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雷,韦力文

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化翻译*

董春雷1,韦力文2

(1.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51;2.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对于如何翻译语言符号中的文化信息这一问题,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例证分析。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体系本质上的差异,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不可能完全传达出来,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地优先传达符号的某层意义。言内翻译多见诸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的翻译;指称翻译紧紧抓住符号与其所指进行翻译;语用翻译则突出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符号学;文化翻译;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

0 引 言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所有的符号(包括语言符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符号学作为社会符号网络中的一个文化子符号系统,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子符号系统产生互动交叉的关系,难怪陈宏薇也指出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是适用的[1]。

符号学与翻译的结合,不是只把翻译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行为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再追求传统翻译标准上的简单“对等”,而是在对源语和译入语进行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进行调整,使得译入语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的效果,与源语在源语文化中产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近似,也就是符号学三维意义(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都能在译语环境下得到应有的体现,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符号之间在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翻译时只能寻求一种或两种意义上的对等。

1 符号学翻译的基本理论

符号学研究最早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始,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将符号命名为“Semio1goy”,并将符号模式划分为能指和所指[2]。美国逻辑学家及哲学家皮尔士对符号学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第一次全面提出了符号概念及其研究范围。后来,语义学家莫里斯发展了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最早提出在符号学研究中区分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符号学三维意义,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3]23。美国语言学家和圣经翻译专家尤金·奈达将社会符号学用于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2 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化翻译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本质上是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正如刘宓庆所说:“语言中几乎处处有所谓‘文化符号’,留待译者‘解码’。[4]316”在汉英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汉语原文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码。王佐良先生指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和句,但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5]34。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牵扯到很多文化的因素。由于人们在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源语与目的语难以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对等,译者必须有所选择地优先传达符号的某层意义。

2.1 言内翻译

言内意义主要指的是语言在发音、词汇、语法、句法、语篇等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的意义。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是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而英语是以抽象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这种差异与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两种不同思维定式决定着各自语言的形成、发展和表达方式。因此,英汉两种语言在言内意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发音关系上,韵脚在英语中有头韵、尾韵、半韵等,而在汉语中是没有头韵的,这种差异非常明显。在文化翻译过程中,音系层面上的言内意义主要体现为译语和原语的谐音。词汇层面上的言内意义是指对词汇的选择与搭配,如双关、夸张、比喻、借代等修辞。在句法和语篇层面上,言内意义主要涉及语序、句法结构和语法等方面的差异。例如:

Begot by butchers,but by butchers bred,

How high his highness holds his haughty head.

原文的头韵用得非常巧妙:第一行均以字母b打头,第二行均以字母h开始。该句的妙处不仅在于音美,还在于形美,原文的视觉效果和语音效果都非常重要,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则是言内翻译的重点。试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译原诗的形美:

君居屠户屋,君属屠户后;

俯仰何佼佼,倨傲俨倬倬。[6]90

译文是比较成功的言内翻译的例子,其第一行都是“尸”字旁(“后”字虽不属于该字旁但字形相似),第二行都是“立人”旁,这从形式上看起来很美,读起来也富有节奏感,语音美也基本得以实现。

2.2 指称翻译

指称意义表现的是语言符号与其所在现实世界中所指的实物的关系。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字面意义相应,二者有时体现的意义完全一致,有时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比如:It is just children’s play,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这是儿戏”,而事实上的翻译是“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在实际翻译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类似的“假朋友”,其看似对等,但这种对等只是字面意义的,不是指称意义的。虽然有时候字面意义和指称意义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他们指代的绝不是同一事物或同一件事情。指称意义反映的是语言符号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指的关系,而字面意义只是其表面意义或“先入为主”所形成的感官意象。如:it rainscatsand dogs,应该翻译成“大雨滂沱”,而绝不能翻译成“天上正下猫下狗”,因为如果按字面直接翻译根本讲不通,所以必须采用意译的方式揭示其真正的所指——“雨大”。

在词汇层面上,原语与译语往往存在完全对等、部分对等和不对等这几种关系,所以翻译中经常采用直译、意译或音译等翻译策略。无论采用哪种策略,原语的所指都能在译语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例如:Domino effect多米诺效应,the last supper最后的晚餐,black humor黑色幽默,这些例子虽为直译,但其字面意义与其所指是一致的。指称意义上的翻译还可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使原语与目的语语音对应,所指也对等。例如:风水—fengshui,叩头—kowtow,气 功 —qigong,阴 阳 —yinyang,饺 子 —jiaozi,pudding—布丁,Sauna—桑拿浴,tange—探戈,Hippie—嬉皮士,sofa—沙发。

2.3 语用翻译

符号学理论将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称为语用。语用意义是符号使用者(符号发出者和接受者)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是语言符号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意义,隐含在语言当中,如说话者的身份、年龄、社会地位、心理状态、目的和意图等隐含信息。要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交际背景下。

一个完美的翻译文本应尽量在言内、指称和语用三个层面上实现等值转换。可是“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原语符号与译语符号几乎不可能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意义层面上一一对等。[3]44”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指出:“翻译文本时,译者一定要学会退一步想,大致了解在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而不仅仅只是告诫自己所翻译的句子在语言层面上有意义。[7]155”在翻译中,能指和所指是动态的。随着交际情景的不同,相同的语言形式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翻译中的词汇空缺、语义空缺、超额和欠额等现象使得翻译更具有挑战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词的文化内涵”,王佐良先生在谈到词语意义时指出“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8]。例如:

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鲁迅《祝福》)

When we met,after exchanging a few polite remarks he said I was fatter,and after saying that immediately started a violent attack on the revolutionaries.(《鲁迅全集》1972年英译本)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胖”代表福气,说人胖了是一种恭维,而如此直白地告诉对方他长胖了在西方文化中是不礼貌的,容易使对方不快。译文仅仅表达出“胖了”的指称意义,没有增译出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语用意义,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因此有人将译文改为:

After exchanging a few polite remarks when we met,he observed that I looked“fat”,and having made that complimentary remark he started a violent attack on the revolutionaries[9]21.

在修改后的译文中,“胖了”一词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都得到了体现,使西方读者既读懂了原意,又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认识和了解。

3 结 语

翻译绝非易事,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仅会遇到语言上的困难,还会遇到文化障碍。孟建钢指出,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不同文化中符号行为模式的差异所致[10]。符号创造出来以后其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革,相同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对于同一文化中的人们而言,理解其他时期的语言符号也会遇到困难(比如古文),所以去理解和掌握其他文化的语言符号更是一个挑战。作为译者,应充分认识到语言符号系统与社会中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符号去理解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

[1]陈宏薇.符号学与文学翻译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3(1):11-15.

[2]Saussure F De.Course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71.

[3]柯平.汉英与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316.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34.

[6]马红军.翻译批评散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55.

[8]李悦.从词汇意蕴看英汉文化的差异[J].温州大学学报,2003(4):61-67.

[9]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1.

[10]孟建钢.文化翻译语用等值[J].中国科技翻译,2000(1):1-5.

Cultural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DONG Chunlei1,WEI Liwe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ranslating cultural elements carried by language signs by quoting many exam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English and Chinese as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which makes the full representation of linguistic meaning,design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meaning impossible,so we have to choose to convey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carried by language signs.Linguistic translation deals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meaning present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signs;designative translation focuses on language signs and their referent;and pragmatic translation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signs and their users.

semiotics;culture translation;linguistic meaning;designative meaning;pragmatic meaning

H31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1.03.017

1673-1646(2011)03-0081-03

2011-01-02

董春雷(1985-),男,硕士生,从事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