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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外交”实践评介与反思

2011-08-15崔道伟

关键词:文化交流外交国家

崔道伟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社科部, 河南 郑州 450046)

中国“文化外交”实践评介与反思

崔道伟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社科部, 河南 郑州 450046)

“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文化外交”异常活跃,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亟须改进的地方。无论是国民心态还是文化内涵、机制建设等方面都应加以调整和完善,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文化外交;文化战略;软实力

进入21世纪,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日趋紧密,外交活动空前活跃,作为国家整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外交”愈发显示其独特价值,在维护国家利益、践行“和谐世界”理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是交流情感、沟通心灵的最佳手段,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可以达到潜移默化、加深理解的效果。如果将之运用于外交领域,则发挥着诸如消弭分歧、增信释疑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1]76

一、“文化外交”的作用

其一,“文化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以政府为主导,代表国家进行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开展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将文化交流提升至国家外交层面,并成为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的重要手段。可以这样说,在外交的总体格局中,“文化外交”不仅构成了外交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外交的核心所在。[2]26因此,“文化外交”往往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文化外交”是国家软实力在外交领域的充分体现。文化是一种浸润性的软力量,文化交流具有“润物无声”的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已被我们所接纳并在对外战略中赋予其重大使命。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它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都是软硬兼备。当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把文化软实力同外交巧妙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文化外交”被充分而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外交领域。所以,“文化外交”既是国家软实力在外交领域的充分体现,又是国家得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足并兴盛的重要途径。

其三,“文化外交”有助于改善国家形象。文化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而国家形象是国家气质的外在体现。因此,“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国际形象塑造的关键一环。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国家形象通过其内在吸引力和竞争力展示影响,有效地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3]当然,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应该通过国家之间文化魅力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开展“文化外交”,通过文化信息与价值观念的对外投射与流通,产生文化吸引力,激发他国的认同感,建构起与他国之间积极友好的文化联系,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肯定中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从而对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强大推动力。

其四,“文化外交”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在当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成为推动“文化外交”的主要载体。加强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既可以保持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维护文化主权,又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巩固与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业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各国都竞相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抢占国际文化市场的重要法宝。[4]

二、近年来中国“文化外交”实践评析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所在。近年来,我国“文化外交”异常活跃,亮点不断,为我们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把“文化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行为的紧迫性与理论、经验欠缺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1.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与快速发展的隐忧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至2009年10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分布在87个国家(地区),平均每6天世界上就会有一所孔子学院诞生。孔子学院建立之初就以一种强势姿态进入国际舞台,这既体现在国际媒体的争相热捧,也表现在飞速展开的全球布局。

孔子学院的迅猛“扩张”,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大有裨益,也是国家软实力增长的象征。然而,孔子学院的多点布局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例如:缺乏体系化、品牌化、本土化的教材;缺少具有国际思维、通晓中外的师资和管理人才;在发展规划、保障措施、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瓶颈与掣肘;政府投入巨大,民间参与太少;全球分布不均衡,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少等等。因此,孔子学院发展的速度可以适当放缓,注重内涵建设,充分考虑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形式与方式,使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接更加顺畅。

2.“文化年”双边与多边文化交流的不足

随着更紧密、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文化外交”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中国在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家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年”、“文化节”、“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季”等活动,充分显示出国家层面文化交流的善意与诚意。通过以“文化年”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交流,充分挖掘了中华文化资源的潜力,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感和号召力,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对外开放塑造出一个更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文化交流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比如,政府操办的比重过大,企业和民间团体没有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主要角色;国民的“弱国心态”依旧存在,一度成为文化交流的心理障碍,“大国意识”须着力培育;文化交流活动结束后,缺乏后续的跟进与商业推广,重政治评价,轻经济实效。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文化外交”的障碍与难题,亟待改进与解决。

3.面向全球的“中国制造”公关

近些年,西方有关中国的话题逐渐增多,同时一些政客及媒体为了一己私利而无限放大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尤其在中国产品质量上大做文章,严重损害“中国制造”的形象。随着“危险玩具”、“毒饺子”、“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国外媒体炒作,“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备受质疑,“中国形象”屡屡受损。如果国家的形象总让他人联想到一些负面词汇,那将会降低本国诸多产品或服务在世界各国的信誉。西方普通民众对真实、现实的中国认识产生偏差,重要原因是听不到发自中国的声音。

实际上,国家形象的展示以及国家信誉的提高需要一个多元的表达主体,从而让世界了解真实的自己。当然,除了进一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外,我们也需要审视与反思自身的不足,不回避、不遮掩,切实提高“中国制造”的信誉度,坦诚回应别人的关切,这是抵消或扭转西方长期有意无意对中国抱有偏见甚至中伤中国的最好方法。

三、对“文化外交”实践的反思

1.摒弃“弱国心态”,培育“大国意识”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一些双边或多边文化活动,中国公众往往怀着复杂的心情,这从网络及传媒的反应可见一斑。一方面表现为对近代历史记忆的愤愤不平,对西方列强曾经的暴行义愤填膺(如2007年夏,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北京展);另一方面,易于把正常的文化交流在情感上过度拔高,把交往的成果视为扬眉吐气、以雪国耻(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精彩呈现)。其实,这些心理表现及言论表达都是“弱国心态”的反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与民众活力的释放,国民心态也进入一个转折期,近代中国耻辱历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人自卑感的自动消失,民众心理的调适远不能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步。相反,“弱国心态”在有些时候表现得相当强烈。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从心理上学会自我疗伤,走出阴影,不卑不亢,恢复正常心态,逐步培育“大国心态”。从总体上说,“大国心态”就是一国的国民既要有自信心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又要有包容心吸纳别人的文明。[5]诚然,“大国心态”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它需要从政府到国民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开放、包容、自信的胸襟接纳其他文化,逐渐培育公民成熟、理性的“大国意识”,从而构建起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民众心理基础。

2.扩大企业与民间交往层面

“文化外交”要从政府层面的“大包大揽”,逐步实现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广泛、自发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外交”中要改变官方强力作为的方式,发动和引导企业及民间组织广泛参与。一方面,政府在“文化外交”中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退适度。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民间文化机制,提升企业和民间组织在国家整体“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注重运用行政、法规、财政扶持多种方式,积极支持和激励民间文化的国际交流,争取更多的国际文化研讨、民间艺术互访等在中国举办,大力鼓励民间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种文化协会、文化企业的积极性,调动民间力量,互通信息,共享资源。民间文化机构可以依托政府强大的驻外网络,地方文化协会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对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力争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

3.汲取国际经验增加“文化外交”的“话语权”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掌控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同时也成为各种国际议题的抛出者,其“话语权”的强势地位一再以“西方的声音”代替“世界的声音”。据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传播出来的,70%以上的信息是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6]探究其中奥秘,西方牢牢掌控着世界的“话语权”,让它国接受自己的观点即成为西方“文化外交”的利器。从这点来说,中国的媒体及文化精英人士应该承担起历史重任,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开放、真诚、友善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改变过去西方发出质疑、中国疲于反驳的被动模式。其实,西方媒体一定范围内开放性的特点,给中国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提供了契机,加之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全球性,把中国的声音迅速传递至世界普通民众之中,这是提高“文化外交”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际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外交”的功效,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让世界真正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不但需要各级政府、外交机构、文化部门等的精心筹划,更需要文化人士、民间力量乃至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达成共识,通力协作,中华文明的魅力才能更好地广播于世,中国的发展之路才会阻力更少、融通更多。

[1]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J].国际问题研究,2004(4).

[4] 姜淼.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民族文化建设[J].广西社会科学,2005(1).

[5] 蒋海洋.中国国民是否具有大国心态:需要宽容和创新[J].人民论坛(双周刊),2007(1).

[6] 董瑞丰.应对“软遏制”倾向[J].瞭望,2008(14).

【责任编辑 张进峰】

2010-12-05

崔道伟(1974-),男,河南三门峡人,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

1672-2035(2011)02-0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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