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江

重议鲁迅刻画孔乙己形象的动机*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广西柳州545007)

以往学术界都认为鲁迅刻画孔乙己这一形象,是为了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其实,他的动机虽然与批判封建科举制度有关,但主要的动机还在于批判知识分子自己!孔乙己这一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刻画这一形象的意义也并不局限于当时,对于当今的知识分子依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孔乙己形象;知识分子;鲁迅;自命清高

0 引 言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不同时期我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书一笔的人物形象。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60年代出版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70年代出版的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80年代出版的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4],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5]和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6],21世纪第5年国内出版的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7],还有近年出版的杨剑龙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8],这些著作一律都强调孔乙己是封建制度的被吃者,认为鲁迅是借孔乙己的形象批判封建科举制度。显然,这是从政治或一般社会角度着眼对人物的一般社会角色的认知。其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既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成员,他的悲惨命运与封建科举制度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知识分子”的本质意识所决定的。鲁迅刻画这一形象,主要不是为了批判封建科举制度,而在于批判知识分子自己!分析孔乙己这一“知识分子”本体形象,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这一写作动机。

1 用“知识分子”的彩笔画出的人生肖像

1.1 一生以身份为人生最高价值,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身份追求者

孔乙己生活的年代,是封建科举制度已实行了1 000余年的清朝末年,通过科考走上仕途之路,早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然而对于孔乙己来说,连个秀才都没有捞上,而且看来以后也不可能捞上,因而,走上仕途是不可能了,这点他心里很清楚。所以,作品中的孔乙己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仕途的问题,他是一个仕途外即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但是,功名却是他孜孜以求、铭记在心的。考不上秀才,他就退而以“读书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功名是高身份,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是低身份,什么都没有的短衣帮就是没有身份。他是“读书人”,因而可以在短衣帮面前“自命清高”。实际上,为了求取秀才以上的功名,他奋斗了一辈子;为了当“读书人”,也辛苦了一辈子。同时,他也就此聊以自慰并且“享受”了一辈子。就是这“读书人”的身份,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支撑了他窝囊的一生,使他可以经受短衣帮的羞辱,小伙计的嘲笑,以及丁举人们的棒打。因为在他想来,即使短衣帮再怎么羞辱他,他还是比羞辱他的人有身份。同时也是为着身份,即使再穷,他的“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酒钱。因为他觉得拖欠人家的钱是丢人的。在他的心里,身份不但是等级、地位,同时也是脸面,而“读书人”是不能不要脸面的。正是因为持有这身份意识和脸面观念,所以,在别人一再羞辱、嘲笑的尴尬中,他只有无奈、颓唐的表情,而无动怒的表示。如果动怒,那就有失“读书人”的身份了,因为知识分子的举止是要斯文的。偷了别人的书籍,他宁可承认是“窃”,而不承认是“偷”。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偷”的对象——书和平常的钱财、器物不同,而自己和那些平民偷贼也不同,这是由身份意识衍生出来的“自命清高”思想作怪;另一方面也是他如果承认是偷,那就有失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了,即有失知识分子的脸面,由此衍生出他的爱面子的思想。对于自己如此,对于别人亦然。比如他主动教小伙计学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当然是为了小伙计日后当上掌柜能记好帐。而这又是因为他认为掌柜比伙计身份地位高。在他想来,知识文化即说“之乎者也”的本事,是衡量一个人身份的标尺。掌柜之所以比伙计的身份地位高,既是因为掌柜是酒店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因为掌柜的知识文化比伙计多。占据他内心的只有身份地位观念,此外再没有别的。他为身份而活着,因为身份而失去了自我,成了一个十足的身份的奴隶。

1.2 一生为守护身份而挣扎的悲苦者

事实上,孔乙己的身份一直受到社会的挑战和否定。在科举制度下,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封建观念笼罩下,未获取功名者自然成了被人取笑的对象。如果不是身份意识刻骨铭心的话,孔乙己也就会不再追求身份而甘当短衣帮那样的平民了。但他不然,他要守护“读书人”的身份,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作品中,虽然因为他不受尊重而要像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可他总要穿着长衫,并且口里常常念着“者乎”之类的话,以示自己同短衣帮平民百姓之别。孔乙己说“君子故穷”,是为了说明自己虽穷,但与平民不同,自己到底还有“君子”的身份。他自始至终都在为守住“读书人”的身份而苦苦挣扎着。

他是怎样极力守护“读书人”这一身份的呢?第一,不做有失身份的事。正如前文所述,不赖帐,不动怒。

第二,即使迫不得已做了有失身份的事,也狡赖不认。正如前文所述,他因为生存需要,不得不去偷书,而偷后又狡辩抵赖,借以保住自己“读书人”的“清白”,即脸面。

第三,以率真、单纯之心待人,帮助别人取得身份。正如前文所述,他主动教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是为了有利于小伙计有一天当上掌柜能记帐。他以为帮别人取得身份,实际上也是取得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

第四,以书作伴,以知识为伍。既然他认为知识文化是衡量身份的标尺,那么他就得十分地靠赖知识。为此,孔乙己的一生都是围绕着书度过的。读书、抄书、偷书,为书而活,因书而死。书是他人生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他一无所长,也一无所爱(喝酒只是生活嗜好,不是“本领”之类的爱好),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依靠。他的整个身心都在读书上面。他除了读书,不会别的本事,也不屑别的本事。他懒,不只是不勤快,还是不愿做别的事,他瞧不起体力劳动,也瞧不起生意。所谓“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是他的外在形象,更是他的内在意识。他是以此为荣,并以此为本分的。这种思想意识造成了他人生的苍白和单调。既然如此,那么当既定的人生道路受阻时,也就别无出路,悲惨而死是必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孔乙己如此的悲惨命运,既是封建统治造成的,同时也是他的身份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自命清高的思想所造成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比如他愿意成为短衣帮成员的话,即使同样悲惨,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孔乙己的这种思想观念明显地受到儒家“惟有读书高”和“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而这思想观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所在,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本质、最核心的意识。鲁迅就是抓住知识分子的这一最本质的意识,通过孔乙己写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意义的知识分子形象。

2 给知识分子一面自照的镜子

了解了孔乙己的思想意识之后,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鲁迅塑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意图是什么?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国内诸多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鲁迅写孔乙己这一人物就是为了抨击封建统治和科举制度。按鲁迅的社会变革思想推论,这一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具体到塑造这一人物来说,就会让人觉得不够准确和中肯。因为对封建统治和科举制度,为什么要这样去批判而不是那样去批判呢?

我们知道,鲁迅写于 1918年 4月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其影响并不是因为狂人这一人物,而在于作品的思想,即指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这和别的作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本来,鲁迅认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9],但是后来他又感觉到知识分子并不都像狂人一样先知先觉,而和农民一样,自身也存在着许多弱点,甚至是致命的弱点。要让智识者觉悟,就必须先让他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们自己的灵魂,认识他们自己的思想本质。当然,“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但他“决心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10]。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19年3月写出了《孔乙己》,揭示了知识分子讲求身份、自命清高的思想本质。在《孔乙己》这篇作品中,他就是要告诉知识分子:看,你们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据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的转述,鲁迅“曾对孙伏园说,在自己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他最喜欢《孔乙己》”[11]。而在三年之后的 1922年 6月,鲁迅又写了揭示同一问题的作品《白光》,里面的人物陈士成,其思想意识完全是孔乙己式的,实际上还是一个孔乙己。在鲁迅的小说中,这种不但主题而且人物形象都是重复的现象是不曾有过的。这说明他在孔乙己身上寄托的情思有多重!其揭示中国知识分子魂灵本质的愿望有多么的急切!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而那篇明确地表明鲁迅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看法的小说《药》,写于同年的4月。这说明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鲁迅都在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两篇作品主题的指向都是同一的:《孔乙己》揭示出由于我国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身份意识和自命清高的思想,造成他们和人民群众的疏离;而《药》却正好接着揭示出辛亥革命者也即知识分子由于脱离群众,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和与此相关的自命清高思想,说到底是革命失败的根源。这一认识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他要让知识分子知道,是自己的魂灵害了自己,同时也害了国家,从而要尽快警醒起来!孔乙己的思想性格完全是封建思想(特别是科举制度)熏陶、影响的结果,他因看不起体力劳动去偷而被打死,也完全是由他的讲求身份、自命清高所造成的。所以,鲁迅在这篇作品中不但是批判封建制度,更是批判知识分子自己!鲁迅还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12]”这是在1933年即《孔乙己》写成之后的第 14个年头所说的话。鲁迅自己是知识分子,按照上文所述,他所写的孔乙己无疑也有自己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孔乙己这个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在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自己!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如同阿 Q,并不是反面人物,当然,也不是正面人物。鲁迅只是藉他们写出“国人的魂灵”,让知识分子和农民照照镜子。所以说,鲁迅的作品不但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国人”心灵的一面镜子,它最重要的人文价值就在这里。

3 为世界和中国文学立下知识分子形象的里程碑

孔乙己形象是在封建统治的中国土地上,由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土特产”,在世界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指一种特定的人群,并非指一般的知识者。“知识分子”除了具有某种专门知识之外,还必须关心国家,热爱公益事业,具有一种宗教的承当精神,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13]。这和孔乙己形象千差万别。而西方文学中出现的“知识者”形象,都不是作为“纯粹”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刻画的,而是借以表现他们和作者的社会理想或者爱情观念,德国歌德的《浮士德 》、爱尔兰伏尼契的《牛虻》、英国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俄罗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前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等,莫不如此。这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也完全不同。

即使在中国,这一形象也显得相当的特别。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对政治表现了极大的关切。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好些人又表现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羡慕与追求。但这些都还不是知识分子核心的或者说本质的意识。像孔乙己这样体现知识分子本质的形象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本体”形象,在这之前并没有出现过。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因身份而薄情,是知识分子薄情郎的形象;《水浒传》中的宋江、吴用,因身份而屈膝,是知识分子投降者的形象;《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身份而当官做老爷,是知识分子官僚的形象;而诸葛亮(《三国演义》)是因身份而走上仕途,是知识分子忠臣的形象;贾宝玉、林黛玉(《红楼梦》)是读了《西厢记》之后而不屑身份(说明他们原本有功名身份之念),是知识分子叛逆者的形象。在《孔乙己》之后,除了鲁迅自己所写的《白光》中的陈士成之外,像《孔乙己》这样揭示知识分子思想本质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陈士成的思想性格展示得远不及孔乙己充分。这之后的中国文学,包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写的都是知识分子经济利益寻求者,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彭家煌笔下的莫校长(《莫校长》);知识分子挣扎者、搏斗者,如巴金笔下的高觉新、高觉民(《家》、《春》、《秋》);知识分子“个性主义者”,如丁玲笔下的梦珂(《梦珂》)和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知识分子革命者,如茅盾笔下的李克、东方明(《追求》),杨沫笔下的林道静(《青春之歌》);知识分子爱国者,如李吉力人笔下的尤铁民(《暴风雨前》、《大波》)……名单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却都是融合着政治意识和金钱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不是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本质的,而只是表现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特点罢了。

实质上,无论西方文学的“知识者”形象,还是我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只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物形象而已。所以完全可以说,鲁迅写的孔乙己,为我国文学史树立了一块空前绝后的知识分子形象里程碑,这一形象应该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保存在我国文学的历史博物馆里。

4 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

孔乙己身上散透出来的身份、等级观念,爱面子思想,以及自命清高的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他就像一绺经久不去的魂魄,至今仍然缠绕着我们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孔乙己。

这样,当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孔乙己”呢?

由孔乙己的身份、等级观念,衍生出了当今知识分子盲目追求职务、职称,追逐名誉地位的思想,并由此生发出学历造假、学术腐败等恶劣行为。古时的身份、等级观念是孔乙己心灵中的毒瘤,如今已移植在当下知识分子的心坎之上。孔乙己因为顾面子,抵赖不认错,甚而强词夺理,这是对知识分子学术心理的反叛。在今天,它们更是成了学术发展的阻力。孔乙己在其所在的封建时代就是可悲的,而仍然保留着这种毒瘤、学术不端的知识分子,在当今的新时代不是显得更加可悲吗?还有,孔乙己从等级观念出发,瞧不起体力劳动以及体力劳动者,这种思想和行为不也在当今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若隐若现吗?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孔乙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人民群众和他们感情上的疏离,甚而造成群众也瞧不起他。而在孔乙己身上,我们不也可以找到当今知识分子自己的影子吗?古时的孔乙己为此吃尽了短衣帮和小伙计给他的苦头,这苦头如今难道还要由今天的工农群众给我们知识分子再吃吗?

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从这一意义看,在上一世纪,在 90年前,鲁迅就给我们发出了警示,我们得很好地感谢他!然而,孔乙己又不是可以完全否定的。他时时恪守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时也是本分,不与平民为敌,而是与人为善,并且信守承诺。这种知识分子的纯真之心、率直之气,我们当今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好好保留吗?此外,他对“读书”的专心,我们不也可以引申为对学术的倾心倾情,对科学的孜孜以求吗?

我们都是孔乙己,但不该是孔乙己时代的孔乙己!

[1]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58.

[2]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120.

[4]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354.

[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78.

[6]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63.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7.

[8] 杨剑龙.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1.

[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4.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2.

[11] 吴承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再读《孔乙己》[J].现代语文(高中版),2002:8(28):30-33.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7.

[13] 刘江.中国现代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发展简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2.

Reconsideration on the Motivation that Lu Xun Portrays the Image of Kung

LIU Jiang
(Research Department,Liuzhou Railwa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llege,Liuzhou 545007,China)

The portrayal of the image of Kung has been considered to criticiz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However,although Lu Xun’s motives were related to the feudal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he main motivation lies in his criticism of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The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s in a unique position,and its significance is also not limited,but for the intellectuals today,it still has an important warning significance.

image of Kung;intellectuals;L u Xun;arrogant

I206.6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1.03.022

1673-1646(2011)03-0100-04

2011-01-19

刘 江(1948-),男,教授,从事专业: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