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南岸 400067）

张竞生的性学普及之旅
——兼论与梁实秋的性学论争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南岸 400067）

“五四”时期，张竞生倡导节育和优生的性学思想，不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还遭致了几乎一边倒的驳斥。在这些论战中，既无过往也无交集的他与梁实秋，因缘际会，1927年同处上海，在各自主编的刊物《新文化》和《时事新报·青光》上，就“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引发笔仗。由此可察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举步维艰，也折射出张竞生矢志普及性学的孤立和梁实秋思想的保守。

张竞生；性学普及；梁实秋；论争

人活在世上，离不开生存和繁衍后代。生存是第一位的，繁衍后代是生存的延续。告子的“食色，性也。”和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早已将饮食和性爱的重要性阐释得淋漓尽致。对于民生饮食的重要，《管子•牧民篇》所言的“民以食为天”，无人不晓。因此，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可对于康乐的性爱，抑或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向来讳莫如深，只做不谈。对其公开的讨论更是大逆不道，所以，中国性学理论极为匮乏。

一

在中国，将性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吃螃蟹者是鲁迅。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即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课堂上，开讲性的知识。九年后，其胞弟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译作《贞操论》（1918年5月15日），率先开启公开讨论性问题和妇女问题的先河。

1923年9月，张竞生为了打破性的禁忌、冲击旧礼教和构建美好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结合自己讲授的《行为论》，①首次在北大的课堂上讲授性学。他试图还性的本来面目，将其作为科学研究对象。随后，他又以“美的性育”为总题，开展了一系列性学讲座，从性知识和方法上加以详细的科学讲解。此举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性禁忌虽然被打破了，但他由此所受到的偏见与诽谤却伴随着他的一生。他本人亦被冠之“性学博士”相嘲弄。可张竞生并没有屈服于旧礼教和旧势力，而是将其讲稿整理成专著《美的人生观》公开出版。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和《恋爱的卫生》等著作，在丰富和深化性学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节育和优生的主张，致力于构建一个性的乌托邦。

1925年冬天，张竞生更为大胆，在《京报副刊》上公开向世人征集性史资料，并于第二年5月编辑出版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资料实录《性史》第一集。此种举动，在礼教盛行和民智愚昧的社会环境里，无异于引火烧身，遭到了卫道士们的口诛笔伐。特别是南开学校首开禁阅呼声，京津警察厅随后将《性史》等书籍，视为“洪水猛兽”，予以查禁。周作人、章太炎等有识之士虽然伸出援手，无奈在举世皆浊、众口铄金的语境中，张竞生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征集性史的行为，适得其反。逐利者假借其名，疯狂盗印，更是使他声名狼藉，被人戏谑为“大淫虫”，甚至其人生道路也为此发生逆转，蹉跎终生。

迫于形势和生计，张竞生于1926年6月中旬，只身来到上海，就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处理教育教学事务。在上海艺大期间，张竞生一边忙于教务，一边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无暇操持家务。闲居在家的妻子褚松雪，却不甘寂寞，热衷于经世致用的语体文写作，加上夫妻两人的观念和政见不同，关系日益恶化。不久，褚松雪不辞而别，苦心经营了三年的婚姻也就此走向末路，张竞生因爱生恨，心情忧郁，遂脱离上海艺大。

二

1927年元旦，为了育子和生存，张竞生在上海法租界丰裕里创办了《新文化》月刊，同年11月被迫停刊，《新文化》一共出版了六期。其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巨鲸出海”图，图的下面是一个大三角形，标有文字：“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新文化》将性作为反对旧传统的科学武器，辟有社会建设栏、性育栏、美育栏、文艺杂记栏、批评辩论栏、杂纂等六个专栏。

《新文化》每期都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刊载关于性学方面的文章，或自撰或友人翻译，不一而足。每期还辟有性育通讯，针对读者疑惑的“典妻”陋俗、“共妻”现象、试婚可否等问题予以回复。事实证明，“《新文化》是一份关注民生，以普及性教育和宣扬‘美的’艺术人生的大众化知识读物，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性教育杂志，比现在饮誉全球，由广东省计生委主办的《人之初》早问世64年。”[1]

张竞生为了办好《新文化》杂志，不仅在内容上以性教育吸引眼球，而且还以优酬征稿，并别出心裁地许以一成的利润分红，征求腐败实状，更换封面，吸引读者。《新文化》第三期的封面更是标新立异，将一幅伸开手臂的半身飞天裸女像置于其中。从第四期起，又招募新文化社社员，在各地组织读者会，并设立相应的“美的”机关，如“美的南京”、“美的上海”之类。凡是超过10名社员者，便赠予一份《新文化》杂志和一些书籍。在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下，《新文化》的发行量迅速攀升，一度超过由邹韬奋主编的名牌杂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两万余份。

或许是其打破性禁忌的惊世之举，抑或是树大招风，竞争激烈。总之，《新文化》和张竞生本人，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1926年下半年，刘海粟在美术课堂上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而备受打压，张竞生在自己创办的《新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裸体研究——由裸体画说到许多事》一文，在理论上第一次肯定裸体画的艺术价值：“女体之美是一切美的美”基础。他以此为女性裸体“模特儿”的合理存在进行辩护和张目，以事实驳斥“裸画”即“春画”的谬论。为了打破处女膜崇拜，反对封建伦理，张竞生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一文。他在文中阐述了“处女膜”的生理与风俗观念的意义，遂遭到巡警局向法院以“淫书”提起诉讼。幸好租界法庭的法官是中国人，才以罚款了事。然而，限制和干涉却愈来愈多，到1927年7月，张竞生不得不在《新文化》上刊登启事，撤销“性育通讯栏”。一些不法书商，看到《新文化》有利可图，也将其内容摘编偷印，高价兜售。别有用心者，更是捕风捉影，说张竞生为军阀作伥，创办《新文化》月刊，是专门反对共产党等等。为了以正视听，回击诬陷，张竞生在辩诬的同时，专门撰文《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予以反击。他在文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淫书是不怕禁的，愈禁愈盛。”“若为一时救急起见，则我意为不可全靠官厅。应由官厅与性育界对于性学内行者共同组织审查处，审查哪本是性书哪本是淫书。其淫书须罚者则侧轻发行人与印刷人，而注重在著作人。淫书著作人虽不出名，但由发行人尽力根究极易得到。重罚著作人，乃为根本的救治方法。”[2]张竞生强调，《新文化》倡导的是科学，普及的是性育知识，绝非淫书。然而，上海临时法院仍然以《新文化》“猥亵”为名，禁止其继续出版发行。

三

张竞生的性学观（主要是“第三种水”理论和“性部与丹田呼吸”方法），因其不合时宜（性学尚未被大众接受的时代环境），加上观点的惊世骇俗和表述的浪漫笔法，在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夏沔尊、潘汉年、章锡琛等人群起而攻之。出于坚持真理，张竞生写下了一系列的反击文章，主要有《调笑〈一般〉之所谓主干也者》、《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种》、《勉新女性编者章锡琛君》、《时事新报——研究系尾巴》等等，内容不仅牵涉到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的辩解与反驳，而且还涉及到语言文字和党派恩怨。

梁实秋不是性学家，可他应好友张禹九邀约，在主编《时事新报•青光》②期间，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吸引读者的眼球，针对张竞生的性学观，也展开了论战。不过，梁实秋出于自己保守的观念，文风虽犀利，却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张竞生在《新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2月）上发表《第三种水与卵珠及生机的电和优生的关系》（又名《美的性欲》）中提出，少数女子在交媾时，因性兴奋达到极致，会出“第三种水”，即“巴多林液”（世俗称之为“淫水”）现象。“凡会丢第三种水者，一面能使卵珠壮健活动，而一面又易引进精虫相遇。所以在这情景下所结成的胎孩必较强健。”[3]此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家早已发现，如今更是被现代的医学观察所证实。可在当时，因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女子压抑不敢孟浪，男子又急于求成，“第三种水”现象很少出现，即或偶有发生，不是被忽视，就是隐藏不露，而张竞生从胚胎学出发研究人的优生，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也超越了当时人们接受的心理程度。所以，连留学美国的梁实秋也认为其标榜的“第三种水”，匪夷所思。故而在1927年5月3日，化名秋郎，在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第三种水”？》一文，讽刺张竞生“东摭西拾”，以“第三种水”为噱头，哗众取宠的目的是为了版税，好携妻儿到欧洲旅游。梁实秋对张竞生的批驳，避实就虚，显得无力。三天后，他又借《新文化》第三期刊载了一封《张竞生致汪精卫信》一事，假借读者丹甫给《时事新报•青光》的来信，鄙视张竞生炫耀博学，对性欲无知，“处处以轻薄的态度描写性交，宣传女人方面的亵秽。”[4]甚至还借张竞生妻子褚松雪的出走风波，对张竞生进行挖苦、讽刺，甚至于人身攻击，大有不把他驱逐学界就绝不罢休的气势。梁实秋对张竞生的“第三种水”观点甚为反感，萦系于心，耿耿于怀。在自己的行文之中，总是不经意地下诸笔端。比如，他在《为下流的小报辩护》一文中就写道：“有号称性博士者，靠第三种水吃饭，国立北京大学还曾请他去当教授。”[4]云云。梁实秋意犹未尽，他在翻检《新文化》第四期所刊文章后，将张竞生的“性部呼吸”、对潘光旦的驳斥、声援刘海粟采用人体模特儿写生、办刊的抽红方法和“美的书店”聘用女店员等观点和举措，条分缕析地加以总结，讥之为“‘竞学’大纲”。对张竞生在《新文化》第五期所刊载的反对女子束胸、提倡大奶、“耻骨缝最高点即丹田”、“性育通讯本”、翻译霭理士的性学名著等主张和行为，也一并归之为“伤风败俗”的“‘竞’学大纲”。张竞生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在表述上固然有其缺陷，但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所提倡的“丹田呼吸”，道教在修炼精气神时早有此说；朝鲜古代药学史上的巨著《东医宝鉴》在引《仙经》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其所在和功能。古人很重视丹田的意义，视之为贮藏精气神的所在，把它看作是“性命之根本”。梁实秋对张竞生所著，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称之为淫书，呼吁一律取缔和肃清。不仅如此，针对张竞生《性史》的泛滥成灾（不法商人大肆盗印），梁实秋在《青光》中刊载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马桶，无数的苍绳飞绕，马桶上写了‘性史’二字。”[4]并为之将张竞生讥讽为“不能离开男女的方寸之地”的“性学博士”。[4]

张竞生面对梁实秋在《青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附和当局对《新文化》月刊的处罚，以及对自己的人格讥讽，很是生气。随即在《新文化》第五期以《时事新报——研究系尾巴》为题，正式回击。此时的张竞生，因对妻子的离家出走耿耿于怀和对国共两党主张的模糊，分辨不清汪精卫在大革命时期的本来面目，故而痛斥他与共产党合作是卖国行径。对梁实秋化名徐丹甫诋毁他创办“美的书店”，招聘女店员一事，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讽刺梁实秋是“见猎心喜”，是“见了女子便生淫心的淫虫”。梁实秋看到张竞生的文章后，遂以《告张竞生》为文，逐条驳斥，并以张竞生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关系，批驳张竞生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他标新立异招女店员，卖“第三种水”，反而还骂自己是“淫虫”，讥讽道：“这就如同我说张竞生是一条不淫的虫一样的使笑了。”梁实秋在文中还申明，自己的文章中从未如张竞生所说，开口“他妈的”，闭口“他妈的”之语。[4]

梁实秋在报刊上看到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乃燕，拟具各省市取缔《性史》等“道邪”文字的通令后，化名秋郎，又撰文《取缔性书》，引发开去，讥讽张竞生等撰作淫书的人，顶着什么“科学”、“新文化”的招牌，也难以掩人耳目。他们的行为与娼妓无异，“只求赚几块钱，什么都可以牺牲”。“这样的人一日不除，异邪的性书一日不能绝迹。”[4]

四

1920年代，张竞生在上海创办《新文化》杂志和“美的书店”，以此张扬性学运动。他就“第三种水”，“淫义”（从常识、哲学、艺术三个方面），“性部呼吸”与“丹田呼吸”，以及性教育和优生学等方面，与周作人、潘光旦等人展开一场唐吉诃德与风车之战。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单枪匹马的张竞生，败北是必然的。

在这场影响深广的性学论争中，梁实秋虽然在《时事新报•青光》先后发表了10余篇批驳张竞生的文章，但随意性很强，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事实上，张竞生也没有把梁实秋作为主要的论战对手，只是他在与周、潘等人的论战中，不屑梁实秋的多舌和帮闲，才信笔回击了一下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性学论争，梁实秋只是张竞生众多对手中的一个小卒子。

梁实秋为何如此热衷地参与其论争，其原因有三：其一、张竞生在上海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放言“第三种水”和“性部与丹田呼吸”等惊世骇俗的性学观念，已成为当时上海的社会热点。而此时的梁实秋正在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为了自我的生存和报纸的发行量，他不可能置身于社会热点之外。其二、梁实秋出身的家庭，接受的婚姻，乃至于所受的教育，包括在美国跟随白璧德系统研究新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都呈现出保守的特点。他为人作文，无不以自我克制和以理制欲为行为准则，故而，他对张竞生振聋发瞆的性学主张，自然持反对意见。其三、梁实秋在《青光》时期是报人，从事的主要是社会批评，对于性学知之甚少，所以，他对张竞生的批评，只能是随众的附会和点到即止，缺乏应有学理。

张竞生的性学观，固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他公开对性进行研究，开展健康的性教育，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其卓有成效的探索，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对于推动科学的进步，在事例上进行猜测和探讨是不可缺少的。在辩驳中修正错误，也是常态。可张竞生的主张，由于超前，与时代脱节，加上他又以艺术家的气质和笔风，放言自己的观点，必然会留下被人攻击的话柄。由于立论者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在论战中又各自沾染上文人义气用事的陋习，甚至攻击对手的隐私，则偏离了科学之争的本义，值得后学者铭记和反思。

注 释：

①《伦理学》的早期称谓。

②1927年5月1日到8月9日。

[1]张超.中国第一本性教育杂志——评介创刊于1927年的《新文化》月刊[J].中国“性”研究，1927（27）.

[2]张竞生.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J].新文化，1927（6）.

[3]张竞生.张竞生文集：下卷[M].广州:广州出版社，1988.

[4]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2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郑宗荣）

Zhang Jing-sheng's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on Sexology and His Debation with Liang Shiqiu

WANG Ming-jian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Nan’an 400067, Chongqing)

during the May 4thMovement, Zhang Jingsheng was engaged in research in scientific sexology and advocated the thought of birth control and eugenism, which resulted in a great disturbance and suffered lopsided refutation. In the debation, He and Liang Shiqiu, who never met each other before, argued about“breathing by sexual organ and Taoist thought” against each other by publishing articles in their respectively editedNew CultureandNews Daily—Qingguangin 1927 in Shanghai, which shows that it is a hard task for Zhang Jingsheng to study sex as a science and to popularize sexology and that Liang Shiqiu is conservative.

Zhang Jingsheng; popularization of sexology; Liang Shiqiu; debation

I206.6

A

1009-8135（2011）02-0074-04

2011-01-11

王鸣剑（1964-），男，重庆市梁平县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