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霁雍 杨献捷

(1.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9)

考察中国古典美学可见,南北朝时期刘勰最早提出了隐秀说,集中表达其隐秀思想的文本见于《文心雕龙·隐秀》,篇首曰：“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者；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1](P432)隐秀思想的形象化表述之一即“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显然“潜”是“隐”的,而所“表”则是“秀”的,且两者共时同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刘勰借珠-水的关系和景致来表述隐秀的这种审美思维方式,有无历史继承性、其意向性何在、所喻示的文-道关系如何及其在古典美学之中承前启后的功能和理论价值。

一、运用发生学研究可证：刘勰继承了古典哲学、美学中珠-水喻示道的传统心理方式,并将这种思维方式首次纳入了文艺批评理论体系而创立了隐秀说。在五行等古典哲学及宇宙观之中水是五大元素之一,三国时杨泉认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2](P28)刘勰之前以水喻道,这在儒家有之,《论语》：“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P70)也可证儒家通过水德而弘道之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4](P31)“虚静其心”、“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