅抵御了外辱，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二是强化民族交流。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各族人民交流的过程，酉阳冉氏土司则促进了辖区内外的民族交流。首先，酉阳冉氏土司“征蛮”战争是民族交流的重要方式。在酉阳冉氏土司的发展中，不断奉调参与“征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等的相互交流，有助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民族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其次，酉阳冉氏土司发展历史是辖地民族交流的过程。乌江流域的移民主要有“基于丰富的物质资源和适宜生存的环境自发迁移而产生的”自然移民、“因政治的原因自愿或被迫迁移”的政治移民和古代军队“出于征伐平叛，维护稳定”的军事移民[26]。酉阳土司地区因战略位置的重要和物产的丰富，在土司时期便存在上述三种移民。古代巴人曾因彭水伏牛山盐泉而进入乌江流域并漫及酉阳地区，到元末明初，江淮百姓又入蜀避乱，“在这些入蜀百姓中，也有群体和零星来到渝东南地区的。”“他们来渝东南，一是因为这里有大片返荒林和原始森林可供开垦；二是在这边远地区，封建王朝鞭长莫及，可避徭役赋税。”[27]明清中央王朝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移民开发含酉阳在内的巴蜀地区，故《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记载：“境内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酉阳冉氏土司本源于夔州、万县的土著大姓，亦以军事原因入主当地。“冉氏于两汉、魏、晋时期向南迁徙，于南北朝时期定居夔万，其后裔隋、唐以后再次向武陵山区迁徙，在武陵地区‘赶苗拓业’而繁衍生息。”[28]对此，《酉阳直隶州总志·政绩志》记载冉守忠，云“夔州人，建炎三年（1129）讨金头和尚之乱，留镇酉阳，遂为冉氏官酉阳之始祖。”另源于洞庭的苗族亦不断被军事压迫而退守酉阳，也属军事移民。“从东汉建武年间先后派遣刘向、李嵩、马援征讨‘武陵蛮’起，历代封建王朝多次派兵进攻五溪之地少数民族，迫使一些苗民向西迁徙，一支迁到黔西北和川南地区。”[29]由此看来，在冉氏土司主理酉阳地方事务的数百年内，汉族、土家族和苗族不断移民于此，共同开发酉阳，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其三是促进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酉阳冉氏土司为谋求自身的统治利益和融入主流文化，积极传播汉文化，对酉阳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酉阳土司是川东南最早建立学校的土司，故《冉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三年(1405)酉阳土司冉兴邦‘以不次边功，奏请建立学校，奉旨设教授一员，并颁学印一颗，以教其子弟，仍同汉府、州、县科举并岁贡，登仕朝廷’。”《酉阳直隶州总志·学校志》记载:“酉阳宣抚司学在司治之东,本朝永乐六年（1408）建。”又引《明史·四川土司志二》记载：“永乐五年（1407），酉阳宣抚冉兴邦遣部长龚俊等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30]酉阳冉氏土司明朝兴学，促进了当地的文教发展。《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云：酉阳冉氏土司“永乐中，改隶重庆府，建立学校，俾渐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31]。对此，《酉阳县志》有云：“酉阳土司是明朝永乐五年（1407）建立学校的，汉文化开始进入境内，虽然只限土官子弟入学，但在改变习俗方面，把原来称为‘生蛮’的土民改造成为‘熟蛮’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32]另冉氏土司又引入佛、道等外来宗教改变酉阳土家族、苗族的原始信仰，倡导和践行儒家道德伦理，交结外籍文人，让酉阳各族人民接受以儒、释、道精神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熏陶，促进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快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

二是酉阳冉氏土司对民族关系有消极影响。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民族地区采取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企图委任少数民族首领官职，实现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在漫长的土司时期，酉阳冉氏土司虽对当地的开发有过积极贡献，但其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则同样不可忽视。

其一是严酷压榨、剥削各族人民。土司制度虽让少数民族土司具有“世有其地”、“世有其权”和“世有其民”的权利，但却不给予俸禄，故少数民族大小土司一并依赖治下的土民生存。《酉阳县志》记载：“酉阳土司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其辖区内最大的封建领主，其辖区内的田土山林，均为土司所有，一草一木，土民不敢妄取。平坦肥沃田地为土司占有。其余舍把，头人分占。土民只能领取‘零星犄角’的‘份地’或峰尖岭畔的瘠土进行耕种。土民大部分时间在土司、舍把、头人的耕地上耕种，服劳役，实际是土司的农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生男生女都要报旗总，记名造册，长大当差。”[33]广大土民因为大小土司无偿服劳役，无力经营稼穑，“故秋后收获甚微，不足以果腹，冬时只好以捕猎坐食，‘瓜菜半年粮，海椒当衣裳’，即是土司统治下的土民生活写照。”不仅如此，酉阳冉氏土司还压榨土民财产，用以支持频繁的军事征调。《酉阳直隶州总志·土官志一》记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酉阳冉氏土司慷慨奉调援辽，兵部尚书张鹤鸣奏称“跃龙又自捐金二千两，运军器至山海关，振困招魂，忠义可嘉。臣在贵州时跃龙亦自捐饷征红苗，屡建奇功。”[34]土司制度把积极贡赋作为衡量土司忠顺与否的标志，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已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35]《酉阳直隶州总志·食货志》“酉阳宣抚司”条称“税粮一千一百九十六石四斗三升，国朝雍正六年（1728）原载粮额四百六十九石三斗，新增首粮四百三十石一斗零，折征银四分，共折征银一十七两五钱三釐六毫。”[36]酉阳冉氏土司利用特权剥削土民的资财，积极向中央王朝缴纳赋税，避免因“王供不给”而被加兵之险。另酉阳土司在明朝曾不远万里三献楠木60根，亦可谓劳民伤财。由此而言，酉阳世代冉氏土司不仅剥削土民劳动成果，满足自我生存之需，而且榨取土民血汗钱财支撑其尽忠邀功之举，对辖区的各族人民形成了突出的奴役关和盘剥的关系。

二是频繁征调、讨伐各族人民。元明清三朝为掌控边远的民族地区，故借助土司的土兵武装来“保境安民”，也让各地土司彼此牵制。酉阳冉氏土司不仅拥有土兵武装，而且多次参与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据统计，冉氏土司参与平定的叛乱计23次之多，又于万历末年千里援辽等等。酉阳冉氏土司不断的军事征调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战死的还是土兵。土民因征调频繁，丁壮应征战死在外，老弱妇孺从事农耕，不堪其苦。”另冉氏土司为保境安民而历次奉调“征蛮讨贼”，也造成了辖区外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及满族等大量百姓伤亡，使之成为冉氏土司与中央王朝及其他土司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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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江华]

The Evolution，Family and Ethnic Relations of Chieftain of Ran Family in Youyang of Chongqing

PENG Fu－rong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Wujiang Rivery Valley,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Chieftain of Ran Family in Youyang has a long history from the enterprise starting in Lixi Guanba,to the consolidation in Tonggutan and to its heyday in Zhongxiaoba.There are controversies about its family,experiencing the vicissitude from Han to Tujia.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Youyang and even the whole southwestern China from Yu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On the one hand,it consolidated the“unity of plural” ethnic structure,strengthened the unity of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and promoted the social progress of the minorities.On the other hand,it cruelly exploited the people and frequently launched wars against others.

Youyang;Chieftain of Ran Family;evolution;family;ethnic relations

K28

A

1674-3652（2011）01-0021-06

2010-09-29

重庆市社科联资助项目“乌江流域土司制度与社会控制研究”（2008-xw11）。

彭福荣（1974- ），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