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然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析

何美然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承接人类社会对现代性问题的不懈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超越苏联以及西方现代性形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

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性的构建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面和维度。

一、承接人类社会对现代性问题的不懈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现代性形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是人类现代化的结晶，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所具有的种种特质，诸如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活跃性增加，文化教育的世俗化、大众化程度提高以及现代人格的出现等。现代性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化意味着将现代性引入并使之渗透于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之中，成为该社会和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特质，现代化就是现代性的生长、发育和成熟过程。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性的生成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付出沉重代价的进步过程，是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统一。积极方面在于，为社会造就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的制度环境以及人本的价值取向，在更大程度上把个人或群体从自然和社会的依附状态下脱离出来，展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景。消极方面在于，在人的主体地位提高的同时，人的自由、价值、意义等逐渐暗淡以至丧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异化。现代性的这些消极后果与现代化开始时启蒙理性所承诺的人类的美好前景相去甚远。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和反思现代性，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化的精神基础——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和理论难题。这一问题或难题就是，现代物质成就的追求如何保证人作为人的价值获得内在的肯定。

现代性日益表现出的破坏性、阴暗面、毁灭性，使它被怀疑、拷问、批判，成为亟待被超越的对象。

对后现代国家而言，现代性的成长发展是历史的宿命，但超越以往的现代性危机却是历史的必然。超越或救治西方现代性，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广大学者所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者的任务，也是全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性成为“问题”之前，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已经在开始反思现代性的阴暗面，这些都是在求解现代性问题。从历史文化脉络来看，对现代性问题的求解存在两个基本的层次：其一，是置身于现代性之内的批判，主张对现代性加以救治，如哈贝马斯等；其二，是置身于现代性之外的批判，主要代表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前者是维护现代性而对现代性自身的批判，目的是重建现代性。后者是彻底的现代性批判，是根本否定和抛舍现代性。虽然西方学者使尽浑身解数，但现代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当然，西方学者求解现代性问题的努力也不是一无是处，对于我们今后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现实秩序和现代制度的辩证批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问题”，但他们的思想却与启蒙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一脉相承，同处于这一总的问题域当中。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具体地历史地阐发了他们的现代性思想，批判了现代社会的弊端，寻求现代性的出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探索的重要轨迹。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历史地生成于资本主义，但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却要求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科学的辩证的，他们试图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构建一种崭新的现代性，这种新形态的现代性一方面要集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规避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和不足。他们的探索，对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我国的奋斗目标。这是因为，现代性是所有汇入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无法随意取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只要一个民族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和简单地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十分深刻地强调，虽然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但是，现代性“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因而，他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1]123。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任务。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前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际相结合，深入分析和揭示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形态，抓住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探索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科学道路。这不仅是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人类社会对解决现代性问题种种努力的承接和延续，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构中国式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总体上是紧扣现代化这个实践主题的，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当然，在求索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面对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

(一)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确定中国式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主义取向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国与现代文明不期而遇。西方列强以武力改变了中国社会既有的历史进程，使中国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主宰下的现代化浪潮。中国现代性的最初成长并非西方列强积极促进的结果，而是西方文明冲击古老中国的副产品。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中国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现代性求索之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在追求现代性的伟大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文化层面不断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对现代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但是，中国业已丧失了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培育自身现代性的历史机遇。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一开始就面对西方列强的干涉和阻碍，在殖民利益逻辑的支配下，西方主宰下的现代化否定了中国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现代复兴的梦想。另一方面，封建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后盾，严重阻滞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先天不足与后天软弱，使它不可能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难以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领导力量。

不仅如此，西方现代化模式内生的种种病态，使得一部分先进分子越来越怀疑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模式。西方社会出现的贫富差距、道德沦丧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争斗，使得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考量现代西方文明，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引述一位西方人士的看法，指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并认为东方文明在未来人类发展中大有作为。民主主义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揭示了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提出要打造中西合璧的政体。新文化运动伊始，在“中西”、“古今”关系的激烈争论中，虽然人们还是以“民主”、“科学”这些价值理念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越来越理性和冷静。

尽管人们开始怀疑西方文明，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西方模式之外的现代化路径。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它不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人类现代化事业而言，更昭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崭新形态。“新文化运动”后期，更多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的思想资源，寄希望于中国现代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生长，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辩证地分析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利弊得失，审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体系中的地位，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最终明确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 从党的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后，建构新民主主义现代性整体构想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现代化潮流的精神反映和体现，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辩证否定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加以运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各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本国现代化问题的特殊性、推进本国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本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性构建实践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逐步走向成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对党内本本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后来又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675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678―679上述观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思路的基本表达：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并最终是共产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作为基础和必要准备。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为全党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整体构想，成功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承接、本土与外域交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整体构想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建构中国式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第一，在战略方向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实策略上，践行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关键是保证无产阶级对于现代性构建的领导权。第二，在实施步骤上，首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工业化建设，在条件成熟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在政治目标上，以革命手段为现代化开辟道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创造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第四，重点推进工业化以实现现代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3]207“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3]206。第五，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文化，解决现代性建构的主体身份认同、发展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问题。

(三)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现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现代性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全新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实践上的开启。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我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工业化作为主体。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代表中央正式提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不仅如此，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强调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避免苏联现代化建设中的弊端。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毛泽东晚年中断了先前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把工作重心从现代化建设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试图以“革命”和“斗争”的形式建构中国的现代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科学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163的独特内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他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标志着我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六大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从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用20年时间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对我们以往现代化经验和成果的集中概括，更是对中国现代化未来发展任务的准确把握。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要求我们既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换，同时也要克服旧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局限，解决好现代化建设可能衍生出来的“现代性问题”[5]56。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背景，既要有现代性的视野，也要从后现代性思潮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成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当长时期没有处理好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问题，还没有找到一条既发展现代性又规避“现代性问题”的理想模式。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逐步推进，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八个方面概括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特征，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今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总体部署，从战略高度规划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新布局。实践中，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理性、价值、科学、主体性等现代性观念，被人们重新阐释，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自主、竞争、公平、效率、民主、法制、创新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现代性在各方面获得长足进展。

三、超越苏联以及西方现代性形态，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紧紧围绕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展开的，其基本线索就是不断超越已有的现代性形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形态。

大致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有三条，一是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概括、提炼和升华，二是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仿效和突破，三是对西方现代性从全盘否定到辩证分析和借鉴的转变。

(一) 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概括、提炼和升华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要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果，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选择何种现代化类型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标志性理论成果，它们都是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的，是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提炼和升华。

(二) 对苏俄现代化模式的仿效与突破

这里所说的苏俄模式主要是指苏维埃俄国及苏联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如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选择，战略策略的选择，阶级关系的认识及相关方针政策、制度体系的构建等。由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苏俄模式成为影响近现代以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前进与挫折同这一模式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次最大的挫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照搬了苏俄模式，没有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则是从根本上对这一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又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原则指导下完成的。对苏俄模式的两次仿效与突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轨迹和线索之一。党对苏俄模式的第一次仿效与突破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在革命问题上照搬苏联经验及后来毛泽东对此的克服。党对苏俄模式的第二次仿效始自建国之初以苏联为模本的行政计划体制的确立，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则是对这一体制的突破和创新，这次突破到现在还没有最终完成，还在继续中，仍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

(三) 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性到辩证分析西方现代性

“五四”运动前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孙中山从鼓吹西方政治制度转而提出打造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政体制；“东方文化派”批判西化主义、为重塑中国文化形象而努力；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更提出学习西方文化精华，实现中西文化互补，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大政治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中国工业化必须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在实践中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同时，我们还强调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文革”时期，我们在对待西方现代文明问题上开始出现片面错误，一度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西方现代性的成败得失，把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人类共享性、继承性、融合性的先进成果，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及其消极成分区别开来，不再一概否定，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了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中的一些合理成分而确立的。从全面拒斥西方现代性，到理性地认识西方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线索。

[1]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毛泽东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文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邓小平文选：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夏兴有．现代性、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探讨，2009(4)．

A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HE Mei-ran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Undertaking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ty issues is an unavoidable task tha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aces. Constructing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s the them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urpass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ern form of modernity,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road of China, are the basic clue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odernity issue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61

A

1006-5261(2011)06-0015-05

2010-11-22

何美然（1972―），男，河北饶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