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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探讨

2011-08-15李震雷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年1期
关键词:多党合作参政议政毕节

李震雷,卢 玲

(1,2.毕节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探讨

李震雷1,卢 玲2

(1,2.毕节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巨大的政治包容性和社会动员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加快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本文结合毕节试验区二十多年小康社会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探讨我国政党制度在推进岩溶贫困地区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合作性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政治包容性和社会动员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加快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共同推动岩溶贫困山区的科学发展,为类似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作示范、探路子”,初步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使毕节试验区的小康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一、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彰显了多党合作的功能优势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过度开垦,使毕节地区面临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的严峻挑战,成为贵州省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1988年,在毕节试验区创建之初,其所辖 8个县中有 6个县属国家确定的贫困县,559万人中贫困人口 315万人。全区生产总值仅 23.4亿元,财政收入 3.0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84元,人均粮食 192公斤;森林覆盖率仅14.94%,土地垦殖指数和水土流失率高达 46.2%和62.3%,计划生育率仅 36.8%,文盲、半文盲率高达48%等,被称为‘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方。”[1]为破解经济贫困、人口失控、生态恶化这一世界性难题,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亲自倡导下,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在毕节地区建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试验区成立二十多年来,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开发与扶贫并举、生态恢复与建设并进、人口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并重。全区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开发扶贫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口控制成效显著,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 500.01亿元,21年来增长 21.4倍,近三年内翻了一番多,经济总量从全省 9个市(州、地)中由排名靠后上升为第三位;财政总收入(老口径)达91.34亿元,21年增长 33倍,近三年内翻了一番多;农民人均纯收入 3109元,21年增长 16.85倍,近三年增长 1.52倍;绝对贫困人口从 1987年的315万人减少到 2009年的 38.29万人;森林覆盖率大幅上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推进,自然资源得到高效利用。”[3]2007年,毕节试验区总体小康基本实现,目前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同时也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毕节试验区的长期支持的结果,充分显示了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互相监督和维护稳定等五大功能优势。

(一)政治参与功能

“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国家决策的行为。”[4]在我国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所以,我国政党制度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广泛的政治参与。毕节试验区就是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诞生的,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

1988年 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在毕节考察时提出了在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1988年 4月,胡锦涛同志在北京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商讨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有关工作。1988年 5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工作组,对毕节地区进行了为期 13天的考察,并向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作出“建立毕节试验区是一项正确决策,它将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探索路子、积累经验”的汇报,促成了毕节试验区的建立。1988年 6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上报,国务院批准成立毕节试验区。由此可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考察论证和汇报,对促成毕节试验区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出多党合作参与国家重大政治决策的政治参与功能。

(二)利益表达功能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在剧烈增加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我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点与我国多元一体的利益结构相适应,能使各种利益要求经常而又畅通地表达出来。

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首毕节试验区成立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紧紧围绕试验区“三大主题”,发挥其“上达中央,下通各界,联系面广”的优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反映毕节试验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贫困落后地区人民的利益诉求及时畅通地反映上去,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他们还与共产党一起,把各种需求经过抉择转变为重大政策,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提供政策和智力支持。“如顾问组常务副组长常近时就毕节试验区若干重大工作向贾庆林主席作了汇报,贾主席、黄菊副总理等分别作了重要批示,促成了铁道部、教育部、科技部及国家发改委加大对毕节支持的力度。同时,特邀煤炭专家对毕节的煤炭开发进行科学规划,使试验区 5个县市被列入国家 13个亿吨煤炭基地,为试验区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

(三)社会整合功能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社会沿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在西部落后地区,因此,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帮助西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是多党合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体现。据统计,“试验区成立至今,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安排 203批 1929人次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到试验区指导帮助工作,争取和引进智力支边项目 400多个,项目资金接近3亿元,引资、捐资逾亿元,培养各类人才 10万余人次,联系输出农村富余劳力上万人次,帮助吁请并得到切实支持的重大项目十余个,涉及资金 300多亿元”[6],有力推进了试验区能源、交通、工业、农业、水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体现出多党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社会整合功能。

(四)互相监督功能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来自社会的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更多方面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在毕节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职能,对试验区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项目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十多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专家顾问组围绕试验区建设撰写了 120多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出重大建议 140多条,指导制定、修改和审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数十个,促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试验区各项重大决策出现失误。

(五)维护稳定功能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民主党派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都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是稳定因素的敏感地区,不稳定因素导致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其中,贫穷落后是导致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主党派参与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深入基层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在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小康社会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毕节模式

由于我国各民主党派没有县级组织,其发展成员主要是在大中城市,而且以知识分子为主,因此,多党合作、参政议政主要是在上层进行,表现出层次高、影响力大的特点。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缺乏深入基层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和途径。毕节试验区的建立为各民主党派深入基层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基层层面的开展提供了载体和途径,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有着明确的目标任务

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牢牢把握改革试验的方向,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实现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两大目标,推进落后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完成探索一条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的任务。

毕节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试验区的建立具有两大创举,一是最早提出了探索贫困地区经济与人口、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思想,使毕节试验区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策源地;二是最先把八大民主党派的力量汇聚到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合作共建、共同推动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使毕节试验区成为多党合作的示范田。毕节试验区无论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策源地,还是作为多党合作的示范田,都体现出多党合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集民智、广纳良言、汇聚力量的优势。

毕节试验区成立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大力支持下,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三大主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跳出了“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试验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人口、生态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基本实现了多党合作的预期目标和任务。

(二)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建立了完善的帮扶组织体系

在对毕节试验区的帮扶过程中,多党合作逐步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帮扶组织体系。一是专家顾问组对毕节试验区的智力帮扶;二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对毕节八个县市的对口帮扶;三是省级各民主党派对乡镇一级的帮扶。三者的帮扶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整个试验区民主党派智力支边的网络体系。其中,“顾问组则专门针对毕节试验区全局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发挥主导作用”[7]。

“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成立于 1989年 9月20日,汇聚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各类高层专家。现已历经四届,前三届是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为组长,第四届是以钱伟长为总顾问,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为组长。“可以说,像这样的以智力支边为己任,以科学技术为服务手段,以试验区为工作对象,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为优势的专家顾问组,在全国也仅此一个。”[8]

二十多年来,专家顾问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多次深入毕节试验区进行考察、调研,听取地方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奔走呼吁,为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例如,顾问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两烟”、畜牧业、铅锌、煤炭产业群,建立项目储备库,培训项目管理人才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成了隆百铁路、贵毕公路等一批重点和骨干项目的开工建设。

在专家顾问组对毕节试验区进行智力帮扶的同时,1994年,由中央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在毕节地区建立了定点帮扶制度,积极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中央统战部帮扶赫章县、民革中央帮扶纳雍县、民盟中央帮扶毕节市、民建中央帮扶黔西县、民进中央帮扶金沙县、农工党中央帮扶大方县、致公党中央帮扶毕节市、九三学社帮扶威宁县、台盟中央帮扶赫章县、全国工商联帮扶织金县。这种一对一的帮扶,直接加快了试验区内县、市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成效显著。“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同帮扶一个地区,而且直接定点帮扶一个县,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帮扶的力度也是空前的。”[9]

例如,民革中央先后派领导 41人次到纳雍考察调研,为纳雍、毕节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作出了贡献。“同时,组织农业、林业、畜牧、地矿等各类专家 211人次,帮助发展农业等项目 55个,开展培训 40期,共培训 4533人次;捐赠资金 365.6万元,资助贫困生;帮助争取项目 100余项,帮助劳务输出 9批 421人,新建希望小学 10所以及捐赠价值 40多万元的物资图书等。民革中央的大力帮扶,加快了纳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有效地改善了纳雍农村教育、科技、交通、卫生、水利、能源建设等生活生产条件。”[10]

(三)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形成了上下联动、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

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以及专家顾问组与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毕节地委、行署、地委统战部、地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县市委统战部都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形成中央、省、地市上下联动、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促进了各项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中央一级,“顾问组可以直接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反映试验区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政策要求,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向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领导提出各种合理的要求,成为中央、省与试验区之间的重要联系渠道。顾问组的工作可以通过中央统战部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11]

在省一级,为了加强对试验区工作的指导和协调,“2007年,省委成立了由石宗源书记任组长,另有包括省长等 5名省委常委和 1名副省长为副组长的毕节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建立了由省委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参加的毕节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负责毕节试验区的指导、协调工作”[12]。

在地市一级,毕节地委、行署为了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更好地配合民主党派的帮扶工作,“2007年 7月,地委建立了由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为召集人,地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负责人,各县市委统战部部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毕节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试验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努力争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更大支持,并做好省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毕节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3]。

联席会议制度对于加强各方面联系、提供信息、反映情况、协调关系、牵线搭桥、接待服务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多党合作的各项帮扶工作形成了合力,减少了阻力,提高了效率,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

(四)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开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新领域

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把参政议政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将参政议政的范围由上层延伸到基层,视野由宏观拓展到微观,增强了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拓宽了参政议政的途径,所做工作得到中央、省、地市领导以及试验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认可。

第一,参政议政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新探索。对于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是否属于参政议政的职能范围,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论,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即社会服务属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范围,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基础和载体。“民主党派的重大提案、有影响的参政议政意见,发挥作用的协商会议发言,无不出自民主党派的调查研究社会服务的过程之中。”[14]各民主党派正是由于通过对试验区的服务和调查研究,对试验区的区情、民情有了深入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才能提出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建议,破解试验区的难题,推动试验区的发展。离开社会服务和调查研究,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提供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

第二,发挥自身优势与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的新探索。各民主党派在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借助试验区平台,使自身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借助试验区平台,加强了自身建设。一是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试验区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的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或立项、干部培训、招商引资、捐资助教、科技服务、宣传毕节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民主党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推进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各民主党派从主要领导人到各级领导和成员多次来到毕节,深入基层、实地考察,开展调研和指导工作。最为突出的是,各民主党派中央还派出干部到毕节行署和各县市挂职,直接参加毕节的领导工作。这些工作使民主党派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增强了参政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推动了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

总之,在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共同推动贫困地区科学发展、加快贫困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是成功的。我们把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的成功经验概括为毕节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多党合作围绕着明确的目标任务;多党合作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多党合作形成了高效的工作机制;多党合作搭建了广阔的实践平台。当然,经验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总结。

毕节试验区二十多年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功能和巨大优势,充分展示出多党合作在推进贫穷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毕节试验区二十多年多党合作的实践,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基层层面的开展积累了新经验,为民主党派在新形势下的参政议政工作开辟出新途径,丰富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2003年 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考察毕节试验区时高度评价:“毕节试验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是统一战线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深入群众、认识国情、加强自身建设的生动实践。”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共同推进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成功范例,对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3]秦如培.推进科学发展的光辉文献——重温胡锦涛同志 1988年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几点体会[J].乌蒙论坛,2010,(4):6,7.

[2][12]罗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推进毕节科学发展[J].乌蒙论坛,2010,(4):10,11.

[4]苑晓杰,马士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选择与功能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09,(3):62.

[5][10][13]董贵洪.多党合作助推毕节试验区跨越式发展[N].毕节日报,2008-01-16.

[6]孙海涛,胡跃平.贵州毕节试验区——20年探索科学发展路[N].人民日报,2008-09-21.

[7][8][11]常进时.毕节模式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13,45.

[9]杨旭.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形式创新[J].乌蒙论坛,2010,(1):15.

[14]焦平生.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理性思考[J].中国统一战线,2005,(10):22.

责任编辑:王 珊

D665

A

1002-0519(2011)01-0028-05

2010-11-08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08ZX078)

李震雷 (1968-),女,河北武安人,毕节学院马列部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卢玲 (1966-),女,彝族,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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