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蛟腾

(1．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2．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引言

清末以降，中国面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或“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国家瓜分豆剖，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探寻救亡图存之路，于是变法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相继兴起。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两大选择，端方、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深刻地认识到“立宪”与“共和”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进程被西方蓝色文明打断，开始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进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开民智”，掀起了一股兴办图书馆的社会潮流，特别是“新政”的文教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尽管清朝覆灭使刚有起色的图书馆筹办活动遭遇危机，社会动荡使艰难发展的图书馆事业面临困境，但是高扬“科学”与“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兴起，促进了通俗图书馆建设的大发展。自清末至抗战“新图书馆运动”持续发展，形成了1917－1920年以及1925年前后的两次高潮。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中华民国经历了难得的“黄金十年”，图书馆事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尽管频繁的战乱严重地制约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依然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蹒跚前行。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与演进，社会变革必然深刻地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乃至图书馆学教育，与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

1 图书馆事业勃兴:社会变革的产物

1．1 古代藏书传统源远流长

早期文献弥足珍贵，其收藏与管理必然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我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书、夏之图法、商之甲骨等，其实就是当时的王宫藏书。殷墟甲骨数量颇丰且排列有序，可视为图书管理与档案管理之原始形态;周朝设置的“守藏室”与“守藏室之史”，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当时正式的文献管理机构与官员。此后，官府藏书演变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定制，经历了汉、唐、宋、明的辉煌岁月，至清乾隆年间达到“七阁”藏书的历史高峰。东周衰落导致王宫藏书逐渐散落于各诸侯国乃至民间，“学在四夷”打破了“学统王宫”的垄断地位。老子孔子设坛讲学，开我国私人教育与私人藏书之先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日益发展，至唐宋以后私人藏书事业十分繁荣。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精舍”、“精庐”。书院与书院藏书兴于唐而盛于宋，在我国教育史、藏书史甚至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东汉以来，佛教道教广泛传播，道观寺院逐步成为宗教典籍收藏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形成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四大藏书体系，尤其是历朝历代官府的盛世修书与大兴馆阁呈现了一道独特的藏书奇观。董铸仁先生曾说:“吾国藏书之制，由来旧矣!天禄石渠，曹仓邺架，要皆缥缃云扰，卷帙山积，收罗不为不富矣;迨一究其用，则或庋禁苑秘府，第慿帝室之鉴赏，或藏深山穷谷，徒供处士之研寻，于民众无与也。”〔2〕这说明我国古代藏书事业非常发达，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图书管理传统。尽管人们经常诟病古代藏书楼不向社会开放，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时期，士大夫等社会精英往往是阅读的主要群体，而普通社会民众忙于生计基本上无暇顾及读书。总体而言，古代藏书楼实施“有限开放”的政策，既有“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极端管理手段，又有“远近来读”、“嘉惠士林”的公开阅览措施。前者以天一阁为代表，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后者如江南三阁，乾隆曾经明令“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3〕毋庸讳言，古代藏书楼承担了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责，奠定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诞生的坚实基础。

1．2 近代西方文明不断输入

明末以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先进的文化成果及零散的图书馆观念。然而，清朝中期屡屡驱逐传教士，彻底关闭认识世界的大门。直至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重新开始了解西方的图书馆事业，欧美东来的传教士不断创办新式藏书机构，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积极呼吁“开大书藏”。早在1847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就在徐家汇设立了我国第一家近代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4〕在古代优良藏书传统和西方先进图书馆观念的双重作用下，“藏用并举”的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时代终于来临。清末创办了许多“藏书楼”和“图书馆”，其实际含义相差不大，因而当时这两种称谓并行于世。譬如，皖省藏书楼(1901年)、古越藏书楼(1902年)、常德图书馆(1903年)、湖南图书馆(1904年)、湖北图书馆(1904年)、国学保存会藏书楼(1906年)和(清)黑龙江图书馆(1906年)〔5〕等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相继诞生。程焕文先生认为:现有史料支持最早使用“藏书楼”称谓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戊戌变法前后至20世纪前几年“藏书楼”一词在我国广为流行;“图书馆”术语在我国最早见诸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古巴岛述略”一文，直至清末新政后“图书馆”迅速取代“藏书楼”而成为通用名称。〔6〕近代以来，无论是“藏书楼”还是“图书馆”的产生，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的兴起，西方传教士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西方文化输入主要由传教士承担，少数士大夫被动地接受外来文明;那么日本完胜大清震惊朝野之后，变法维新乃至新文化运动此起彼伏，我国走上了主动而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欧美先进文化传播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到变法维新与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层面与风尚层面的演变过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正是在这个“西化”过程中逐步发展与壮大。

1．3 社会变革潮流浩浩汤汤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先后开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筹备立宪等改良运动。洋务运动积极倡导“中体西用”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建近代工业企业。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外语翻译与洋务人才，编译了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历史等各种书籍，揭开了晚清社会思想观念变革的序幕。在此基础上，康、梁等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变法与保守的公开论战愈演愈烈，鼓吹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盛。于是，成立学会、创建学堂、开办报馆等蔚然成风，万木草堂、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国会等一批传播西学与变法图强的组织相继成立，《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近代报刊相继诞生。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7〕维新变法尽管遭遇挫折，但是中国从此走上了不可遏抑的变革之路。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不得不宣布实施“预备立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预备立宪等变革运动，都需要社会舆论支持和精英人才推动。因此，改革派认为欲兴天下之事，莫亟于教育。新式学会、学堂或报馆迅速兴起，实为近代图书馆运动之先声。辛亥革命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社会变革，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随后，新文化运动与平民教育运动如火如荼，极大地促进了宣传美式图书馆理念的“新图书馆运动”，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与互为条件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变革催生了新式图书馆，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图书馆事业推动了社会进步，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与精神保障。由于图书馆肩负着不可或缺的社会重任，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社会精英乃至普通民众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

1．4 近现代图书馆正式产生

维新派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兴办了大量的学会、学堂与报刊，主张通过普设“书藏”来“开启民智”，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1895年，康有为三次上书提出兴学办书藏，在创办强学会中声称“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为“最要者四事”;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端“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8〕学会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其附属的藏书楼也往往随之创办。1894－1897年，全国各地共成立学会87个，其中设置的藏书楼就达51所，这些学会藏书楼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9〕20世纪初，“新政”与“立宪”先后登场，参与“社会变革”这场接力赛。新式学堂不断涌现，学校图书馆也纷纷成立，如1900年杭州第二中学，1901年山东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优级师范、浙江金华府中学堂、浙江台州三台中学堂、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中学、浙江省嘉兴市第一中学、山西大学堂、北京顺天高等学堂，1903年广东省惠潮嘉师范学堂、私立明德中学、武昌文化书院、福州鳌峰书院、湖南师范学堂、浙江建德严郡中学堂，1905年公立四川大学、云南丽江地区中学、湖南省周南中学等先后创办藏书楼(室)。〔10〕尤其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为学校设立图书馆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学校图书馆纷纷成立之时，公共图书馆也不断产生并发展壮大。1901年皖绅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公共图书馆——皖省藏书楼，〔11〕1902年徐树兰建立了于次年正式开放的第二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12〕1904年3月，全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在长沙定王台正式开馆。同年11月，《湖南官报》公布了全国最早的图书馆管理章程《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规则》(30条)。〔13〕1906年，湖南巡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折，并附《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44条)。该“暂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开门见山:“本馆名曰湖南图书馆”;第七章第四十条明确规定:“阅览人非经特别认可，不得上藏书楼。”〔14〕由此可见，“藏书楼”和“图书馆”的社会认知正在发生变化，前者逐渐偏重于具体的藏书建筑，后者逐渐泛指藏书管理的组织机构。在当时“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个通行的概念之中，“图书馆”有后来居上之势。1910年，清政府颁发由学部奏拟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被称为我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第一部图书馆法。从此，我国告别了“藏书楼”这种称谓，实现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伟大转变，图书馆事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民国建立后，新文化运动与新图书馆运动接连发生，图书馆的创办与管理以及图书馆学的教育与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然，在我国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之中，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与西方近代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思想的不断交流融合，直接导致了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

2 图书馆体系形成:事业兴盛的表现

2．1 清末新政催生官办图书馆

1901年l月29日，清政府颁发“变法”上谕，成立推动“新政”的督办政务处。清末新政实际上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延续，也是我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化。罗振玉、端方、张之洞等在实施“新政”过程中，积极呼吁并着手创办西式图书馆。1902年，罗振玉在《学制私议》一文中提出“京师大学校及各省会各立大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亦每处立一所(其规模可小于省立者)，以藏中、东、欧、美新旧图籍，任人观看。凡欧、美所出新书及民间新译新著，购入以期完备”，〔15〕同年他还奏请在全国普遍设立公共图书馆。在端方、张之洞、赵尔巽等封疆大吏的支持与筹划下，1904年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湖北图书馆率先成立。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设立学部，首次统一管理全国教育;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告“仿行宪政”。相对于“新政”与“立宪”中的“政治游戏”而言，文化教育变革却推动着“图书馆运动”在华夏大地紧锣密鼓地展开。1908年光绪帝降旨分九年筹备立宪，要求学部、法部等政府机构制定实施方案。于是，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单》中详细开列宣统元年(1910年)至八年(1917年)的筹备事宜，明确规定宣统元年“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会)”。〔1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部拟定的各项筹备事宜颇具前瞻性，开明的“文教新政”确实令人耳目一新。1910年，《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正式颁布，并明确规定:“京师及各直省省治，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分别定名为“京师图书馆”与“某省图书馆”;“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曰某府、厅、州、县图书馆”。实际上，《分年筹备事宜单》详细地开列了兴办图书馆的计划:1910年“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1911年“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17〕新政措施的积极倡导与地方官吏的积极参与，掀起了公共图书馆尤其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创办高潮。吴稌年认为:“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高潮，则是在1905年之后，如果以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成立作为主要标志，则发生在1908年－1910年之间。这期间成立的省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达15所，如果将1903年浙江藏书楼算在内，至1910年共有20所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成立，而1908年－1910年三年间成立的图书馆，则占了75%，年均成立5所。”〔18〕《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指出:“自1902年至辛亥革命前夕，我国公立、私立公共图书馆逾二十所，全国十八行省中，除江西、四川、新疆三省外，均设有省立公共图书馆，完成了近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19〕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继承大清衣钵，继续创办地方图书馆。清末民初公共图书馆体系初步形成，直至现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主体依然是“国家－省－县”三级体系。

2．2 社会教育呼唤通俗图书馆

唤醒民众、开启民智、输入文明，这是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识。他们纷纷开办报馆、兴建学堂与成立学会，积极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1905年4月，在立宪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出现了第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报刊阅览室——西城阅报社;此后，社会各界创办报刊阅览室的热情急剧高涨，至1907年10月北京各城区有案可稽的阅报社所约45个。〔20〕报刊阅览室与新式藏书室既是社会通俗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通俗图书馆兴起的前奏。民国初年，教育救国呼声渐起，平民教育思潮日盛。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积极提倡社会教育，并确立通俗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认为“通俗图书馆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需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兴紧要”。〔21〕民初教育部先后公布《民国教育部职令草案》(1912年)、《教育部官制》(1912年)、《教育部官制》(1914年修订)和《教育部分科规程》(1918年)等一系列章程，认定通俗图书馆是社会教育司职掌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事业;1915年教育部还颁布了专门的《通俗图书馆规程》，明确规定“自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22〕通俗图书馆收集浅易图书、新闻杂志，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在普及知识、启迪民众、教育国民和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继1913年京师通俗图书馆和1914年湖南通俗图书馆宣告成立之后，全国掀起了通俗图书馆建设高潮。随着图书馆法规的颁布、平民教育的推动、新图书馆运动的开展，通俗图书馆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从1918年的286所发展到1931年的1052所。〔23〕另据1936年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全国各省单独设立的通俗图书馆有1502所，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图书馆部的有990所，共计2492所。〔24〕至此，通俗图书馆已经发展到了历史顶峰，成为社会教育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清末新政虽然筹划了公共图书馆“三级”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地方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兴办深受清朝“人亡政息”的不利影响。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财政拮据，普通公共图书馆发展十分艰难，通俗图书馆就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区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这实际上取消了通俗图书馆的独立建制;通俗图书馆有的合并到省市图书馆，有的成为教育馆、民众馆的一部分，大多数成为后来市级、县级图书馆。〔25〕尽管通俗图书馆作为一种独特图书馆类型已经沉寂于历史，但它在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2．3 新式教育产生学校图书馆

国门洞开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日益高涨，他们创办的教堂或教会学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迅速扩展，这些教堂或教会学堂通常附设简单的藏书室。传教士在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会议和1907年庆祝基督教在华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都通过了加强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相应决议，由此掀起了一个开办教会大学的热潮。〔26〕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与推动，许多教会学堂逐步发展为教会大学，藏书室随之发展为教会图书馆。据孟雪梅女士统计，正式成立图书馆的教会大学主要有:圣约翰大学(1904年)、岭南大学(1905年)、浸会大学(1909年)、文华大学(1910年)、金陵大学(1911年)、东吴大学(1911年)、之江文理学院(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1914年)、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齐鲁大学(1917年)和燕京大学(1919年)等。〔27〕古代书院开创了历史悠久的书院藏书，近代学校和近代科学的兴起则是学校图书馆兴盛的前提条件。洋务运动兴办京师同文馆、江苏方言馆、广东同文馆、福建船政局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从而需要不断地搜集、收藏与利用西方科技书籍。维新先驱们“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28〕，因而积极组织各种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和开设藏书机构。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集学校教育和政治社团等功能于一体，备置图书仪器供民众利用。1898年，几经筹备的京师大学堂终于落成，这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允许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兴办学堂。1901年，清政府通谕各省设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第二年又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划学堂;至1903年全国各类学堂已达769所，在校学生31428人。〔29〕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获得批准，并于1904年在全国正式实施。至此，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初步成型，完成了从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文学堂、西艺学堂、军事学堂到普通西式学堂的伟大转变。清末创办了北洋大学堂(1895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和山东大学堂(1901年)等第一批官办大学，民国建立了西北大学(1912年)、兰州大学(1912年)、武汉大学(1913年)、云南大学(1922年)和东北大学(1923年)等一系列国立大学及其它省立大学与市立大学。清末民初兴办的南洋公学(1896年)、复旦大学(1905年)、中国公学(1905)、武昌中华大学(1912年)、民国大学(1912年)、大同大学(1912年)、朝阳大学(1912年)和南开大学(1919年)等，则是我国第一批私办大学。〔30〕教会大学、官办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以及中等学校、初等学校的图书馆，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学校图书馆体系。

2．4 社会力量积极创办图书馆

清末以后社会力量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学堂藏书与私人藏书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些新兴的社会团体与社会机构也纷纷开展图书收藏与借阅活动。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不仅创办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等藏书机构，而且创办了“圣约翰大学”等附设图书收藏室的教会学校。维新变法运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新式的学堂与学会，特别是1904年正式实施“癸卯学制”后私立学校及其图书馆(室)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首见于社会力量的倡导与创办。譬如，1901年安徽绅士何熙年等兴建的皖省藏书楼与1902年浙江绅士徐树兰兴办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近代最早的私立公共图书馆。1903年，雷光宇创办了湖南第一所私办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常德图书馆，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图书馆。〔31〕即使是第一家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创建之初也是依靠梁焕奎、龙绂瑞等热血青年的募捐集资。民国成立后，在社会教育兴起和新图书馆运动的影响下，社会力量兴办的民间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1年5月1日，应修人等成立上海通信图书馆;1926年5月2日，商务印书馆建立馆舍为四层钢筋水泥大楼的正式对社会开放的“东方图书馆”。〔32〕此外，一些国外公益资金和捐款也开始在华建立学校与图书馆等，其中以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的办馆兴学最为瞩目。1903年，韦棣华在美国“妇女援助会”和“教会期刊俱乐部”的帮助下将文华书院内的八角亭开发成阅览室，1910年在文华大学正式创立向学校师生与社会大众开放的“文华公书林”。〔33〕在韦棣华、鲍士伟等国际友人的争取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诸多侨胞也积极捐款设立图书馆。20世纪初至30年代，在五邑地区兴建了一批由以侨资为主的社会资金捐建的“民间图书馆”——阅书报社、氏族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初步形成了覆盖村、乡、镇、县的图书馆网。〔34〕20世纪初，中国政府财政空虚，难以大力扶持图书馆事业，而社会力量积极创办图书馆，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至1934年，全国共有公立图书馆2005所，私立图书馆515所;其中，上海有公立图书馆34所，私立图书馆114所。〔35〕由此可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图书馆创办活动，已经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2．5 民国各类图书馆发展概况

从清末到民国20－3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已经初步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并列，官办图书馆与私人图书馆共存。1916年，全国各省普通图书馆有23所，通俗图书馆则有237所。〔36〕1917年后沈祖荣等留学归国，积极投身新图书馆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据中华图书馆协会调查，截至1925年全国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公立图书馆等共有509所。〔37－38〕1927年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图书馆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30年，教育部调查数据表明:全国共有图书馆2935所，边远地区的西康省也创办了1所图书馆。〔39〕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民国图书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1936年，教育部统计各类图书馆共4041所，其中普通类576所，专门类11所，学校类1967所，民众类1255所，流通类37所，机关类175所，私家类20所。〔40〕同年，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收公私立图书馆4032个;〔41〕据黄宗忠引用的《申报年鉴》统计资料，1936年全国共有图书馆5196所。〔42〕1937年以后，战争接连不断、政局变化莫测、民众流离失所，图书馆事业发展遭到极大的破坏。到1947底，全国图书馆总计2702所:省市县单独设置的418所，民众教育馆附设的716所，学校图书馆1492所，机关社团附设的76所。其中，全国公、私立大学及学院图书馆115所，各馆图书馆藏书量平均54288册，馆藏量低于平均数的达82所，占学校总数的70%以上。〔43〕自清末以来，我国图书馆数量急剧增长，图书馆事业一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八年抗战期间，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基本沦陷，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的现象。

3 图书馆管理革命:开放办馆的要求

3．1 图书馆管理理念的变革

古代藏书楼的职责首先是搜集与收藏文献，其次才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供人利用。藏书组织主要采用有类名而无类号的“七分法”或“四部法”，形成了适合鸿儒硕学“看守”的管理方式。近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是“开放”，公共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学校图书馆向师生开放。显然，传统藏书方式难以满足为普通读者服务的要求，西方图书馆管理方法在我国迅速得到推广。古越藏书楼在分类编目、管理方法与规章制度上，完成了从“密不示人的藏书楼”向“供大众观览的图书馆”的历史性跨越。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古越藏书楼为了确保藏书、管理、阅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藏书宗旨为“存古开新”，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坚持“东西书籍一律收藏”。〔44〕管理设总理、监督、司书、司事等职位，有八人分工负责各自事务。阅书设“对牌六十号”，凭牌阅览;并规定“所阅之书，每次但取一本”。〔45〕民国初期，新图书馆运动开始风靡全国，图书馆界破除了“书房重地、闲人免入”的陈规，兴起了“开放服务”的潮流。经过新图书馆运动的洗礼，人们逐步认识到图书馆“昔日以保存古籍为目标者，今则一变而为公开阅览式，再变而为书架开放式，再变而为书籍流通式”，应当“使人人有阅览之自由……以最经济方法，使最良最新之书籍，流通于最多数人民，收最大之效果”。〔46〕清末以来在西方图书馆理念影响下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纷纷问世，其中1910年创立于文华大学的“文华公书林”就是一所极具代表性的新式图书馆。该馆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大众开放，在我国率先设立巡回文库，“选择良好读物寄存于武汉各学校，供学生借阅、定期更换;组织名人讲演，发展读者队伍，扩大阅读指导。”〔47〕至1926年时，文华公书林巡回文库“有二十三处，不特是武昌城内学校，就是附近的各地的学校，团体，以及远道邮便所在，也有巡回文库的往还。”〔48〕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和1933年创办的蚂蚁图书馆，还利用邮寄等通信手段开展面向全国以及海外的读者服务。随着新式图书馆的急剧增加与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不断传播，我国图书馆终于迈进了“向社会开放”与“藏用并举”的新时代。

3．2 图书馆管理方法的更新

1896年，梁启超为了介绍西学与宣传变法，在《时务报》上刊登了突破四部分类法束缚的《西学书目表》。他将298种著录译书分为“‘学’‘政’‘杂’三大类、二十八小类……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个基本部类的雏形”。〔49〕同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全书分为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等十五个门(类)、二百五十个小类。〔50〕1904年，《古越藏书楼书目》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将藏书分为“学”“政”两大类、四十八小类，在图书馆管理实践中最早采用不同于四部法的新式分类法。西方科学的传播和西式教育的确立，必然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藩篱。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撰文介绍《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简称 DDC)。DDC用“类号”表示“类名”，对我国图书分类排架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国内部分图书馆的中西文书籍，特别是教会学校图书馆的西文新籍，往往直接采用DDC组织藏书。譬如，1918年齐鲁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上海圣约翰学校图书馆、长沙雅礼大学藏书室等都开始选用DDC。〔5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会学校图书馆直接采用西方先进的办馆模式、管理体制、技术方法与规章制度，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7年，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由文华公书林出版，这是我国近代首部采用标记符号的中西混合制图书分类法。民国时期，我国编制了30多部仿杜、补杜、辅杜与改杜的图书分类法，如杜定友编《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年刊印，1925年和1935年分别改名为《图书分类法》与《杜氏图书分类法》)，洪有丰编《图书分类法》(1924年)、王云五编《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刘国钧编《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皮高品编《中国十进分类法》(1934年)、桂质柏编《分类大全》(1935年)等。〔52〕除新式图书分类法之外，图书编目及其卡片目录也是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标志。1908年上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在我国率先采用卡片目录，1917年京师通俗图书馆改用卡片目录，1918年武昌文华公书林亦赶制卡片目录，1926年东方图书馆开放时已制成目录卡片40余万张。〔53〕图书分类法和卡片目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近现代图书馆“开放”服务的水平。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还积极研究排检、索引、文摘等管理方法，譬如仅1928年至1931年就有新检字法39种面世。〔54〕这些研究成果紧密联系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层次与深度。

3．3 图书馆管理规范的制定

古代藏书楼通常缺乏“开放”的管理规范，皇帝、官员甚至个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就决定了藏书管理及其利用的方式。维新变法前后，各地兴起的学会藏书楼(室)开始制定面向会员开放的规则;20世纪初，皖省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湖南图书馆等纷纷制定面向社会开放的章程。1905年底，我国首次设置了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专门机构——学部，从此学校教育和图书馆创办驶入了制度化的快车道。民国成立后教育部继承了学部的功能与职责，并通过社会教育司专门发展与管理公共图书馆事业。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政府既兴办了一系列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也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宏观管理制度。1910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一次以“图书馆法”的形式筹划与管理全国的图书馆事业。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1927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193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图书馆规程》(即修正前大学院的《图书馆条例》)，193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修正《图书馆规程》，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194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1943年与1944年先后两次修正)，1947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图书馆规定》。〔55〕图书馆制度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全国各地图书馆不断涌现却又各自为政，缺乏开展经验交流、业务协作与馆际互借等活动平台。于是，在图书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各级图书馆协会先后成立，并切实开展了诸如编辑图书馆丛书、设立图书馆讲习科、举办图书馆讲座、举行读书运动、组织图书展览等工作。1918年12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因经费困难，无法开展活动而停顿。〔56〕1924年3月，北平图书馆协会诞生，有团体会员20个，个人会员30个;同年6月，上海图书馆协会接着成立，有团体会员30个，个人会员80人。此后南京、天津、苏州、济南、浙江、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图书馆协会，全国各地图书馆协会约有25个。〔57〕1925年4月25日，在上海“萃集全国公私立二百余图书馆及国中研究斯学之人，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58〕开创了“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59〕的崭新局面。中华图书馆协会多次呼吁高等院校应该按比例拨放图书馆经费，积极敦促教育部加强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教育。除了国家及政府部门颁布的法规制度之外，图书馆协会、教育改进会等相关团体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业务管理规范。这些图书馆规章制度与管理规范，为我国图书馆规范管理与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梁启超．李鸿章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54－55

2．董铸仁．图书馆与读众．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4):445－454

3．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9

4．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8

5．王彪．黑龙江图书馆事业百年肇基——纪念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图书馆建设，2006(3):4－6

6．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8－11

7．麦修．重走美利坚．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07－208

8．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97－199

9．潘小枫．中美两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及背景分析．图书馆，2005(4):9－12

10，18．吴稌年．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1):112－114

11．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41－242

12．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56

13．郑焱．湖湘文化之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166－167

14．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 －157

15．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66

16．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25 －131

17．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 －128

19．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113

20．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99

21．孔敏．试论我国通俗图书馆的形成．科技创新导报，2010(5):201

22．刘桂芳．通俗图书馆与民国初期社会教育．图书情报工作，2010，54(5):98－101

23，25．于文莲．通俗图书馆的历史进程探析．图书馆杂志，2007，26(11):14－16

24．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第3册)――文化思想史．台北: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编辑委员，1984:203

26．张云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轫: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兴办．湖北档案，2010(4):41－42

27．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5

28．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见: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85

29．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18

30．田正平，陈桃兰．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创建考辨．现代大学教育，2007(4):10－15

31．寻霖．民国年间的湖南私立公共图书馆概况．图书馆，2005(6):114－117

32，35．范凡．晚清至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07，51(1):19 －22，27

33．彭敏慧，张迪，黄力．文华公书林建筑考．图书情报知识，2009(5):123－127

34．吴蜀红，周群．近代五邑地区民间图书馆探究．图书馆论坛，2009，29(2):39－42

36．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252 －257

37．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3):7－19

38．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增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4):22

39．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798 －799

40．全国图书馆最近之统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2(1):24－25

41．吴稌年．论“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图书馆，2007(2):6 －9，16

42．黄宗忠．坚持图书馆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1959(7):32－43

43．游弋．创意城市――图书馆．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5

44，45．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113 －118

46．陈颂．图书馆之任务与其在中国之地位．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1):7 －18

4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59

48．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经验．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2):159 －175

49．许学霞，叶树声．《西学书目表》对分类的突破及其影响．图书馆杂志，1988(4):43－44

50．张晓丽．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学术界，2009(3):237－241

51．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66

52．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72－73

53．谢灼华等．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45

54．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99

55．周文骏．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62

56．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114

57．张树华．20世纪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见: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年卷．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80

58．会务纪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2):10

59．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