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宝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试析20世纪前期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任宝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曾经风靡一时，然而它却以悲剧的命运谢幕。这其中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主义的顽强抵制，二是近代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不断挤压自由主义的生长和生存空间。在这两大因素的作用下，自由主义最终败北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悲剧命运；文化矛盾；政治困境

一、问题的范围及概念界说

由于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国内各势力的急剧分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显现出跌宕起伏、错综复杂、变化迅速的特点。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想的流变犹如走马灯。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思潮，从价值中立的角度，不妨将其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思潮可以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加以识别。在文化层面上，保守主义主张弘扬传统文化，激进主义则主张全盘反传统；在政治层面上，保守主义主张维护现存秩序，在现存秩序内作局部调整和修补，激进主义则主张推倒现存社会秩序，根本解决社会问题[1]33。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既反对现存秩序，又反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逐个解决社会问题，并提倡张扬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自由，最终建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用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渐进的改革”[2]810。自由主义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有明显的西方倾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其区分是动态的，在文化和政治两个不同层面上，它们往往呈现出复杂的交叉关系。

辛亥革命后，随着传统权威的崩溃，各种学说和主义纷至沓来。“五四”前后各种学说和主义空前泛滥，其争论也达到高潮，其中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曾一度被众多优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视为救亡济世的良方妙药。但随着历史的演进，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产的悲剧命运。本文拟就20世纪上半期造成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悲剧命运的因素作尝试性的解析。

二、自由主义的文化矛盾

近代以来，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表现出巨大差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传统文化及其积淀而形成的国民心理差异是其深层原因。自由主义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自由主义异质的传统文化方面的顽强抵制。

(一) 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伦理道德与作为自由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的矛盾

中国自汉代以来，为适应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独尊儒学，《四书》、《五经》也逐渐被神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儒家文化成为人们言行的标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的文化心理资源。这种文化传统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之上，它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将个人牢牢束缚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这种人文精神和西方近代以来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形成强烈反差。以家庭为本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各种社会关系和集体的存在，而几乎看不到我自己。我是谁？在中国传统中，我是父之子，我要为子之道；我是子之父，我要为父之道；我是弟之兄，我要为兄之道；我是妇之夫，我要为夫之道……“我”自己被框定和淹没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成为集体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在西方个人本位的文化传统中，我就是我自己，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各种社会关系是以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以称谓为例，在中国人看来，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等不同称呼，其含义不同，亲疏有别，而在西洋人看来，他们都是我的“uncle”，我才是中心[3]318。以个人为本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之中，成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输入自由主义思想，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无疑会遭到来自大众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抵触。即使勉强构筑了自由主义的大厦，那也只能是立于沙滩之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激烈地反对传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但转换积淀极深的传统绝非一时之功，急功近利当然只能导致失败的命运。

(二) 传统义利观与自由主义利益观的矛盾

在儒家传统文化中阻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流传久远的义利观。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尤其轻视个体的物质利益，传统儒生更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精英与官僚精英浑然一体，他们耻于与工商精英为伍。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念仍无根本改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们在输入自由主义思想时漠视乡村农民的要求，忽视小私有者的个人利益，这必然使自由主义理想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因此，“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和者甚寡，自由主义在当时仅仅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追求。即使到了40年代，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联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其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背，它主张“以苏联为示范的平均财富”，“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消费品分配以国营和合作社为主，节制私人商业”[4]67―68。而重视个人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人利益的发展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这也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所向披靡的力量源泉。骨子里渗透了传统义利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制定的如此忽视私人利益的经济纲领，若实施，也只能是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结局。

三、自由主义的政治困境

自由主义面临的文化矛盾绝不是朝夕可以克服的。比文化矛盾更严重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在它发展的最兴盛时期，中国所遭遇的复杂而恶劣的政治形势。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救亡成了第一课题。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几代仁人志士都未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而且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辛亥革命后，围绕救亡主题，国内各派势力、各种思想不断分化组合，以各派军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以《新青年》为阵营的自由主义，以及“五四”以后从《新青年》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共产主义①，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力量，它们的斗争和演进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一) 国际形势变化和自由主义阵营的急剧分化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严峻，政治嗅觉十分敏感的陈独秀为宣传新思想，揭竿创办《新青年》。为躲避北洋政府的审查和迫害，一向关心政治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青年》的创办，聚集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尤其是向往西方民主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在《新青年》的旗帜下，以文化运动为幌子，热烈地颂扬西洋文明，激烈地反对传统，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鸣锣开道。新思想的传播者崇拜个性自由，崇拜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希望通过传播新思想，逐步建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从而实现独立富强之梦。自由主义的呼声当时一度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又把目光投向了苏俄，《新青年》的主将之一李大钊率先介绍有关布尔什维主义的学说，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紧步其后。特别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的热情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这两件大事加速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分化，宣扬社会主义学说的人增多，只有少数深受欧美文明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坚守自由主义的阵营。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分化，使本来就缺乏深厚社会基础、势单力薄的自由主义者更加步履维艰。

(二) 自由主义和救亡需要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10自近代始，中华民族就处在动荡和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时至20世纪初，在各种救亡学说中形成了如前所述三大派别，而哪一种学说、主张更有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则取决于它满足中国救亡需要的程度。点点滴滴的改良满足不了大多数中国人迫切要求彻底改变中国的愿望。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主张对中国的问题从整体上加以根本解决。保守主义如国民党，鼓吹党国政治，推崇国家万能，制造权威，垄断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激进主义如共产党，主张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根本挽救中国危亡和实现国家富强。而自由主义则主张对社会进行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造，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学说就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解决社会问题[6]249。显然，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主张更适合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因而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厮杀，自由主义很少有独立的发言机会。1920年10月1日，陈独秀发表《学说与装饰品》一文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它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评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7]125陈独秀虽然意不在言自由主义的命运，但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自由主义因不合救亡时宜而将会招致的厄运。

(三) 自由主义需要的秩序与战争环境之间的矛盾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是战争不断，战争成为解决政治纷争的基本手段。1920年以后，持保守主义的党派和持激进主义的党派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更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惨烈的战争塑造的。而“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8]827，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的是宽容、理性、秩序和和平的环境。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实现自由主义所需要的这种环境，持有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为平息战乱、恢复秩序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自由主义思想本身有很多可贵之处，它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因为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为自由主义提供试验的条件。不仅如此，随着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激烈拼杀，双方在40年代后期又压挤、争夺自由主义本来就十分狭小的生存空间，迫使自由主义者非左即右，自由主义阵营又一次产生大分化，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而接受了激进主义，成为激进主义的同盟者，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屈服于保守主义，就连自由主义立场向来坚定的胡适等人也不得不寄宿于保守主义羽翼之下。

注释：

① 从价值中立的角度看，共产主义也可称之为激进主义。

[1] 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1997．

[2] 胡适文集：12卷[M]．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4]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胡适文集：2卷[M]．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8] 胡适文集：11卷[M]．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Analysis on Chinese Liberalism in 20th Century

REN Bao-yu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11, China）

The liberalism trend of thought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recent China, however it ends with a tragic fate. There are two basic reasons for the tragic ending of Chinese liberalism. One i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resistance to liberalism, and another is that the ba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squeezes liberalism’s growth and living space constantly, as a result of which, liberalism is defeated by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ultimately．

liberalism; tragic fat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political predicament

D092

A

1006-5261(2011)06-0020-03

2011-07-25

任宝玉（1968—），男，河南汝南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