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晓, 杨 飏

(1.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2.大连日报社,辽宁大连116000)

武士道与《武士道》
——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心理解析

杨 晓1, 杨 飏2

(1.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2.大连日报社,辽宁大连116000)

近代日本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角色转换,与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密切相关。文章从文化心理的层面,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剖析明治时期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撰写的《武士道》一书,以解析近代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过程,发掘日本近代发展的文化心理动力。提出:明治武士道是日本从古代意性文化向近代理性文化转换的分水岭。明治武士道以理性的审视,将武士道提升为一种民族精神,使其成为国民在理性文化状态下的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镶嵌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穷兵黩武的极端方式,引领近代日本走上了强盛之路,亦形成了阻碍日本近代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心理根源。

近代;武士道;文化心理;理性文化

武士道滋生于日本封建幕藩制度土壤中,是日本意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明治时期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近代日本人自我认识的起点。卷入世界体系的日本知识阶层开始审视自我,审视民族自身,民族的文化意识亦开始由意性文化向理性文化转变。曾留学西方的明治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代表著《武士道》中,以理性的审视,将武士道文化演绎为民族的理性文化,昭示出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史称明治武士道。《武士道》影响甚广,流传至今,以至于当代日本人只知明治武士道,不知远古武士道。日本当代学者菅野覚明曾言:“提到武士道,今天许多人头脑中浮现的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除了学术研究人员,普通人,特别是喜欢评论武士道精神的评论家、政治家所具有的武士道印象,大部分似乎也源于新渡户稻造的著作。”[1](P10-11)可以说,真正影响近代乃至当代日本民众精神世界及文化心理的是经过理性反思的明治武士道,而不是未曾成文,口碑相传的远古武士道。研究近代日本文化心理,不涉及《武士道》是不可能的。

一、理性中的传承

《武士道》一书问世的年代恰恰是武士制度衰亡的时代。正是在武士道母体制度的停尸架旁,新渡户稻造意识到,虽然日本明治维新颠覆了幕藩体制,但武士制度的消亡并没有泯灭武士道精神,它依然是大和民族的灵魂,是铭刻在日本国民内心深处的一部法典。“作为一种制度,它是死了;但作为一种美德,它还活着。”[2](P119)“它不是枯萎于历史标本中的古老美德,仍以鲜美的活力萦绕在我们周围”[3](P1)。这是因为“构成国民深层心理机制具有稳固的特性”[4](P114),“日本的形成归功于武士。他们不仅是民族之花朵,也是民族之根基”[3](P113)。“没有武士道,日本的整体精神和道德观点就无从形成”[3](P2)。新渡户稻造在武士制度行将就木时,唱起了武士道的赞歌,这并非历史的错位,它凸显出近代日本在重大历史转折期固守先祖文化传统的民族情结。

日本古代武士道是由宗教信仰和审美直觉构筑的一种文化心理,它以人客体化本源中的生命意志、生命情感、生命理智为基本命题,追求生命在精神世界的不朽。古代日本武士以生命意志的实践耸立在虚无的地平线上,宗教顿悟是他们意识自我,将生命存在超越生存的现身方式。武士道精神渊源于佛教、儒学、神道教等多元文化,但直接影响并构成其特质的精神元素是神道教的赋予。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教,它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它没有被神化了的精神统领(如基督教的耶稣,佛教的释迦摩尼),也没有信条,而是以一种集体的自我意识,直接规范信徒的行为。从神道教顿悟中产生的武士道文化从开始就具有道德精神的元素。神道教中没有“原罪”的教义,却包含了日本民族情感生活中两个主导特征:爱国主义和忠诚。在神道教的殿堂神灶中,既无可朝拜的偶像,亦无可供奉的神灵,基本设施是内殿悬挂的一面镜子,信徒朝拜时直观的是自己的形象。这种朝拜类似于古希腊德尔斐的训谕——认识你自己。这种自我认知绝非解剖学意义上的对自身肉体的认识,应当属于道德精神的范畴,其道德内省“从性质上与罗马宗教观念相同,个人道德的完善服从于民族的集体意识”[3](P10)。日本远古的武士们以信仰的虔诚书写了一部心灵的法典,构筑了一个执着于信仰的生命世界,在维持理性秩序、自然秩序及情感秩序的同时,将肉体生命的生存升华为意识生命的存在,在生命信仰及超越中构建人的本质。武士道的这些特质展现出日本民族的意性文化。

然而,历史在理性的觉醒中前行。进入理性时代,武士道这部从宗教顿悟中生成的心灵法典虽不失朦胧之美,却难以为继。《武士道》第一次赋予无言无文的武士道以理性色彩,突显出日本人在文化理性中的自我意识,这并非偶然。明治时代是日本近代的转型期,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消失;新日本尚在襁褓中,狭小岛国生存的困境,强大西方外来的冲击,使日本民族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心灵的困惑。生活在这一文化框架下的群体亦亟需一种共同的自我认知。不管是否出于作者的本意,《武士道》以理性审视了传承本民族千年的文化结晶,使之成为了日本民族在近代历史转折时期的心理支撑。

新渡户稻造是日本近代社会的思想先行者之一,他在《武士道》第一版序言中陈述了写作的初始动因:比利时法学教授D·拉维莱教授得知日本学校不开设宗教课程时大吃一惊:“日本难道没有德育?”正是这句诘问,使新渡户稻造开始关注日本民族种种道德戒律的来源,最后发现“正是武士道对日本人的影响和启发,完成了日本的道德精神”[4](P1)。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动因奠定了《武士道》的基点,即从道德精神的角度,对武士道进行理性审视,并以此形成了明治武士道与古代武士道不同的内涵。恰恰是这种内涵,体现出近代日本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转变:即意性文化中的武士道向理性文化中的武士道转变。

其次,新渡户稻造不仅仅是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研究武士道,而是试图从世界的视野反观武士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士道》已不是古代传统武士道的原版。新渡户稻造曾留学欧美,在美国接受了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又在盛行哲学思辨之风的德国深受现代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当代哲学中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创造进化论、尼采的学说等均有所涉猎。新渡户稻造试图将武士道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诠释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张力。

明治武士道是“从比较文明论的视点来论证国民道德、民族精神”[1](P281)。在《武士道》一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痕迹随处可见。例如,作者试图以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Chivalry)诠注武士道;以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类比武士道的内省;将儒家教导视为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甚至在解释为何切腹自杀在日本国民心目中没有荒谬色彩时,亦找出希腊人、法国人同样视腹部为灵魂栖居区域为依据。“新渡户使用的武士道一词,作为日本民族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媒介,具有多重意思,明治武士道既与基督教文明相关,又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1](P276)

正是这种兼容的文化心理,使近代日本在推进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没有抹去“古老思想训练的痕迹”,在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化面前,大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没有坍塌,大和民族的灵魂没有丢失,也没有被异化,以坚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固守住了民族精神,以理性的传承抵御住了外部世界的冲击。可以说,日本民族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不过是为其文化心理结构充填新的元素,并将其强化为能与西方文化渗入抗衡的精神力量。新渡户稻造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灵魂能如此迅速地消亡是可悲的,能轻易屈从外来影响的灵魂一定是贫弱的灵魂。”[3](P119)他坚信“使日本发生变革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这股源泉不是别的,正是武士道”[2](P107)。“作为旧日本的缔造者和产物,武士道仍然是转型期的指导准则,并将被证明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决定力量”[2](P105)。这种独特的自我意识,不断赋予日本国民心理动力,助推日本民族在重大历史转折期顺利地实现了过渡,并迅速强盛,以一个狭岛小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说《武士道》实现了日本民族意性文化到理性文化的转换,是基于明治以后,武士道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得到了日本国民的认同。作为同一文化框架下的集体意识,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国民在文化理性中的自我意识,而非宗教中的自我意识。《武士道》以文明比较论的方法,从国民道德、民族精神的角度,为古代武士道注入了近代理性的色彩,使脱离了原母体的武士道如幽灵一般附着在新的母体上,作为一种精神元素而不是一种制度在大和民族继续开花结果,终而成为了这个岛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亦如新渡户稻造所言:“虽然没有具体形式,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国家最活跃的精神驱动力。”[2](P105)

二、融合中的冲突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者,将武士道融入世界文化体系是新渡户稻造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然而武士道所具有的鲜明的种族性,使其很难从根本上与异族文化融合。因此,在《武士道》中有悖作者原意地展现出某些难以调和的冲突。这里既有与中国儒学认知的差异,亦有与西方人文主义理念的不同,归根结底显现为在理性文化认知中武士道自身不可逾越的缺陷。

古代武士道是武士通过宗教顿悟认识自我,以生命意志超越自我的实践。他们质朴的原始意识,充满野性的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男性气慨,与滋养他们的社会形态相得益彰,且不失审美意义。但新渡户稻造认为,“早期的信念已不足以支持武士道的发展,需要更权威和更合理的渊源使它自己得到认同。假如只是投合战争规律,没有更高的道德上的支持,武士的思想便坠落了,武士道也不再丰富多姿。”[4](P7)因此,新渡户十分艰难地走上了为武士道寻找道德支持之路。

新渡户稻造为武士道寻找到三个精神元素——东方佛教、日本神道和中国儒学,尤视儒家思想为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并以“仁义礼智信”对武士道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遗憾的是,儒家“仁义礼智信”只是武士道的一件漂亮外衣,或者借用新渡户稻造自己的语言,“温柔、怜悯和仁爱是装扮武士残暴业绩的特质”[2](P28)。在《武士道》第一章,新渡户稻造有一个不十分醒目,却十分重要的脚注:拉斯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他却以积极的人生取向狂热地相信战争。他在《野橄榄枝桂冠》中写道:“战争是一切艺术的源泉,也是孕育人们崇高美德和才能的沃土。我知道这个发现非常奇怪,也非常可怕,但我确信这是不争的事实……简而言之,所有伟大的国家都在战争中汲取真实的语言和思想的力量;他们从战争中获取营养,在和平中荒废;被战争教育,被和平欺骗;被战争磨练,被和平背叛,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3](P6)

不希望投合战争规律,试图为武士道寻找更高道德支持的新渡户稻造,实际上接受了拉斯金的观点——“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并以此作为武士道诸多美德的原点,这使得明治武士道从根本上就与儒家思想貌合神离,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根基是“以仁为本”,《武士道》“仁义礼智信”的根基则是“尚武为荣”。孟子曰人“性善”是说美德源于人性本身的光辉;而“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则意味着对人性自身的挑战。因此,《武士道》中倡导的美德流露出偏执、残忍、极端的生存意识和情感倾向,与崇尚人性解放的理性主义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系列扭曲的因果关系:因为人类天性怯懦,所以要给予孩童斯巴达式的野蛮训练(第四章《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因为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要训导荣誉高于生命的信念(第八章《荣誉》);因为私欲是人的本性,所以要以忠义为美德(第八章《忠义》);因为人性有纵欲倾向,所以要倡导自我克制和禁欲(第十一章《自我克制》);就连礼仪也成为了制约精神的外衣。在《武士道》中不乏父母为示忠义将儿子交给死亡,哥哥为求荣誉教弟弟剖腹自尽等残忍的故事。在意性文化状态下,这些武士道的“美德”尚可视为执着于信仰,以生命意志、生命情感、生命理智去超越生命的存在,追求生命的不朽;但在视人性至高无上的理性文化状态下,它的光芒黯淡了,甚至不再具有光芒,仅显现为违背人性的陋习。换言之,古代武士道在自然混沌的意性文化状态下有着某种自身的和谐与完美。然而,明治武士道在理性文化状态下却无法延续这种和谐与完美。尽管新渡户稻造以理性的认知成功地将武士道提升为民族精神,在岛国继续开花结果,但武士道自身的缺憾却在理性光辉照耀下暴露无遗。新渡户稻造竭力以近代文明理论为其寻找道德支撑,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武士道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士道》仅仅是经历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之后的日本人对自身文化品格与特性塑造仍沉迷于武士道之中的一个文本证明。新渡户稻造在将武士道原始混沌的自我意识转化为理性清晰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没有过滤掉个中的糟粕,而是将其传承、转化为日本民族精神中好战、嗜杀的一部分。

然而,一种蕴含有悖人性的、非与时共进的精神何以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支撑,并使这个民族长足进步,迅速崛起。结论竟然遗憾地与拉斯金的论断惊人一致:是战争。日本近代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延续了武士道精神,或者反过来说,武士道精神支撑了日本近代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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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尚武思想催生了日本民族整体的军国主义,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尚武精神是日本本土的传统文化心理。日本古有“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的传说,山鹿素行曾言:“天地开辟,有多少和灵物都不用,偏用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5](P36)中国学者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也分析道:“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类推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种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而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5](P36)正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族”这个极富魔力的信念,使普通日本国民从统治者的臣民,变成了心灵密室占领者的仆人,他们满怀热忱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战争之中。以下几段从《武士道》摘录的、并非断章取义的原文,可证明“依靠国家来塑造人的性格,这话对日本人而言加倍正确”[2](P25)。

“我们对忠诚的态度在其他民族很难找到认同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错,而是它已经被遗忘,同时也因为我们国家把忠诚发展到任何其他国家不曾达到的高度。”[2](P50)

“武士道认为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在国家出生并且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必须为国家或者其执政者而生而死。”[2](P54)

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还是政治家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也都深受这种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也就是说,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以尚武、嗜杀为美德的武士道依然主宰着这个岛国民族的精神世界。武士道这种由一个阴翳的民族,在狭小岛屿上产生的复杂、混乱、偏执、残忍、极端的生存意识及精神倾向,经过《武士道》的粉饰与传播,在近代日本史上,以邻国的灾难与耻辱为代价,再一次得到了国民心理上的普遍认同,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心理铺垫。

三、迷茫中的抉择

在《武士道》众多残忍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须磨浦恶之战,名声显赫的武士熊谷擒住了敌人,发现对手是一个与儿子年纪相仿的少年,恻隐之心驱使他让少年逃走。少年为了双方的荣誉拒绝逃走,要求熊谷杀死他。熊谷杀死了少年,却从此放弃了武士的荣誉和名望,剃度为僧,将余生献给虔诚的朝圣。新渡户稻造最终以“这则故事表明,温柔、怜悯和仁爱是装扮武士残暴业绩的特质”结束了这个故事[2](P28)。他没有追述熊谷归隐实际上是对尚武思想的反叛,是对杀戮的厌恶,是对战争的抗议,因为这样深究下去不符合他所倡导的武士道精神。但恰恰是这个故事些许流露出新渡户稻造本人,乃至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困惑与迷茫。

新渡户稻造客观地承认日本国民性格中的缺点很大程度上应该由武士道负责,并列举出国民缺乏深邃的哲学思考和过于敏感易怒两条缺点。在这里,他回避了武士道最本质的缺陷:这就是缺少人性与爱的光辉。而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新渡户稻造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说:“尽管人类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自然的,尽管它被有效地证明可以产生高尚情感和男子汉美德,但它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因为在战斗的本能之下,隐藏着一种更神圣的本能——爱。我们已经看到,神道、孟子以及王明阳都清楚地用它来进行教导;然而武士道以及所有其他尚武类型的伦理,无疑都专注于眼前的,解决实际需要的问题,结果对爱的本能这一事实忘记了。”[2](P115)

新渡户稻造深知武士道衰落的必然。他清晰地意识到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首先是来自西方民主思潮和个性解放的冲击。“现代的社会化力量是反对阶级精神的,而武士道精神正如弗里曼眼里批评的那样,就是一种阶级精神。”[2](P114)“武士道特别强调统治者、公职人员及国民的道德行为,而基督的理论几乎都是关于个人以及基督徒个人的,所以随着个人主义在道德因素方面的影响力增长,基督的理论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实际运用。”[2](P118)

其二是蕴含在人性之中的爱的力量。他说:“如果历史能给我们一些教导的话,那就是,建立在尚武美德之上的国家——无论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永远都不能在世上创造一个‘持久的城市’……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一个出卖和平的长子权,由工业主义的前沿倒退入侵略主义队伍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最差劲的买卖!当社会状况发展至此,非但不利于武士道,而且与之敌对,已经到了为武士道的光荣准备葬礼的时候了。”[2](P115-116)

应当说,当新渡户稻造以理性的目光,从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审视武士道时,他的认知是客观公正的。但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他深陷于矛盾之中,面对武士道必然灭亡的命运,新渡户稻造叹道:“天国的种子在日本人心中得到验证并受到认可,在武士道中开出了花朵。悲哀的是,在武士道结出硕果之前,武士道却时日将尽……”[2](P118)“可叹啊,武士的美德!可叹啊,武士的骄傲!道德既迎来了伴随其进入世界的号角与鼓声,也注定有与‘军士们和国王们逝去’相同的命运。”[3](P115)这无奈的感叹,是武士道的挽歌。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民族情结,新渡户稻造的情感是可以理解并为世人所接受的。尽管从原始到现代,无情的历史不断淘汰人们曾视为美德与荣誉的一切,世界上所有民族也都无一例外地经受过这种由变革带来的阵痛。遗憾的是,新渡户稻造没有驻足于此,尽管武士道的灭亡已是无法逆转的大势所趋,他仍旨在发扬光大这种行将就木的精神,并以其作为国民文化心理上的支撑。他虽然无奈却依然坚信“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准则可能会消失,但是它的威力不会从时间逝去;他的武略或文德的教诲作为体系可能被拆毁,但是它的光辉和它的光荣将超越废墟而长存”[2](P119)。

新渡户稻造试图为这一信念寻找支撑点,将武士道精神传承置于种属遗传的基点上,他说:“尽管武士道对于我们民族,尤其是铭刻在武士身上的特征并非种族不可或缺的元素,它的生命力却无可置疑。如果武士道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力量,那么它在过去七百年中积聚的动力不会戛然而止;如果它能借助遗传因素传播,它的影响力必定极为广泛。按法国经济学家Michelson的公式,假定一个世纪繁殖三代人,我们至少有2000万人的静脉中流淌着公元1000年前祖先的血液。”[3](P120)正因为武士道具有日本民族的种族特质,所以“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无声无息的。国民的心对自己继承的精神,虽然不问原因,却能对其任何召唤都作出回应”[2](P109)。“武士道是一种不自觉的并且不可阻挡的力量,一直推动国家和个人前行。”[2](P104)

为了抵御威胁武士道精神延续的各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新渡户稻造亦将宗教信仰作为展望武士道未来时必须考虑的一种力量,他认为,“在日本基督教传教工作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传教士大多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历史……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恣意妄想是嫁接于武士道枝干上的脆弱幼枝。难道这种新信仰的宣传者能连根拔除整个主干,根部和枝蔓,在荒废的土壤中播种福音的种子吗?这种英勇的做法也许在夏威夷可行……但这样的进程在日本绝不可能——绝对不能。”[2](P111)正是因为“向四方寻找别的美与明、力量与慰藉之源,但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取代它(指武士道)”[2](P118)。新渡户稻造认为:“只要人们还在挣扎着超越自身,只要人们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使灵魂支配肉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芝诺的不朽训导在发挥影响力。”[2](P119)在这里,新度户稻造以极其矛盾的心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之中,不仅向宗教求救,亦向生理遗传寻求依托。

新渡户稻造的矛盾与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日本国民心理上的迷茫与彷徨。客观地说,一个民族的灵魂不是源于一个人的头脑,它是在同一文化框架下生活的共同体长期形成代代相传的集体自我意识,的确无法轻易取代。如果把武士道尚未结出的“硕果”理解为后来在这块土地上滋生成长的军国主义似乎也有悖作者本意,新渡户稻造在呼吁“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保护好这份遗产,不要使古老精神有丝毫减损”时曾明确指出[2](P117),“未来的使命是拓宽它的领域,使其在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和关系中得到应用。”[2](P117)但是,明治时代对武士道精神的弘扬还是使近代日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中文“军国主义”一词来自日文汉字。军国主义是一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并藉此实践于社会制度上的意识形态。而武士道以尚武为美德,对民族绝对忠诚,对皇室盲目崇拜和无条件的服从,使冠以民族大义的个人意志,可以轻易支配同一文化框架内的集体意识。正是基于此,日本在完成意性文化到理性文化转换的同时,亦完成了从武士道到军国主义的心理转换。明治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秉承了武士道教育和训练的传统。徘徊于迷茫与彷徨中渴求心理支撑的日本民众以“国家荣誉卫士”的自豪感,走上了战争之路。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有其深厚土壤,这个土壤恰恰是集合在明治武士道旗帜下的国民文化心理。

历史只有偶然和必然,没有假设。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武士道的精神支撑日本是否会走出另外一条路。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武士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极端的方式引领日本走上了战争之路。然而,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命运一样,都是注定要灭亡的,建立在尚武、嗜杀美德之上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在世上创造一个“持久的城市”,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律。在社会的曲折前行中,尚武的传统思想是否会死灰复燃,只能留待历史检验。

我们无意指责一个民族精神的正确与否,但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既有值得其他民族借鉴与汲取的精神元素,亦有威胁和殃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毒素,我们所能做到和应该做的仅仅是了解这个民族。我们希望,在历史前行的脚步中,仁爱的美德能揉入日本民族的灵魂,使其闪烁人性之光,绽开和平之花。

[1][日]菅野覚明.武士道の逆袭[M].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2004.

[2]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周燕宏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3][英]新渡户稻造.Bushido[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4][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傅松杰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5]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Reflections on Bushido andBushid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Bushido Culture

Y ANG Xiao1, Y ANG Yang2
(1.School of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2.Dalian Daily Newspaper,Dalian 116000,China)

The role transition of Japa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its nation’s cultural psycholog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B ushido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Kano Kikuyu in late Meiji times,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evolutions of Japanese nation at the huge historical transition periods and finds out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tives.It is indicated that Bushido marked the transition of Japan from ancient discretionary to modern rationality.With rationality Bushido emphasized moral contents and took it as a national spirit which became the whole nation’s general self-awareness.Due to thi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Japan began to step the developing road a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forming the origi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which held back Japan from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Bushido;culture psychology;rational culture

G112

A

1008-407X(2011)03-0082-06

2010-10-21;

2011-01-27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BZS035)

杨晓(1953-),女,江西萍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教育关系史、教育文化学研究;杨飏(1954-),女,江西萍乡人,高级记者,主要从事美学、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