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良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陈训慈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陈训慈先生爱国的一生。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人，陈布雷胞弟。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1月获东南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宁波效实中学、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省立图书馆、国立浙江大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国民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考试院考选委员会、浙江省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1991年5月13日，陈训慈终因劳累过度病逝于杭州。

陈训慈先生是个经世致用的书生，也是一个爱国的书生，其一生都在践行浙东经世之精神，其一生之学行完美诠释了“书生何以报国？”本文略述陈训慈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学术事业，以为陈训慈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逝世20周年之纪念。

一、爱中国

陈训慈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1918年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的时候，闻悉北洋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马上参与发起全校师生大会，邀请留日回国学生到会讲演汉奸卖国罪状，编印宣传文告，联络宁波各中学成立学生团，开展拒约反日斗争。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陈训慈撰《宣战与亡国》，喊出了“武力反抗，对英宣战”的口号，指出中国应“对侵略吾国最早最烈而为今次杀人之正凶之英国宣战”。[1]在“五卅”惨案一月之时，陈训慈撰文“对无数殉难之烈士，（五卅及五卅以后上海及他埠）表其最沉痛切挚之哀悼”。据邱孟洁回忆，1925年发生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陈训慈以教师身份领导学生积极参与，创办《爱国青年》刊物以团结青年，集中力量，以内除军阀，外抗强敌为目标。后因“国势日削，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单纯的爱国行动，不足以有所建树，乃放弃《爱国青年》的主编工作，而从事于学术的探讨，一方联络在外有识之士，组织四明学会，编辑《明铎》学术性刊物；一方筹设四明图书馆，以振兴宁波文化教育，欲以实际行动，提高人民素质，为团结奋斗而努力。”[2](p22)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城内进行野蛮屠杀，当晚闯入国民党政府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残忍杀害。其后日军继续扩大事态，在济南城内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行令人发指。史称“济南惨案”，因发端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消息传到宁波，陈训慈怒不可遏，当即登上慈湖小学附近的戏台作抗日爱国的演说，以激励民心[2](p94)。

在中央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近代史与西洋近代史两门课程时，上课经常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他的中国近代史课，“从明武宗（正德）朝讲起，讲到清朝为止。发有讲义，讲义内容很丰富。他讲至朝政腐败，权奸误国之处，莫不慷慨激昂，聆听同学，随亦为之动容。对当时时局也有所批评，堪称之为爱国之士”[2](p3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局势极度恶化，但陈训慈依旧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满怀爱国热情，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单位，创办了《抗敌导报》，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陈训慈在创刊时写了一篇《我们愿是全国总动员中的一员》代发刊词，鲜明提出要求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抗敌导报》上，他还发表了《国际观与自救之道》、《后方对不起前方》、《光荣抗战一月了》、《善用广大的国际同情》、《注视全局与摧破悲观》、《南北战局的好转》等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抗战初期的东南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元旦，陈训慈深感“自辛亥建国，诞生廿六年矣。客岁受外侮乃最深而最广。愿昨日之阴雨象征昨年之暗淡，今日之晨曦兆今岁之剥极而复；上下共奋，卒得昭苏，应于此日卜之。虽曰难期，敢不默祝。父母沉疴，尚且期复健康，则吾人对祖国尤应不作消极之想；矧军事虽失利，后方潜力无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力物力，蕴蓄何量？导而扬之，以制敌复国，大人之责，小民亦焉得自外耶？”在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同时，陈训慈也努力为前线将士募捐。如他曾在1938年1月23日拜访浙江省抗敌后援会的李楚狂，将“以前在乡时征募之棉背心余款面交，并以经募件数面告。此事以余之‘夫人’名义受妇女会之托，而细侄、九妹出力尤多，且皆自制，工料俱精，计一百件。”[3]

1940年11月至解放前夕共九年，是陈训慈的从政时期。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帮陈布雷搜集写文告等所需的各种参考资料，协助处理图书报刊及对文化教育界人员之联络与接待。在大陆解放前夕，陈训慈没有选择离开大陆，并不是他不能，而是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向往和期待，也正是在这种憧憬中，他满怀激情的投身于文管会各项基层工作中去，任劳任怨。对于祖国的巨大变化，他也经常写信让自己在台湾的女儿女婿和儿子儿媳他们能常回来看看。陈训慈晚年很是思念在台湾的亲友，也欲“利用图书交流，在促进与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方面积极发挥余热作用。今年春节，我（沈敏之）去他家聚餐，他对我说：‘待天气暖和一些，你带我到书店去，看看有没有类似《浙江在台人物录》一类的书籍，我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在台湾的亲友，和他们通通信，给他们寄一些图书去。’”[4]

二、表乡贤

陈训慈对于境内乡贤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上起黄宗羲，下至劳乃宣，皆在其表彰之列。陈训慈在各种相关场合、论著中，高度弘扬黄宗羲、万斯同等遗民气节。如在论及浙东史学“经世实用之精神”时，陈训慈认为，“梨洲虽以宗社沦亡，隐居不仕，而其志量所寄，固在乎治平之业。季野秉承师教，治史尤措意于治乱。每与人议论史事，飙发云举，凡古今之兴衰消长，莫不抉其利弊，原其始终。”[5](p89)对于保存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功的藏书家丁丙，陈训慈不仅举办“丁氏文物展览会”，而且撰文《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表扬丁丙“不仅保存旧业，而更抱发扬乡邦学风之远志”，“竺志文教，尽瘁乡邦”[6]。在《桐乡劳玉初先生小传》中，陈训慈表彰了劳乃宣在浙省教育事业上的贡献，认为“吾浙得风气之先，身为教育导率者，黟颐难数，而一生乐育为怀，倡言文字改革，以宏教化之效者，一时尤推桐城劳先生。”[7]至于姚海槎，陈训慈更是认为其学问远在章学诚之上，且“积绪厚而沾溉广欤。然虽不知名于当时，信足矜式于百世”[8]。

在诸多乡贤中，陈训慈着力表彰的是万斯同。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万季野与明史”、“万氏考礼之学”到晚年的“万斯同年谱”，对万斯同的关注长达半个世纪。在《题万季野先生与范笔山书后》中，陈训慈认为，“先生之‘生平志事’，固在勒定明史，一如其致笔山先生书所云；而其所由欲有事于明史者，固犹蕺山之正命，梨洲之讲学，舜水之遁迹，苍水之死义；亦犹履安之督饷勤王，乃至上承‘万氏四忠三节一义’忠勇为国之志，途辙虽殊，其为报国经世则一也。”[9]

1935年8月8日，万氏白云庄建成，当地士人决定奉黄宗羲及证人高弟十八人，万氏先世四忠三节一义，及万氏十哲之栗主入祀，并组建南雷社，陈训慈参与了入祀大典，并撰文备纪其事，感慨良多。他认为，重建万氏白云庄及追祀乡贤，“将以梨洲拳拳民族之义，万氏尽瘁报国之烈，示吾邦人以继承恢宏，而拯我殄瘁之国家，维护之于不坠也。”“今鄞文献会既集力以重修藏书旧家之天一阁，复以其余力规复万氏遗迹，修建墓道，影响所至，不仅表扬乡贤，抑将以黄万之教提示后进，俾奉知以有用之学为国驰驱，庶几万氏先代诸哲之神武，梨洲先生与诸弟子拳拳民族之大义，得以发皇光大于无穷也。”[10]

1936年5月，陈训慈应《越风》杂志编辑之邀，为“五月特辑”供稿，写成《四明忠节话万氏》一文。文章历述万斯同先祖为国殉难：十世祖万斌“佐命建国殉朔漠”、九世祖万钟“御外靖内昌世泽”、八世祖万武、万文“征交讨倭并殉难”，七世祖万全、六世祖万禧、五世祖万椿“三世相传保令业”，四世祖万表“文武并茂保杭州”，祖父万邦孚“承先启后念都督”，父亲万泰“殉国忠节启多才”，兄万斯大“负骨南屏表忠烈”相关史事，并专节讨论万斯同“专志国史待后起”，认为万氏耿忠报国之民族气节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陈训慈联想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深感“今国家之为难极矣，吾浙海防重地，其形势之艰险，尤非仅如明清之间对外之关系已也。而士习泄沓，气节不振，纵使尽两浙之庶民而尽武装之，而无如诸万耿耿孤忠之精神与信仰，亦如何能保国抗敌？”，主张发扬万氏历代之忠义精神，奉为典范，以备来日之大难[11]。这种见解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揆诸史实，这种见解也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

1937年4月1日，宁波当地人士公祭于万斯同墓前，征文于陈训慈。应命之后，陈训慈写成《万季野先生修墓建祠落成题壁》一文，于万斯同治史之志多有阐述。如万斯同之所以会以布衣身份致力明史，“发自忠孝至性，期以上报明室之世恩，下俟匡复于继起者。”万斯同也曾自述其为学凡三变：早岁治诗古文，既以为无益，乃功经国有用之学，于古今制度无勿考索遗意，论其行不可行，终乃专志于有明一代之史。“推先生之意，岂不曰：士生必有自效于当世，苟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要当治史通古今以俟国用；生不逢时，亦必相约一时俊彦，讲求历代典章理乱利病得失，待时而作，以经国而救民哉？”最后，陈训慈联想到当时紧张的国内、国际局势，深感“时会迁转，学风浇驳，如先生所云酌古今之得失明经国之大猷，能变流极之弊者，将何所求之乎？是则饰先生之祠墓，树后人之矜式，固不仅在表其耿耿宗国之思，方当以先生所尝为宣导于当世者大口宣舌以告天下有心之士，共起以奋志于国史经世之大业也。”[12]

在为晚年与方祖猷合著的《万斯同年谱》作序时，陈训慈认为万斯同不仅“博学强识，读书如决海堤，六经百氏之书，无不淹贯。于史学则对历朝典章制度、兵刑、田赋诸大政，尽悉其详。”而且“其所著如《两浙忠义考》、《宋季忠义录》等书，皆极尽表章宋明遗民忠义之能事，有激发其后民族思想之贡献。”[5](p203、204)

可见，陈训慈表彰乡贤的目的是激起民众的爱乡、爱国之念，从而为国家的复兴各尽其力。

三、史学建树

陈训慈的学术成就以历史学最为丰硕，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外国史、地方史等方面均有贡献。他在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继何炳松之后绍介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鲁滨逊及其同事、学生等人的观点和著作，并以新史学派的理论从事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活动，主张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为“记述人类活动的总绩”，即“昔时主于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之活动，咸将网罗靡遗”[13]；陈训慈对中学史地教学很是重视，曾对历史教学的目的、教材、教法等提出过不少独到见解，最后引起社会重视，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富有较强的时代感，有论者认为这“在中国近代历史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大进步”[14](p28)。

陈训慈似是近代第一个以“浙东史学”为名来研究浙东学派的学者。他在1925年就有《浙东史学》一文刊于宁波《四明日报》，1930年在中央大学《史学》创刊号上发表《浙东史学管窥》，其后又在南京中国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杂志》发表《清代浙东之史学》，对浙东史学的谱系、代表人物、浙东史学精神等作了具体阐述。晚年精心之作《万斯同年谱》更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万斯同年谱，是陈训慈对万斯同长达半个世纪关注的学术结晶，对推进万斯同研究以及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台湾史家宋晞“对该书内容之充实，写作态度之谨严，深表敬佩。”[5](p606)

陈训慈是浙江地方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在 1935年发表的《浙江省史略》，论述了上古三代至清代的浙江历史，是第一部有关浙江省的简明通史。由于是论文形式，故而内容较为简略，当时《浙江青年》出单行本，凡40页。因局势动荡，陈训慈一直未能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研究，但此一缺憾后来为其学生倪士毅所弥补。倪著《浙江古代史》凡330页，所论内容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于人地关系、思想文化诸方面皆有所见。所以，陈训慈在为该书所写序中，对倪著多有褒扬，并希望倪士毅能就浙江地方史做断代或专史的研究。此外，陈训慈对于浙江地方文献也很是重视，撰有《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晚近浙江文献述概》、《浙省图书馆对于浙江文献之搜集与整理》等文，并举办了民国史上规模宏大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对乡邦文献来了次“总检阅”。

陈训慈也很可能是近代第一个呼吁成立全国性史学会并有具体实践的史学家。陈训慈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卷2期，1922年1月）一文中指出，中国学术不振兴，专著出版沉寂，就是因为国中学者皆未曾致力于专门学会之建设。就史学会而言，组织中国史学会可以促进实学之研究，可以表白中国文化，可以增加与保存史料。一年以后，陈训慈对史学会建设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并提出了更为系统的主张：史学会不仅仅是一个联络学者情谊的团体，而且是一个集合同道共同交流，定期出版学术刊物，策划并推动学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15]。就此层面而言，陈训慈的主张在当时是有知音的。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发表后2月，朱光潜于1922年3月30至31日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怎样改造学术界？》，希望将来各大学都能设立研究院，以便学者在国内能有一研究之场所。翌年，洪式闾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东方学术之将来》，呼吁学界设立专门学术机构。由此看来，学术的制度建设已经进入部分学者视野，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同要求，而陈训慈在呼吁的同时，还自己身体力行，孜孜追求全国性史学会的建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反映了陈训慈的睿见，也体现了陈训慈的实干精神，这在他主政浙江省立图书馆时得到完美表现。

四、图书馆事业

在陈训慈主持浙江省立图书馆期间，馆内经费并不充裕，图书馆员队伍也并不整齐，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成为全国第一流图书馆，而这离不开陈训慈的一系列创举。

全国第一家“通年日夜开放”的省级图书馆：1934年9月1日起，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除特种纪念日外），并为读者代办膳食。此种不间断对外开放的模式获得图书馆界认可，江苏、福建、安徽等地都有图书馆随之实行“通年日夜开放”。

全国馆办刊物最多的省级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此时期所办刊物质量都很高，计有《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后改称《馆刊》）、《图书展望》、《文澜学报》。尤其是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的《文澜学报》，撰稿人多为国内各相关领域著名学者。影响所及，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全部6册《文澜学报》。此外，陈训慈还创办了通俗性的《读书周报》，以报纸副刊的形式发行，力图导扬社会读书风气；抗战爆发后，创办了《抗敌导报》，向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国人宣传抗日。陈训慈在创办刊物方面的专业化和通俗化，既扩大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同时也扩大了在读者中的影响力。

近代图书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筹备3年之久，6千余种、2万余件珍贵文物，近8万观众，浙籍学界、政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全国名人总动员，190多人的设计委员会，18天的展期，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社会辐射力，而所有的这些在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都是罕见的。流风所及，江苏吴中和上海随之相继主办了文献展览会。通过上述措施，“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进了浙图大门，1934年到1936年的年均阅借人数比1933年猛增一点五倍，达到二十四、五万人次，而此时的杭州市人口总共为三十六万；同样，这几年中的年阅借册次为五十五至五十九万之间，而当时的馆藏总量是二十七至三十一万册，这两个数字在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界同样也找不到相应的记录。”[5](p634)

最为传奇的护书行动——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日本军队对于文化典籍的抢劫是理性且故意的，众多的文化典籍被劫夺而去，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对于浙江省的文化瑰宝——文澜阁四库全书，他们也志在必得，派出专人到杭州来寻访文澜阁四库全书，最终悻悻而归。原来，早在“八·一三”事变前，陈训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认为杭州并不安全，先期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古籍善本运出杭州城，后来并辗转各地，最终运至重庆青木关。为了能让阁书安全返浙，陈训慈等人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一力促成阁书返浙。从阁书运出杭州到阁书回到杭州，历经9年之久，其中陈训慈功勋卓著。亲历其事的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运回杭州后，曾有此感言：“清咸丰庚申之变，阁书散而复存，阁毁而复建，全赖钱塘先贤丁松生先生倡导之力。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远酷于洪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与？曰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护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16]众多馆员在陈训慈人格魅力感召下，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返浙作出了重大牺牲，有人舍弃家业与书共存亡，如毛春翔、夏定域，有人抱病工作而英年早逝，如王文莱。今天我们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保存完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给我们浙江省、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瑰宝。

出于对图书文化事业的热爱，陈训慈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任内殚精竭虑，以致咯血之症一直未能康复，但这换来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激增和声誉的鹊起，一举跻身全国一流图书馆行列。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奉献精神，完美体现了那一代图书馆人的精神。

结语

陈训慈一生在学术与事功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挚友沙孟海曾撰有二挽联，意欲高度概括陈训慈一生的主要贡献：

一

双目难瞑，未及见家室团圆、宗邦统一；千秋佳话，主要是政协供稿、文澜保书。

二

浙东史学，踪武万全，载笔有新篇，难得在身提见证；

两岸人情，都求统一，崇朝惊怛化，料知毅魄未安恬。

上述二联，很可能是受限于挽联字数之故，虽未能完整概括陈训慈光辉的一生，但也勾勒出了陈训慈的爱国情怀，保护阁书的伟业以及在浙东史学上的贡献等重要方面。

综观陈训慈的一生，他对浙江图书馆的贡献，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天一阁藏书的抢救，对浙江大学的帮助，对浙江地方史的研究，对《慈溪县志》的编撰意见，……无不体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在经世致用，情系桑梓同时，他的一生也是魂系史学的一生。尽管由于众多因素，史学研究曾被多次打断，但陈训慈从未放弃过史学研究，即使未能形之于文，他也在继续思考，在继续搜集整理资料；晚年与方祖猷的合作，则完美叙写了他的史学人生。

陈训慈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情系桑梓，魂系史学的一生。

注释：

[1]陈训慈.宣战与亡国[J].宁波爱国青年社.爱国青年，第3期.1925年6月.

[2]浙江省博物馆.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Z]，1996.

[3]陈训慈日记[Z].

[4]沈敏之.挟着书籍与生命赛跑[N]，杭州日报.1991年7月5日，第3版.

[5]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6]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0月.

[7]陈训慈.桐乡劳玉初先生小传[J].文澜学报，第1集.1935年1月.

[8]陈训慈.山阴姚海槎先生小传[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2期.1933年4月.

[9]陈训慈.题万季野先生与范笔山书后[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5期.1935年10月.

[10]陈训慈.甬上重建万氏白云庄及追祀乡贤纪[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期.1935年12月.

[11]陈训慈.四明忠节话万氏[J].越风，第13期.1936年5月.

[12]陈训慈.万季野先生修墓建祠落成题壁[J].史地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7月.

[13]陈训慈.史学蠡测[J]，3卷第1、2合期，1924年4月.

[14]马卫东.历史比较教育[M]，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15]陈训慈.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J]，史地学报.2卷3期，1923年3月.

[16]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J]，图书展望（复刊）第3期，194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