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涪陵 408100）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研究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涪陵 408100）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也是乌江流域发展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工艺、曲艺、服饰和习俗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存在着散、旧、失等问题。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可采取数字化馆藏、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节庆旅游等模式。

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乌江流域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具有良好的开发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民族不断迁入该地区，逐渐形成当今多民族聚居的现状。据2004年各地年鉴资料，乌江流域计有人口3 345.02万，其中汉族有2 278.62万人，占总人口的68.12%；少数民族共有1 066.43万人，占31.88%。在近50个少数民族中，有世居民族15个。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民族文化，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威宁彝族撮泰吉、安顺地戏、石阡木偶戏、德江傩堂戏、秀山花灯戏、黔江南溪号子、石柱土家啰儿调和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涪陵榨菜制作工艺等40余项先后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自2005年4月获准立项以来，课题组先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学生先后4次赴乌江流域就“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问题，进行了为期70余天近400人次的考察调研。通过收集资料、实地录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现场观看代表作展演、参观民间工艺展和民俗艺术博物馆，实地考察文化大院、定点访问等方式，深入了解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相关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感受了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和弥足珍贵，同时也由衷感到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血脉的传承和乌江流域各民族精神家园的维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一、“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选题缘由和研究目的

（一）选题缘由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现代性的“扩张”和“增长”，随着文化一体性的“增强”，文化传统性就逐渐“丧失”。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和开发利用传统文化遗产为现代社会服务，使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不仅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热门话题，更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目前虽然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毕竟是一项方兴未艾、任重道远的事业，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共同努力，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课题组选择和申报本课题的初衷。

（二）“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研究目的

三峡工程、移民搬迁、乌江梯级电站的修建，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中大规模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破坏乌江流域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逐步变异或消失。因此，课题组选择本课题予以研究，其目的有三。

1.服务本科教学。长江师范学院根据本课题和其他课题研究的需要，尤其是学校发展的需要，初步建成了 500平方米的“乌江文化陈列馆”及120平方米的“乌江流域文献资料室”，积极开发课程资源，使学生在开设“乌江文化概论”等课程的过程中，有机会在“乌江文化陈列馆”上课和到“乌江流域文献资料室”查阅资料、撰写论文，接受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民族艺术的熏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着力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自觉传递非物质文化的薪火，从而极大地发挥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2.服务区域发展。乌江流域是多民族地区，在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科技水平、人才储备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均存在明显差距，但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没有作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途径予以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本课题拟通过田野考察、文献整理、深入研究等方式，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事业提供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对策和良好建议，推动乌江流域旅游业、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3.抢救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乌江流域富集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通过本课题的田野考察、文献收集和深入研究，结合中央与地方共建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实验中心”的建设，民族文化信息资源的转化及对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复原再现和创新研究，充分发挥学校对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用。

二、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般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1]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也是乌江流域发展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民族语言

在乌江流域世居少数民族中，苗族、土家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仫佬族、蒙古族、侗族等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在长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借用和学习汉语，致使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多共用了汉语，而使少数民族语言面临危机。现在，乌江流域仅有少数老人能讲土家语词汇，少数苗族能讲苗语，而彝族、布依族、仡佬族、仫佬族等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相对较少。在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中能使用本民族文字的仅有彝族。

（二）民间文学

民族民间文学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通过口头表达方式来传播，以反映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其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如散文体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故事，韵文体则有古歌、民间长诗和歌谣三类。[2]（449）乌江流域民间文学最具民族特色的是苗族古歌、彝族叙事长诗、布依族摩经、侗族大歌、土家族婚嫁歌等。

（三）民间音乐

乌江流域很多少数民族认为“饭养身，歌养心”，因而把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视同生命。长期以来，乌江流域被人们誉为“歌舞的海洋”，民间音乐丰富多彩，主要有民歌、号子、说唱、乐舞、器乐、戏曲音乐。其中侗族大歌、石柱土家啰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已于2006年6月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民间音乐方面，乌江流域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民歌，但类别、名称、内容不尽相同。

（四）民间舞蹈

乌江流域孕育出古朴浓郁、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这些民间舞蹈无论起源于原始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劳动，还是起源于信仰、模仿和娱乐，均以其民族性、民俗性、群众性和地域性而著称于世。乌江流域民间舞蹈可分为巫傩舞、芦笙舞、灯舞、鼓舞及其它等五类，每一类中又可分为很多个小类。[3]（446）乌江流域的民间舞蹈绚丽多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五）民间戏剧

民族民间戏剧源于日常生活、婚姻爱情、民风民俗、民族宗教文化，是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生活习俗高浓度的缩影。它通过动态、夸张、载歌载舞的形式展现最富有代表性的民族生活篇章，是反映乌江流域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典型代表形式。在乌江流域众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戏剧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两种：一是傩戏和阳戏。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傩戏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二是地戏。地戏是具有古代军傩性质的戏剧，主要流行乌江上游地区的安顺、黔西南及贵阳花溪一带的布依族及屯堡人中。此外，乌江流域威宁彝族撮泰吉、石阡木偶戏、思南花灯戏、秀山花灯戏、德江傩堂戏、鄂西的南戏等也独具特色。

（六）民间工艺美术

乌江流域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又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乌江流域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作为生产生活的技能，表现了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精湛工艺。这些民间工艺美术品主要有五类：即染织类、竹滕类、乐器类、雕刻类、器具类。[3]（469）乌江流域民间工艺美术在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部分民间工艺品的制作比较复杂，如大方漆器的工艺技法就分为嵌隐、填嵌、描饰、刨划、罩漆、复饰、质色、堆漆8门，共有4大工序，即胎胚、灰地、漆地、装饰，其中又包涵50多道环节，高档产品的漆地制作多达80多道环节。

（七）民间曲艺

乌江流域民族艺术宝库中有丰富的民族曲艺，这些民族民间曲种均用本民族语言说唱，各曲种只流传在语言共通、方言相同的本民族中，为本民族喜闻乐见。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曲种很多，如“嘎嘿说唱”传统曲目具有代表性的有《片列》、《妞黑》、《吝舍》；“相诺”的曲目十分丰富，有源于古歌的《砍木歌》，有源于民间故事的《王刚的故事》、《勒甲》、《构皮歌》、《安王与祖王》、《苏把拿》等。

（八）民间服饰

千姿百态、多彩缤纷的服饰艺术是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构成部分，其种类、花样、服饰众多，从纺织、漂染、刺绣、挑花、蜡染直至配之以各种饰挂、头冠、颈圈、面牌、发钗、手圈等，均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其服装的基本类别有贯首服、无领服、提领、短领、大领、长袖、短袖等；其装饰手法有腊染、扎染、刺绣、挑花、织锦、编带等若干类。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均十分珍爱银饰，视之为财富、地位、智慧、勤劳、吉祥、美丽的象征。[4]

（九）民间习俗

乌江流域各民族的风俗独特，其民俗形态、民间交易和运输的民俗传承、民间消费生活的民俗传承、乡里生活仪式习俗、个人生活礼仪习俗、婚姻民俗传承、民间信仰的民俗特征、民间信仰等十分丰富。仅以民间节日民俗为例，乌江流域少数民族节日存在很大程度的地方性，节日活动不仅地点不同，时间、名称、内容也不完全一样。

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现状

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在千百年繁衍生息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摆手舞”、“哭嫁歌”、“梯马歌”、“古歌”、“花灯”、“傩戏”、“阳戏”等为代表，具有深厚的底蕴、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现实境遇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5]

（一）“散”

1.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组织散。改革开放以来，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主要依靠各地基层文化单位和民间群众文化团体。这些置身于各区县的基层文化单位、团体，曾创作、推演出一大批有较高水准、脍炙人口、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有的甚至传唱至今，成为地域文化精品，对繁荣和发展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基层单位初创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等，成为传唱至今的民歌精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乌江流域各区县原有的基层文化单位和民间群众文化团体因故相继撤销或解散，基本无力开展工作，而乡、镇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组织几乎处于一种空缺状态。由于文化载体出现真空，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停滞，较大程度地影响和阻碍了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散。由于基层文化组织不健全，目前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相关活动大多处于群众自发组织、自发活动、自娱自乐状态，尤其是在一些节日和有关庆祝活动中，各地群众自发邀集民间艺人，表演有当地民族传统的节目，如每年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和农忙季节等，当地群众往往开展赛龙船、唱花灯、跳摆手舞、打薅草锣鼓等文化活动。乌江流域也有一些区县自觉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与旅游经济相结合，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表演以增添景点特色来吸引游人，如安顺天龙屯的地戏表演等。上述这些活动，无论是组织者还是活动方式、时间、地点，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在文化内容、表现形式及本土文化思想内涵的挖掘上，都缺乏系统的组织性，这种文化活动散而无序的现实状况，不利于有效促进乌江流域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民间文学（口承文学）艺术作品散。在20世纪80年代，乌江流域各区县均出版过“民间文学三集成”，现已散失殆尽。与此同时或后来，乌江流域各地又相继出版了《苗族古歌》、《安顺地戏》、《布依族古歌》、《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贵州傩戏》、《贵州民间长诗》、《贵州神话传说》、《贵州民间故事》、《仡佬族歌谣选》等作品集，但均是各自为政，无统一规划与组织安排。乌江流域各地民间文学大多散布在基层和民间，既未统一收集，系统整理，使之形成体系，更未系列出版发行以利传承交流，极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利用。

（二）“旧”

1.基础设施陈旧。乌江流域各区县非物质文化表演场地的设施大多建成于 20世纪 60—70年代，或以会场兼剧场，或以会议室兼创作室等。由于年久失修，目前这些“身兼数能”的文化设施都已不同程度破损，有的甚至已难以再用。秀山原花灯剧场建成于20世纪60年代，既是“花灯”演出场所，也是党政机关举行大型会议的地方。1999年在当地党政的重视和重庆市民宗委的大力支持下，该剧场经一定维修后才勉强恢复了使用功能。

2.表现手段陈旧。现代文化艺术的表现手段多样，特别是现代声光技术、舞台艺术与文化创作的有机融合，将艺术作品的品质、品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在乌江流域开展非物质文化表演活动中，因受财力的制约，现代艺术表现手段难以得到使用，只能沿用传统而简陋的表现方式。一场活动或一台节目自始至终就一个布景、一种灯光、一套服饰加单调的二胡、笛子伴奏，甚至连起码的扩音设备都没有，严重制约了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正常发挥。

（三）“失”

1.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感缺失。目前，在乌江流域很难看到少数民族穿戴民族服装，运用本民族语言。乌江流域土家族、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同胞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深，实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感的缺失。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些学校的学生只是被动地跳摆手舞，并不知道摆手舞的历史、发展和价值等。乌江流域有的土家族同胞对摆手舞并不认同，认为摆手舞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是原始落后的表现，并没有认知摆手舞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

2.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流失。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乌江流域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以汉族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乌江流域各区县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步入世界舞台的同时，面临着被强势文化同化的严重威胁。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乌江流域许多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和修缮，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村落变成了“土洋结合”的混合体，一些文物贩子到处搜刮民族工艺品而致使民族文物流失。20世纪不同时期，乌江流域各区县搜集整理和出版的“民间文学三集成”及民俗文物、民间艺术品等，由于没有妥善收藏和保管，有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己经散失。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断消失。在当前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乌江流域民间著名的工匠、老艺人、歌手、乐师、舞者等都是某方面的重要传承人，且年事已高。他们一旦离去，就会永远带走属于他的“绝活”。从某个意义上说，这些人也是“濒危的文化”。这些艺人的消失将使一些民间口头文学失传，一些极富特色的民间工艺和建筑正走向消亡，一些体现传统礼仪的习俗被逐渐废弃，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退。

四、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体可分为静态保护和活态保护两种。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前四项为静态保护，后四项为活态保护。“保护”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它包括深入民间的田野考察、清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评定，通过建立数据库等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保存，对其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的探索、研究，对传承人的扶植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弘扬及做好传承中的振兴工作等。[6]在保护过程中坚持整体性原则、活态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人本性原则、流域保护原则、联合保护原则、保护与教育并重的原则。[7]

活态性、脆弱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一旦消失，不可再生。保护与开发利用是否可以实现双赢，取决于“度”，这要求我们在“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避害趋利，将两者融为一体。开发与利用和抢救与保护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开发与利用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与保护，抢救与保护是为了永续利用，目标都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8]我们把抢救与保护作为根本前提，遵守本真性原则的开发与利用方式称为“保护性开发利用”。《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通知》（渝府发〔2010〕64号）文件中提出：“支持渝东南民族地区建设民族特色博物馆”；要“规划建设石柱秦良玉纪念馆、秀山花灯民俗博物馆、酉阳土家族摆手舞博物馆、彭水苗族生态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举措。针对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课题组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总结出下列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9](69-124)

（一）数字化馆藏模式

随着多媒体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有了新的方法和途径——高精密度、高清晰度的数字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技术应运而生。它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提供数据化保存、组织、储存与查询检索等手段，建立数字化的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服务。借助数字化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是对民族文化存在方式的一种新型的保护方法，它可以使民族文化以“保真”的形式保存下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摄影、三维信息获取、虚拟现实、多媒体与宽带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它的数字化研究与保护提供了崭新的技术基础。这种博物馆有几种类型：一是数字化保存与存档；二是数字化虚拟博物馆；三是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四是数字化舞蹈编排与声音驱动；五是虚拟文物修复及演变模拟；六是数字化图案；七是工艺品辅助设计等。数字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能够更好地搜集、整理、记载民族文化艺术的全部信息，可以突破传统意义的保护方式所不能达到的展示要求与保真效果，更为安全和长久地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

（二）社区博物馆模式

社区博物馆的精髓为：一是藏品是该地区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历史见证物，且与当地居民在情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强调“人文关怀”；二是强调与社会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既要公众积极参与进来，博物馆更要主动地走进社会；三是在欠发达地区或弱势群体聚居地，博物馆往往更能出色地发挥服务于社区的功能；四是可组织丰富多彩的节目，如讲座、表演及培训等；五是一些博物馆呈现出向社区文化中心转轨的迹象。在乌江下游将建的秀山花灯民俗博物馆、酉阳土家族摆手舞博物馆即可按此理念予以修建。社区博物馆的准确定位应是乡土民俗博物馆。课题组建议：采取社区博物馆的模式对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政府将其传承人聚集地命名为某类社区博物馆，从政策、资金、传承、教育等各方面予以提倡和扶持并把社区纳入文化旅游范畴，以旅游收入来激发社区人保护和开发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系统。

（三）生态博物馆模式

生态博物馆强调：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文化遗产应进行原状地保护和保存；社区就是一个无墙的博物馆。1997年，在乌江上游的贵州六枝苗族的梭嘎村建成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彭水苗族生态博物馆可借鉴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梭戛生态博物馆在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建成后的生态博物馆有一个长期的指导原则，于1998年8月和10月分别在中国贵州六枝和挪威奥斯陆举办了“中挪国际生态博物馆研讨班”。双方讨论制定了《六枝原则》，它体现了国际生态博物馆的理念。[10]生态博物馆与传统的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包含的是整个社区的鲜活的整体文化。在具体实践中，生态博物馆要求不仅要对静态的文化加以保护，而且要对动态的文化加以保护；不仅要对文化的现状加以保护，而且要接受文化变异的和发展的事实，在文化变异的衔接层面上对其进行保护，从而保持自我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发展，即它保护的是完整连续和发展的文化。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居民是博物馆的“藏品”，同时也应该是博物馆的主人和工作人员。作为该社区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承担者、拥有者和这种文化的载体，他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和认同自己的文化。因此，生态博物馆创新的核心因素是把文化多样性保护还原到文化原生地进行，以文化类型存在的整体生态和文化空间作为生活化的开放式博物馆；文化相关社区人民作为博物馆的主角，替代职业化的博物馆专业人员。

（四）节庆旅游模式

节庆是指某地区以其特有的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和宗教艺术、传统竞技、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名胜古迹等为主题，在固定地点或区域周期性举办，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外界对于该旅游目的地的认同，融旅游、文化、经贸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节日庆典活动。节庆活动通过内容丰富、开放性、参与性强的活动项目，吸引大量游客，从而拉动旅游业的消费和投资，纯粹的节庆就演变成节庆旅游。它是以某种具有鲜明主题的公众性庆典活动为契机而开发出来的一种现代新型旅游产品，是以节庆形式对区域特色进行策划和包装，使其产生定向吸引为旅游业所利用，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效益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主导节庆旅游经营模式应为：“政府主办、公司经营、社会参与、市场操纵”，或采取附属节庆旅游经营模式：“政府指导、社区经营、居民参与、市场运作、自负盈亏”。节庆式的关键在于：重视旅游节庆的无形资产，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加强旅游节庆的市场功能开发。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模式还有各类演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物化产品模式、混合开发模式等模式，乌江流域各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均可借鉴。[11](524-528)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Z].西宁：青海政报，2005（7）.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3]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化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4]谢彬如.贵州少数民族服饰艺术[J].贵州文史丛刊，1997（2）.

[5]李良品，任华.重庆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现状及对策[J].前沿，2010（13）.

[6]黄玉烨，戈光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7]李伟.乌江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原则[J].重庆社会科学，2006（9）.

[8]旷凌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6）.

[9]胡小红.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0]胡朝相.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回眸[Z].贵州民族民间资源信息网：2008-10-16.

[11]李良品，彭福荣，余继平.重庆民族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朱 丹）

A Study of the Sav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LI Liang-pi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Fuling 408100, Chongqing )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which is not only the cultur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also th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the advanced culture i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mainly includes natioal languages, folklore, music, dancing, drama,arts and crafts, quyi, finery, customs and so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is dispers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losing, so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saving and protection of it.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t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digitalized collection, community museum,ecological museum, displaying for tourists on holidays, and so on.

the Wujiang River valle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ving; protection

G127

A

1009-8135（2011）02-0021-06

2010-12-19

李良品（1957-），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西南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04XSH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