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新摩罗诗人”与文革地下诗歌的诗学特质

王学东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于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学特质。地下诗歌中所彰显出来的“新摩罗诗人”这一诗学特质，展示了地下诗歌的“诗人观”：即“诗人”是建立一个自我世界的诗人，实践着对自我的启蒙，绽放出了启蒙的宏大主题；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诗人，挺立起现代诗人强健的生命之力；是一个丰富生命的诗人，一种对于人性的全面呈现、人性全面复归的热情期望。并且，这一地下诗歌中的“新摩罗诗人”精神特征，初步奠定了中国1980年代诗歌大潮的气场。

地下诗歌；新摩罗诗人；全人；全面人性

一

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呈现出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独特生命体验，在此基础上构筑出了特有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特质。在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承和赓续过程中，地下诗歌也因自身的创作实绩而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诗学话题和命题。但关于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于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学特质。

那么，作为自觉而成熟的文学现象，地下诗歌的诗意是如何生成的？特别是在地下诗歌群落中，地下诗人对于“诗人”这一概念有何特殊的含义？地下诗人如何对“诗人”进行定位，对诗人身份又进行了怎样的特殊思考？也就是说，地下诗歌群落中，诗人心中的“诗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心中期待着怎样的诗人？我认为，只有将这个问题清理清楚，我们才能明白地下诗歌自觉而成熟的诗学特征，才能最终进入地下诗学对于中国现代新诗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

地下诗歌中所彰显的出来的“新摩罗诗人”这一诗学特质，展示出了地下诗歌独特的“诗人观”。在对地下诗人自身身份特征的研究中，孙玉石评价诗人牛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起点，这就是“摩罗诗人”：“诚如鲁迅在20世纪初在《摩罗诗力说》里所说的那些‘摩罗诗人’一样，他不作‘顺世和乐之音’。他选择了一个大地苦恋者的‘精神界战士’的姿态。”[1]这里，孙玉石把地下诗人牛汉看作鲁迅所呼喊的“摩罗诗人”。他所言的摩罗诗人，有两层含义：第一，不与世俗同构，不做顺世的歌唱，这是摩罗诗人的一个基本准则；第二，苦恋着大地，作为大地的歌唱者与在精神中不懈的战斗姿态是摩罗诗人的两个精神维度。这样，地下诗人牛汉就与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精神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延续性。

尽管孙玉石所评价的仅指牛汉这一位地下诗人，但这一特征是整个地下诗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符合地下诗人所特有的身份。对于地下诗人来说，“摩罗诗人”这一概念，不但继承了鲁迅所展示的“摩罗诗人”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而且在地下诗歌的创作中，对于“摩罗诗人”这一身份有着更为丰富的建构。在地下诗人主体的“摩罗诗人”形象中，是精神上之战士，具有与天抗争的“射日精神”，有对于“中心”体制的不屈服；也是自我精神追求的彰显，找寻着自我“空山之境”式的权利意识。地下诗人所具有的“摩罗诗人”形象在文革时期呈现了非常鲜明的特征，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独特的“新摩罗诗人”。

二

对于地下诗人作为当代诗歌史上的特有的“新摩罗诗人”，除了饱含着“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这样的基本精神维度之外，还呈现出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以诗歌来建构自我。即在地下诗歌中，由于生命被“中心体制”监视，命运被“中心”安排，一切“非中心”的真正的自我都失去了。因此，寻找自我，建构自我，是地下诗人最直接的命题。作为“新摩罗诗人”的地下诗人，他们所寻找到的拯救武器是诗歌。也就是说，所谓被中心体制制裁、压迫、抛弃到“地下”的诗人，诗歌成为他们获得自我的唯一救生圈。

面对“中心”强大的压力，用诗歌来建构自己，是作为“新摩罗诗人”的一个重要起点。大部分地下诗人在回溯自己创作的原初起点和境遇的时候，总是不约而同地指向“重构自我”这一核心。“自青少年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情感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来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2]作为地下诗人之一的北岛明确地表示，诗歌写作是寻找迷失的方向，建构一个自我的方向，这才是诗人的使命。这种迷失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心”的压制。由此，从他早期的写作开始，北岛就确定了“新摩罗诗人”意义和价值，“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3]这里，“新摩罗诗人”的独特就在于，面对强大的“中心”、面对体制的束缚，从诗歌中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说出自己的话语，喊出个人的声音，最终把个人、自我的世界展现到诗歌中。以诗歌向现实进发，用诗歌来实践自我的突围，是“新摩罗诗人”立足点。

继而，要让诗歌建构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世界，“新摩罗诗人”对于诗歌本身的探索，即对于诗艺本身探索和实验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领域。因此，这一个自我世界的建立或创造，作为“新摩罗诗人”的他们看来，对于技艺的追求和探险，甚至比诗歌中的其他使命更为重要和更为有意义。“艺术，重要的是直觉、想象、情绪。但不仅仅如此，诗人还需要强烈而完美地创造一个‘自已的世界’的表现力。”[4]这样，在地下诗歌的诗歌创作中，“一个自己的世界”是诗人不断恢复和思考的原点。而对于这样一个“自己的世界”，却是建基于强烈而完美的诗歌表现力之上。所以，像多多一样的地下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与诗歌搏斗、与语言搏斗、与诗歌技巧搏斗，成为了“新摩罗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侧影。从对诗歌技艺的追求与探险中，“新摩罗诗人”实践了中国当代诗歌语言、技巧上的更新，并重塑了中国现代诗歌。

对于新摩罗诗人来说，通过诗歌反抗“中心”，以建构自我，最终实现自我的救赎，这是他们精神的走向。所以，在新摩罗诗人的思维之中，诗歌并不重要：“我现在觉得写作不一定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建立你自己重塑了你自己。”[5]在我们的诗歌视野中，“惊天地、泣鬼神、正人伦”诗学观念长久地占据着我们的诗歌思维，但是作为地下诗人的多多却说到“诗歌不一定更重要”，这就首先否定了诗歌，否定了诗歌重要的地位。其实，这正是地下诗人对于作为“新摩罗诗人”自我定位的特殊性。尽管“新摩罗诗人”从诗歌本身出发，重塑了现代诗歌，但是从这些重塑起来的诗歌中“建立自己”、“重塑自己”才是他们诗学的最终标地。“自我律令”支撑起了“新摩罗诗人”，又反过来塑造了“新摩罗诗人”，这是“新摩罗诗人”的第一个重要命题。

总之，围绕在“自我律令”之下的“新摩罗诗人”，不但重塑了诗歌，也重塑了自己，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由此，“按照启蒙运动或是新教主义的观点，任何人如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来直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倒退到史前时期。”[6]对于“新摩罗诗人”来说，他们建立一个个个人的世界，也就是实践着对自我的启蒙，绽放出了启蒙的宏大主题。

三

“新摩罗诗人”的第二个精神特征是，诗人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自我的建构和创造，面对着自我存在的具体环境。但是，建构自我的“新摩罗诗人”所面临的“中心”无比强大，体制的制裁力量相当有力，以至于中心体制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由此，在“自我”与“中心体制”的角力之中，“新摩罗诗人”凸显出旺盛的生命力量。

“新摩罗诗人”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心”的无比强大，将所有“非中心”的主体指认为“牛鬼蛇神”，即作为“非人”而存在的“兽类”。由此，一方面，成为“兽类”的“新摩罗诗人”承受着来自于中心的武力、暴力打压，进一步失去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具有野性的“兽类”的“新摩罗诗人”，又获得了“兽”所具有的本能生命力。使“新摩罗诗人”获得了新的力量源泉，也使地下诗人从“兽类”之中更生成为可能。“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愿定居的野生野长的游牧习性，与我的梦游似乎又有着某种血缘和宿命的关系。我的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在马上向远方奔跑着，搜索着猎物。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因而我和我的诗像一匹野马，像布罗斯基的那匹黑马总在躁动，总在奔跑，总想游牧到水草丰美的远方。”[7]牛汉是“新摩罗诗人”的主要代表，其“蒙古”的游牧习性中，就是这种“兽”的精神。“黑马”的躁动精神，成为“新摩罗诗人”自我精神的绝妙定位。地下诗人正是在面对“中心”所形成的恶劣环境，以强健的生命力才获得了自我的重生和新生。同样，贵州地下诗人黄翔也展示了“新摩罗诗人”所具有的“兽”本能的生命力：“我敢说，黄翔同志的那些好诗，是不带一点虚伪的生命，活的灵魂，奔涌着的人的血和肉。”[8]所以，地下诗歌中的那些与天斗、与命运斗的抗争精神和斗争意识，其精神源泉与“新摩罗诗人”所具有的野兽本能是完全分不开的。“新摩罗诗人”所饱含的旺盛生命力，不但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特征，而且也是他们赢获自我生命的坚实基础。

同时，这种“野兽”般生命力，不但是“新摩罗诗人”自我律令的重新获得，而且成就了地下诗歌新的质素。地下诗人多多生命的展示，便是从自我在诗歌写作展开的生命竞技，形成生命与写作的较量。拥有着“野兽般”生命力的他，与诗人芒克之间叫着劲儿比写诗。面对诗歌创作，在多多的世界中，不是抒情达意，而是面对诗歌对手，展开生命的竞技。为了竞技而写作，这正是一种生命冲动和自我释放的过程。这样的写作样态，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独有和罕见的。“到1973年底，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了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9]同样，在这样的生命与写作的竞技过程中，最终涌现出来是“新摩罗诗人”野兽般的生命力的激情和骄傲，是自身生命力的彰显。

由此，这一旺盛的生命力，这一尼采式的酒神精神，成为“新摩罗诗人”的精神核心。作为“新摩罗诗人”的他们，在地下诗歌的创作过程中生命力的彰显，就在于将一个诗人内在生命力的激情、骄傲、痛苦、坚守、执着、苛刻，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荡摆、循环、扭结，最终挺立起现代诗人强健的生命之力。

四

“新摩罗诗人”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于，对于“全人”理想的追求。这一全人，当然不是地下诗人对于“完人”，特别是“中心”和“体制”所要求的十全十美的高大全式“完人”的追求。而是对于“非中心”、“非体制”的、有着丰富的感情，多重感情的“全人”的期待。

“新摩罗诗人”面对“中心”的统一、归并、同质、类型、模板、单一等等强行要求，展开另外一种“非中心”式的繁复的生命存在样态。于是“新摩罗诗人”不再以“中心”为标准，而是深入到人的内心，展现人内心最为丰富、复杂的现代情感。“我写诗的营养主要似乎不是来自于诗；小说、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乃至电影、绘画和音乐反而帮助了我在探索中展开我所认识的人生的本质和‘全貌’。”[10]可见，作为“新摩罗诗人”要探索生命的“全貌”，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而已，而是从多种艺术中寻找资源，汇合在生命中，滋润生命。其中，以诗歌深入生命的全貌，是他们最重要的突进路径。不管是哪一路径的突围，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思考人的“全貌”，深入人的存在的本质。于是，“全貌”的人，而不是类型化的人，单一的人，这是“新摩罗诗人”对于自我“全人”的定义。

“新摩罗诗人”的这一“全人”的人的理想，贵州地下诗人哑默的阐述非常详细，“他们无意作民众的导师，社会文化的代言人，只想作自己的主子。他们尽情泻泄自身、诅咒体内的黑暗、调侃道貌俨然的大人先生，号叫灵魂的孤寂、冲刺女人或让男人碰撞深入……立体、全方位地透视人。”[11]“新摩罗诗人”，从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建构一个自我的世界出发。这种自我，更是突破“中心”的防线，向属于个人的内心、黑暗、道德、灵魂、男人、女人等等不同层次探析，以此成长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人的形象。由此，从“新摩罗诗人”所创作的地下诗歌中可以看到，尽管是在“中心”的笼罩之下，他们凸显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独特体验：被“中心”所监视和压制的感受，主体作为“兽类”的多样体验，反抗太阳的多重射日精神，空身之境的多样权利、以及在地下诗歌中老人、中年、儿童心境的不同呈现，乡村、城市不同的文化风格的展示，甚至是生命权利的不同需求……故而，生命之中的多样性与价值，在“新摩罗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这是“新摩罗诗人”的最终期望，也是一种对于人性的全面的呈现、人性全面复归的热情期望。

地下诗歌中所彰显的出来的“新摩罗诗人”，是建立一个自我世界的诗人，实践着对自我的启蒙，绽放出了启蒙的宏大主题；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诗人，挺立起现代诗人强健的生命之力；是一个丰富生命的诗人，一种对于人性的全面呈现、人性全面复归的热情期望。地下诗歌中的这一“新摩罗诗人”的期待，是期待“中国大地上诞生像惠特曼、聂鲁达这样的从心理、生理到诗篇都具有健康、雄强生命的诗人。”[12]并且，这一地下诗歌中的“新摩罗诗人”精神特征，初步奠定了中国80年代诗歌大潮的气场。

[1]孙玉石.鹰的姿态：牛汉的诗[C]//李岱松.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J].诗探索，2003（3-4）.

[3]北岛.百家诗会[J].上海文学，1981（5）.

[4]黄翔.致欧阳旭柳的信[M]//非纪念碑：一个弱者的自画像（受禁诗歌系列4）.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5]凌越.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M]//多多.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6][德]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M]//牛汉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王富仁.1986年8月31日致哑默的信[J].大骚动（民刊），1993（2）.

[9]多多.1970-1979被埋葬的中国诗人[J].开拓，1988（3）.

[10]黄翔.致欧阳旭柳的信[M]//非纪念碑：一个弱者的自画像（受禁诗歌系列4）.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11]哑默.先锋的意味[M/CD].世纪守灵人·昨日为何悲凉（卷六），电子文本.

[12]钱玉林.坛外谈诗[M]//记忆之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Poetic Peculiarities of New Mo-Luo-like Poets and the Underground Poetr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Xue-dong
(Humanities Colleg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Sichuan)

The study of the underground poetry mainly focuses on its spiritual dimension and thus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its poetic peculiarites. The poetic feature of “new Mo-Luo-like poets” embodied in the underground poems shows the concept of “being a poet”: the “poet” is such a person who establishes an exclusive world for his own, practices enlightening himself, expresses the magnificant motif, who eloquently amd powerfully displays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the modern poets, and who enriches life, presents the whole picture of human nature, and expects enthusiastically the entir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The spiritual features of the underground poetry preliminarily set the atmosphere of the huge poetic tide in the 1980s in China.

the underground poetry; new Mo-Luo-like poets; holistic person; the whole human nature

I206.7

A

1009-8135（2011）02-0093-04

2011-01-17

王学东（1979-），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