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鸣,顾香云

(1.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00;2.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00)

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大学期间喜欢并开始了诗歌写作,著有散文《海日苏》和《去看白桦林》。1986年12月经海子推荐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大受影响,由此写作由诗歌彻底转向散文。1991年,作品《大地上的事情(二十一则)》、《美丽的嘉荫》、《海子死了》收入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上升》。随着新生代散文的概念逐渐被散文界及评论界接受,苇岸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之一[1]。在此后的不到10年里,苇岸一直用他的笔默默地观察记录着这个他“并不满意却又热情爱恋着的喧嚣的世界”[2],直至1999年5月病逝,终年不足39岁。

苇岸的一生是无闻的,甚至即使在他逝世10多年后,屈指可数的几篇评论或怀念性的文章也大多只是出于其友人之手。然而,只要读者翻开那册薄薄的不足20万字的文集就会发现,其质朴文字背后的那颗与万物荣辱与共的宽厚心灵。苇岸的散文,是从心灵出发直抵爱和美本身的,他将写作视为神圣的行为,艺术与写作是本体的,也就是说写作取决于人的存在,是生存状态本身。艺术不是生命的派生物,更不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仿制品,人生和艺术是二合一的。由此,苇岸予以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3]。本文即主要从苇岸的这种人格写作入手,进而了解其作品中的“土地道德”主题及其开创意义,并稍论其散文风格。

一、人人皆可为尧舜

“现代人类具有一种被科技进步助长的顺应和放任本能的趋向,而人们乐于把这种生物本能当做人性”,《濒临失衡的地球》的作者阿尔·戈尔一针见血轻而易举地戳破了现代人自我放纵的脆弱说辞。苇岸则指出,现在人们矫枉过正式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怀疑主义,否认存在过高尚的人,认为圣贤或伟人都是后人美化出来的,不仅带着一种亵渎色彩,也使人们放弃了“内心精神上的提高”的自我完善的努力[4],并表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我们的一句古话。时代变了,现代人放弃了这种难为自己的努力。消遣与放纵,已成为一种时尚。连我们的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也已染上以调侃为荣,以俗人自诩的市井习气。仿佛世界走到今天,一切关于人的改善的努力,都已徒劳无益[5]。

先抛开读者应与作者平等对话,批判地阅读作品,而不应再单一地把作家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观点,不可否认苇岸的这一评判亦不失其客观。相反,现代作品对读者批评能力要求的日益增高不正从反面凸显了作家的倒退,至少在追求个人人格完善方面如此。苇岸的书房一直挂有列夫·托尔斯泰的画像,托尔斯泰对生命的高尚和严肃无疑是苇岸一生所追随的,他认为虽然从个人来讲,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作家,但从整体人类来讲,无疑没有哪个作家比托尔斯泰更伟大。同时正是由于对托尔斯泰这种执着于崇高、伟大的继承,构成了其一生不断向上的正直和把写作天然地当成人生、人格一部分的实践。

二、少数的意义

苇岸的文字是清澈的、明亮的、美丽的、平和的、温热的,但是字里行间浸润着的还有一种沉静的哀伤,这是一种单纯地面对科技进步的不可阻挡和美的丧失的无可奈何,是一种善良、隐忍的难过和坚守。“人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是一种浪漫的理想。现实是,精神分析主义等等的诞生,使人们找到了否认或抹杀人类个体之间差异的依据。弗洛伊德就曾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感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6]。

美国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自称为“有同情心的悲观主义者”。对此,苇岸如此解说,“世界类似一个人,尽管他对自己的永生悲观,但他仍会主动锻炼和保健,仍会去医院”,苇岸本身也倾向这种对待人类和世界的积极态度。然而,这种“积极”无论从任何方面讲,相较于悲观都太过渺茫了。在《少数的意义》一文里,苇岸说弗兰克的《人生的真谛》增强了其信心,因为针对弗洛伊德的假设,弗兰克以事实推翻了其设想:

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者,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最后,弗兰克总结道:

确实,圣人只是少数,而且始终将是少数。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特殊鞭策,激励人们加入少数。因为世界状况不佳,除非每个人等都竭诚努力,否则,一切将更为恶化。

苇岸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少数。在那里,有托尔斯泰、梭罗、泰戈尔、雨果、爱默生、雅姆、卢梭、蒲宁、黑塞等等,他们或崇尚自然、深入观察,或提倡道德、自律、节俭,或是素食主义、非暴力主义的践行者,用苇岸自己的话说则是他们“确立了我的精神和信念、与我的写作面貌有关”。相比较而言,中国作家似乎较少进入苇岸视野。对此,苇岸也有过针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国文学只有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7]。苇岸的关于爱的观念,是完全来自现代西方的,完全基于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因此,在《大地上的事情》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与大自然及其一切生灵是平等的、对话的,在这里你找不到人的自我中心,甚至连赋予自然万物人格化都是作者不屑的,在这里,人和万物一样,本质上不过是物种之一的存在罢了。

三、观察者

苇岸自称是“观察者”。这种说法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喻,将全部社会成员分为三类人:最底层是做买卖交易的,其次是参加竞赛的,最后是旁观者。“旁观者”即是哲学家和诗人的本义。在这里,“观察者”和“旁观者”同一个意思。苇岸认为,“观察者”是阐明世界精神,宣扬新的真理的人,并指出,与往世比较,当代到处都是“做买卖交易的”和“参加竞赛的”,没有什么比“观察者”更少。

一部《大地上的事情》,打破文体上的局限,由75则小短文连缀而成,每则大概百字左右,有的甚至不足百字,看似毫不相关的随笔记录被搁放在一起,仿佛一张张直接从鲜活的大地上随意捕集到的标本凑在了一起。短小却宽阔,繁杂却不凌乱。里边有着对太阳、月亮、大地和小麦的诗意观察和赞美,有着对自然中可爱生灵的描写:熊蜂的死亡、啄木鸟的声音、蚂蚁的巢穴、麻雀的叫声、鹞子的盘旋,等等。收割过的麦田、成熟的栗实、冬日的积雪……也包括农妇的日常朴实对话和赶马人的长鞭、孩子的欢笑,等等。总之,只要是发生在大地上的一切动情的事,作者都记录着,不为专门的赞美,也没有目的性的说教,如果顺带涉及,那也不过是对生命和美的自然感叹。这里要说明的是苇岸的这种观察,并非一种科学的、主客体相对立的研究性的冷眼旁观,而是一种诗意的沉浸于自然中的真诚与欣赏。

正是由于苇岸所特有的那种和自然保有的天然感应,造成了其文中的另一种对于人与自然生存状态的敏感:

雀巢高度的降低,表明了喜鹊为了它们的生存而显现出的勇气;同时,也意味着被电视等现代文明物品俘获的乡下孩子,对田野的疏离[8]。苇岸的批判总是克制的,以最短少的句子点明即可。相比较而言,苇岸更喜欢描写美好的事物,但是这种对于美的描写,却也总带着一种或深或浅的静默哀伤。

在《海日苏》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哀伤:

树木是大地的愿望和最初的居民。哪里有树木,说明大地在那里尚未丧失信心[9]。

苇岸是热衷发现美,赞扬美的,因为美的存在,直接体现了上帝未对人类丧失的信心。但是,这样的美太少了,而且一直在消失着,因此苇岸文字里既有着发现美的喜悦与激动,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克制的哀伤。苇岸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人事的更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苇岸对人事的刻意回避。事实是,苇岸笔下的万物都已成为一体,人和动物、草木、昆虫、自然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这里没有自然的人格化,有的只是万物的平等存在。也不同于传统的无我两相忘,在这里人与物都是清明的,相互映照的、各自独立而又共同存在的。

在苇岸笔下,万物各显现出其在创造伊始时被赋予的光辉;而面对人的自我中心和对力量的滥用,他不禁发出这样的质问:

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呢?显然你只是想借此显示些什么,因为你是男人[10]。

“因为你是男人”的理由,实际上也可以替换为“因为你是人”,进而来解释人类对自然及其他生灵的迫害,因此在“人道主义”大肆流行的今天,苇岸认同美国生态学家戴维·埃伦菲尔德提出的“人道主义的僭妄”。这里的人道主义,主要指的是以人类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一种学说、一种态度或一种生活方式。对此,苇岸同埃伦菲尔及《沙乡的沉思》的作者利奥波德一样,认为如果人类要拯救自己,只能是超越人道主义,把人类在万物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为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正是这一“人与万物在本质上是同等”的思想,成为了其“土地道德”写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人的完整性

在谈到梭罗时,苇岸认为其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人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人能够不为社会分工,不为某一岗位所分割。而能时时从他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完整地掌握自己。据此,苇岸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不仅有悖人类的本意和初衷,而且还潜在地包含了滑向“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危险和可能。其次,“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业或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万物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从“人的完整性”出发,人和自然、土地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因此苇岸甚至常想,一周中,人应该在土地上至少劳作一天。“人”在苇岸那里,仍是农业社会里同土地、动植物、太阳有着天然联系的人。因此,他的文字中,似乎一切都是奔赴着土地而去的,一切都是活的、沐浴着阳光的,一切都是有机的、相互联系着的。

五、土地道德

“土地道德”,最早是由《沙乡的沉思》的作者,美国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利奥波德认为,道德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符合生态演变次序的过程。一种道德,从哲学观点看,是对社会的与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从生态角度看,则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最初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增进了处理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但迄今为止它还未触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所有的道德,都不会超越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成员。土地道德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土地道德,即是要求人类不再以征服者的角色出现在共同体中,取而代之的是成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上文说过,“万物存在皆平等”和“人的完整性”共同促成了苇岸散文中“土地道德”主题的建立。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苇岸是非暴力主义、素食主义、节俭生活的信奉者;另一方面,苇岸居于乡野,并且一有时间就外出旅行,尤其是徒步旅行。不同于当下经济意义上的旅游,苇岸把这种旅行看做对大地的拥抱。

对于素食主义,苇岸认为,饮食不单是涉及生存和健康的行为,而是天然与个人的信念和自我完善有关。除了对一切生命悲悯的爱以外,自觉的素食主义本质就是节制与自律。对于节制,不仅是在饮食上,反映在文字的使用上,亦是如此。在遣词造句上,苇岸文字总是力求简洁、准确、明晰;而他自己也坦言“我写得很慢”,并且常常以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来警醒自己。他一生一部书不足20万,即是最好的证明。对于旅行游记,在其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力求为人类留下一点原初的生命、纯净的美、未被污染的善的努力。在《去看白桦林》中,作者相信,“白桦林纯朴正直的形象,是我灵魂与生命的象征”[11],并认为人应同白桦树一样,正直先于生存,把正直作为生存的首要条件。这里苇岸首先为我们展示的是其自身的人格要求,之后才是对人类发展的希冀。因此,在他的文字里,虽常常涉及道德言说却不流于说教;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对于自己不断完善和迈向崇高的可能。苇岸曾写道:

我把古往今来的作家(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我称之是木质的、温善的、心灵的、精神的、导引的;另一类则是铁质的、冷峭的、头脑的、分析的、揭讦的。当然,这种划分完全是相对的,非科学的,个人化的。对于人类,我将前者称作“建设”型作家,我个人比较倾向、心仪、认同他们[12]。

“木质的、温善的、心灵的、精神的、导引的”,建设型作家,本身即是苇岸对自己的希冀和概括。因此,当其对土地上的事情热烈而执着地描绘记录着时,就不难明白身为作家的苇岸要为世人留下的到底是什么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苇岸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其作品中“土地道德”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苇岸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然而苇岸的文字和他本人一样是质朴的。在表现手法上,苇岸始终倾向于惠特曼“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学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的观点。因而,在这个视明朗为浅薄、朴素为低能的现代文风中,苇岸的默默就不足为奇了。

[1] [2][3][4][5][6][7][8][9][10][11][12]苇岸.太阳升起以后[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