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觉敏

(天津外国语大学 汉文化传播学院，天津 300204)

论托尔斯泰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接受与变通

蔡觉敏

(天津外国语大学 汉文化传播学院，天津 300204)

托尔斯泰高度评价老子思想，其思想中有与老子相近的观点，如“禁欲”和“无为”。他提出了自己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认为这与老子的“无为”相通，并以老子“柔弱胜刚强”佐证。他看到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和老子一样反对统治阶层扰民。但是，将二者比较后可以发现，托尔斯泰在接受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行了带有浓厚博爱色彩的变通。老子“无为”是深谋远虑的治国之策，托尔斯泰的“无为”则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托尔斯泰;老子;无为;博爱

文学家托尔斯泰又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很多观点与老子相似，如主张禁欲，希望复古。他曾多次称道和引用《道德经》，提出“无为”，倡言“勿以暴力抗恶”，呼唤宗法制社会，因此有当代研究者认为他是俄国的老子。笔者认为，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思想家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托尔斯泰与老子也是如此，虽然二者都提倡“无为”，但其具体内涵不完全一致。托尔斯泰的“无为”不仅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不以苛政扰民，还否定国家与政府，最终意在实现“博爱”;而老子“无为”本是形而上的理论，形而下为政治主张，意在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统治。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分别论述。

一、勿以暴力抗恶

托尔斯泰认为弱者以暴力抗恶是不能成功的，应该逆来顺受，什么也不做(即“无为”)，而按照老子“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的原则，“无为”的逆来顺受的弱者是一定会胜过强者的，所以“勿以暴力抗恶”者也必胜。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中，他详细论证暴力是没有用之后，就总结说自己“鼓吹无为”［1］456。

其一，托尔斯泰“无为”之“勿以暴力抗恶”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胜性。“勿以暴力抗恶”是托尔斯泰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暴力反抗只能招致更强烈的反作用:“用暴力消灭奴隶制度的一切企图，都犹如以火灭火，或者以水治水，或者挖肉补疮。”［1］447而且，作为“上帝的仆人和子民”［1］516，人为了暴力而剥夺同样是上帝子民者的生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他的专文《不可杀人》论述了这一点。既然暴力无用，怎样才能推翻政府的压迫呢?他认为应该是“不参与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对政府唯命是从”［1］492，并特别地强调“唯命是从”与“逆来顺受”是不同的，“唯命是从”是听命于政府，执行政府的政令，而政府与国家的政令正是人民痛苦的根源，所以“逆来顺受”才是真正的“无为”。

在托尔斯泰看来，“勿以暴力抗恶”是必胜的，因为生命由上帝赋予，所有人包括恶人都有上帝赋予的良知，虽然有时候良知被埋没，但只要人内心追随上帝，良知总会觉醒，并会传递爱给别人。“爱会唤起爱。这一点绝不会改变，因为上帝在你的身上醒来之后，也会在另外的人身上唤醒自己”［2］43。人本性中的善性遇上合适的环境便会苏醒，恶人会变成好人。立足于此基础，他认为实行暴力的统治者可以受到感化而变好。“根据托尔斯泰的见解，这样他们通过自己的英雄般的消极反抗所取得的远比革命者通过暴力所取得的多。基于这个理由，这样完全遵照不抵抗原则所进行的宗教革命对国家的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危险和破坏远甚于起义和秘密结社……这是一次灵魂的革命，而不是拳头的革命。”［3］464“灵魂的革命”其实就是以理性发现心中的上帝，去做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不杀人，上帝旨意的先天性与无可抗拒性则赋予了“勿以暴力抗恶”必然成功的性质，不以暴力抗恶者即使在当下的世界里没看到回报，也会因为是在奉行上帝的旨意而得到快乐。杀人者则会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痛苦，最后也会受到天道的惩罚。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渗透了“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短篇故事《印第安人和英国人》中印第安人把杀害他儿子的英国人给放走了，这是不以暴力抗恶的典型。《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彼埃尔·别素豪夫深受农民卡拉达耶夫“逆来顺受”、“爱一切人”的品质的感染，另外一位主人公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则从自然的天穹中顿悟，爱充满心间;迷信武力的拿破仑遭遇失败，托尔斯泰以此说明战争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爱”和“宽恕”才能感化人们。《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本是有志青年，但在环境的影响下堕落了，玩弄了玛丝洛娃，而玛丝洛娃后来的状况震撼了他，他良知发现又去拯救她，他对玛丝洛娃的情感伴随着人性的变化，最终他们心中的那份恶都被良知打败，他们“复活”了。

其二，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之“无为”与老子“无为”的区别。如上所述，托尔斯泰认为“勿以暴力抗恶”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他一方面以其人性论为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则以老子的“无为”思想和“柔弱胜刚强”观点为理论支柱。他说:“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4］126他还直接和间接歌颂老子以弱胜强的思想:“世上最柔弱的能战胜最刚强的。卑微和谦恭的能战胜高大和骄傲的。”［2］407故事《芦苇和齐墩果树》中，风对摇来摇去的芦苇没办法，“齐墩果树绷紧了枝条与风对抗，结果折断了”［5］156，是以弱胜强的成功事例，但正是在托尔斯泰引老子为同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管窥二者的不同:(1)老子对“弱”与“强”的认识包含着辩证法的精华，老子站在自然的角度看问题，注意到万事万物所体现出来的“天道”。他发现自然事物的弱小与强大并不是绝对的，“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事物总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二十二章》)，在一定的情况下弱小会转化为强大。“柔弱”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弱，只是形式弱，实则生命力强。盛极必衰，事物刚到极致便会消亡，所以老子认为让自己处于弱小的地位是保持生命的最好办法，这样它反倒能够胜过极盛将衰的强者，因此老子以弱胜强的观点是辩证看问题的结果。但是，托尔斯泰弱可胜强的观点并不是辩证看问题的结果。按照托尔斯泰的构想，弱者在受到欺压的时候，只要保持不动就行了。这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是有关的，托尔斯泰更多地是以“上帝”为宇宙自然的本体，这个万能的“上帝”并无变化，它具有浓厚的道德性质，道德至上观使托尔斯泰构筑了一个空想的弱者必胜图，这与老子思想在哲学高度上具有一定差距。(2)老子的以弱胜强中的“弱”并非实力上的弱，而是“示弱”，指不去干涉事物(“无为”)，凡事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无为”在老子这里，与其说是弱者的被动忍耐，不如说是强者的主动选择。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这里，与“无为之益”对应的是“不言之教”，而行“不言之教”的只可能是统治阶层。实行无为之治的统治者的“弱”肯定不同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些遭受剥削和镇压的百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因此，这种“弱”是强者以弱的方式表现自己，最终意在“天下王”。老子的其他言论如“弱者道之用”、“守柔曰强”(《第四十章》)也都表明他所说的“弱”是一种策略，是强者顺应规律而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道之用”，是“守弱”而并非实力的弱，更非托尔斯泰的被动受压迫的“弱”。

二、托尔斯泰之“无为”:反对扰民与否定国家

老子“无为”思想形而下到政治层面则在于“无为而治”，即不要干涉百姓，托尔斯泰也提倡不要干涉百姓，晚年著书中有一章专论《无为》。下面，本文将就他的这一思想与老子进行比较。

其一，从反对扰民到全面否定国家制度。托尔斯泰认为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很多事物，如法律、军队、文明等都对人民有害无利，要使人民幸福就“应当放弃今天人们正在做的一切多余的事”［2］345。在其临死前一年的著作《人生之道》中，他提及“问题(指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尊敬，本文作者注)在于，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保持无为”［2］340。在这里，“无为”是规劝统治者不要为自己的奢侈享受以及所谓国家事务等来烦扰百姓。与“无为”相对的是后文的举例:“一个人整天忙于诉讼事务，把人判处刑罚，或者教士兵们学习射击，或者放高利贷，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在利用别人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利用别人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托尔斯泰看来是剥削，他反对一切这样的事物，扩展至反对当时崇尚的所谓科学、文明等，他认为这些事物表面看来是社会在进步，实际上却只是让少数人得到享受，更多人为此变得更为艰难。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这些思想具体化为一些主张，如对“伪文明”(托尔斯泰认为当时的文明是“伪文明”)的反对:“是时候了，上层阶级的人们应当明白，他们称之为文明、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少数不劳动的人奴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手段和结果。”［1］496还有对宗法社会的向往:“真正开明的人总是宁肯同意回到骑马和骡子的时代去，甚至同意用木棒和手来掘地，也不愿意坐火车，因为火车每年要轧死不少的人——原因仅在于铁路的所有者认为抚恤死者家属比把铁路铺设得不至于轧死人更为有利。”［1］424

托尔斯泰“无为”的指向不仅涉及所谓的科学与文明等，更指向了国家这一制度。他认为没有哪个人是纯粹的恶人，但国家制度让人变恶。在《天国就在你们心中》中，托尔斯泰说那些镇压百姓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大多心地善良，秉性温顺，甚至温柔，憎恨任何形式的残暴，至于行凶杀人，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甚至不忍宰杀和鞭笞牲口。此外，这些人都信奉基督教，认为对于手无寸铁的人施加暴力是件可恶又可耻的事”［1］329。托尔斯泰的这一理想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认识之上的，他认为人是上帝的产物，上帝的旨意是“爱人”，作为上帝仆人的人都在内心里先天地具有“爱人”的因子，之所以人与人之间不是“爱”而是剥削与被剥削，是因为国家体制的存在，所谓国家不可缺少的观点在托尔斯泰看来是欺骗，他认为以往的奴隶制度是剥削百姓，而“俄国农奴制和美国蓄奴制的废除，虽然取消了从前的奴役形式，但不仅没有消灭奴役的实质，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才废除的，即鬓毛在脚掌里已经化脓可以完全相信俘虏们不戴锁链和足枷也不会跑掉，而会劳动”［1］426，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更隐蔽的剥削。对人民最有利的就是废除政府和国家:“俄国的村社，如果迁移到遥远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的政府干涉不到他们的话，他们自己组织自己的捐款、自己的管理机关、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警察，只要是政府的暴力不干涉他们的管理，他们经常总是很幸福的。”［1］443因此，按照托尔斯泰的主张，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但它也不能以暴力消灭，同样应该以前文所说的“勿以暴力抗恶”来处理。

其二，与老子“无为”思想的不同内涵。托尔斯泰提倡不扰民，这点与老子的“无为”相当近似。老子的“无为”本是形而上的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事物本身是怎么样就让它怎么样，顺应自然就是“无为”，万事万物都要循此规律。“无为”用之于治理天下，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去干扰百姓的生活，让百姓顺其自然地生息发展。他在文中数次提到“无为”:第一次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第二次是“是以圣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第三次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无为无以为”(《第三十八章》);第四次是“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第五次是“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第六次是“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五十七章》);第七次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这几章中，实行“无为”的是“圣人”、“上德”，还有与“民”相对的“我”。从这里看，他提倡的“无为”指向主要也在统治者，希望统治者实行“无为”，但在其最终目的上则与托尔斯泰还是有所区别的。

虽然托尔斯泰和老子二者都认为应该实行“无为”统治，但托尔斯泰提倡“无为”是希望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体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德经》一书中诸多关于“无为”的具体论述，多是以一个深谋远虑的统治者的思想为基础的，认为“无为”能够取得好的统治结果，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与托尔斯泰有所不同。如老子提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不希望民众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因此有人认为老子提倡愚民政策;而托尔斯泰则是对普通教育身体力行，并亲自编写《识字课本》。

由于对占社会绝大部分的民众的态度不同，他们的最终指向就有了不同，托尔斯泰否定一切剥削制度，最终否定国家，“在人们隶属于国家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由”［1］502。但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并不否定国家，相反，他还提出一系列的治国手段:“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他认为应该采取合理的方法治理国家，要像烹鱼一样小心翼翼，不能乱折腾;对于百姓，最好是让他们只知道努力地劳动而无所思考。可见，老子的无为虽然也有利于百姓，但根本目标在于治理国家，正因如此，后代韩非子才可以由老子“无为”引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统治手段。

综上所述，托尔斯泰的“无为”，一是指下层被统治者实行“无为”——“勿以暴力抗恶”;一是指统治者实行无为，不以苛政扰民，不管何种“无为”，都是上帝的旨意。老子的“无为”包含极广，本是形而上的宇宙本源与原则，但被形而下为君王的南面之术。托尔斯泰汲取老子“无为”中以弱胜强和不扰民的思想，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了理解与发挥，并将自己的“无为”上升到老子“无为”的本体论高度。之所以能如此，与老子本身的特点也有关系，老子高度抽象的思想以形象的比喻出之，每家每派都可以对老子的思想有自己的阐释，正如李零先生所认为的:“《老子》的内容……在先秦诸子中最抽象，因此似乎可以包容一切，并为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留有余地。”［6］284它同样也给了托尔斯泰按照他的方式解释“无为”的余地。

［1］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列夫·托尔斯泰.生活之路［M］.王志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陈桑.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李零.李零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张进峰】

On Tolstoy's Acceptance and Accommodation of“Inaction”Thought by Lao Tsu

CAI Jue-min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s，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Tolstoy paid high tribute to Lao Tsu.Some of his thoughts such as “abstinence”and “inaction”are similar to that of Lao Tsu.He presented his ideas of“non-violence against evil”，which he thought to be closely linked to Lao Tsu's ideas of“inaction”and found support from Lao Tsu's “the delicate is mightier than the powerful”.Witnessing the luxurious living of the ruling class，he expressed his objection to their disrupting people's normal life as Lao Tsu did.However，by comparing the two，it can be found that in accepting Lao Tsu's thoughts Tolstoy accommodated it with rich color of humility.Lao Tsu's thoughts of“inaction”is a foresighted state affair administration strategy，while Tolstoy's “inaction”is of wide spread humanistic concern.

Tolstoy;Lao Tsu;inaction;humanitarian

1672-2035(2011)01-0013-03

B223.1;I109.4

A

2010-09-01

蔡觉敏(1975-)，女，湖南岳阳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汉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