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辉

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何绍辉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供了总体性框架。然而,费孝通的研究虽可为我们认识当下乡村社会特性及其发展提供某些启发,却无法替代我们对于乡村社会的真切和完整理解,无法为我们刻画出乡村中国在近 60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 21世纪初叶中国乡村社会的某些剧烈变化。基于此,贺雪峰教授新近出版的随笔集——《乡村社会关键词》,乃希冀通过记录中国乡村社会在当下的一些变化和表现,来获得对于乡土中国的最直接、最直白与最感性的认识。

一

贺雪峰对乡村中国的认识,并非起始于《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诚如作者自己所言,他刚步入乡村社会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既缺乏时间概念,也缺乏空间感觉,对农村社会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受的集中表述可见于其对中国农村的首次学术观察随笔集《新乡土中国》。作者之所以取名为《新乡土中国》,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想沾费孝通的光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所希求表达的对农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所起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的一种认识和理解。20世纪末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在贺雪峰看来,仍然可以称之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社会。

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诸如“封闭”、“落后 ”、“束缚在土地上 ”、“变化缓慢 ”、“礼治”等等,这些不仅是我们观察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项面,也是我们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关键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整个社会是封闭的,变化是缓慢的。之所以这样,其原因在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不仅靠土而生,而且靠土而谋,种地是乡下人最好的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最佳出路。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中国农村发生了两次脱离土地、农民改变职业的运动。一是改革之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在 20世纪 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使得一大批农民洗脚上岸,过起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生活。二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我国沿海地区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深圳等经济特区与上海等沿海城市吸引了又一批中国农民脱离土地、远离乡村,一批又一批“离土又离乡”的中国农民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这也型构了中国社会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农民工。

正是这两次农民脱离土地的运动,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乡—城自由流动成为现实,农民开始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与迁徙。很大一部分中国农民过起了年初离乡、年底回乡、以年为单位的迁徙式生活。到 20世纪末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的自由流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确立等虽然为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乡村文化的延续带来某些冲击。但是,因 20世纪末期的中国仍然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只是相对于费孝通笔下的传统中国而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如乡村社会关联的弱化、半熟人社会的再生以及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现象的横生等,中国社会结构仍然相对稳定、农村社会分化仍然不甚明显、社会变迁发展仍然较为缓慢。

二

如果要说 20世纪晚期中国农民的两次离土运动给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带来了根本性变化的话,其最为明显的体现或许不是在 20世纪,而是 21世纪的最初 10年。21世纪的最初10年,也就是最近 10年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农民日渐理性化、传统的地方性规范与秩序瓦解、家庭伦理发生变异、乡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态势等等。一句话,21世纪的乡村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变。

乡村社会的巨变,至少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治理之变,农业税取消之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治理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基础结构之变,这既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乡村社会基础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代际关系、妇女地位等的变化;三是价值之变,也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变化,这是农村社会最为深刻的变化,也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贺雪峰不仅对乡村社会的这种巨变组织了大型社会调查,而且写了大量的随笔,这些随笔汇集于《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中。

可以说,世纪之初的这 10年,是乡村社会巨变的十年,对中国农村社会与中国农民而言,不仅取消了实施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精简了干部、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中央在 2005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国家开始大规模、大气力地关心和支持农村建设,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已由先前的资源汲取型向资源输入型关系的转变。农村社会在最近 10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我们可以从贺雪峰的素描中深深地感受到。

三

笔者在此不想对贺雪峰所著之书的具体内容作介绍,只是想就此谈谈对于“如何认识乡村社会、如何理解乡村社会”等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从贺雪峰的著作及近年我们的调查来看,笔者认为,理解当下乡村社会的关键词有三个:

一是“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松动、分田到户的实行以及经济特区的建立等等,乡—城自由流动不仅成为现实,也有了可能。在中国铁路吃紧的 1990年代末期和 21世纪最初 10年,年复一年的农民工迁徙潮牵动着数亿中国人民的心。我们不仅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景象,也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农民涌向城市后的表现:留守乡村的都是由老人、妇女、小孩所构成的“386199”部队、农村社区越来越空壳化、愿意种田和会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等等。最近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2010》中指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为 2.11亿人,而且,未来二三十年之内,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还会继续增加。

可以说,“流动”是我们理解当下乡村社会的重要关键词,同时,亦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前提。通过对乡村社会流动的观察与阅读,我们就可以理解诸如“为什么村庄社会分层会存在、打工经济为何会产生以及将给乡村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农民理性化的进程是如何可能和实现的”等现象与问题。通过阅读和理解乡村社会流动,可以加深我们对乡村社会变迁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可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中国经验的理解,从而完成我们对于巨变中的中国乡村社会与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二是“巨变”。世纪之初的这 10年,不仅农民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及价值系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因为长期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式流动,不仅其婚姻、恋爱、生育以及养老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在发生着巨变。这种巨变,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精神层面的深刻变化;是价值系统的变化,诸如传宗接代观念、养儿防老传统和婚丧嫁娶仪式等农民最深处的巨变。

同样地,“巨变”是我们理解当下乡村社会的又一重要关键词,也是我们对乡村社会性质与乡村社会变迁做出某些理性判断的基础。在对乡村社会巨变有了基本体认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诸如“老年人为什么会自杀、妇女当家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多生小孩以及农村基督教为何会盛行”等现象与问题,就可以对农村社会是什么,以及诸多的农村政治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何如此发生做出某些近似正确的判断。

三是“理性”。自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电视传媒、市场、现代性疯狂地席卷乡村,理性算计、利益考量一时间成为乡民们所普遍认可的共识性规范。这不仅使村庄生活越来越去伦理化,也越来越自利化和现实化,农民理性化的总体趋势在中国乡村社会愈演愈烈。在理性化的总体趋向下,乡土逻辑日渐瓦解、熟人社会日渐陌生化、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利益化。发展地看,农民的理性化进程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

因此,“理性”同样是我们理解当下乡村社会的主要关键词,是我们理解农民行为与思想观念的最佳表达。通过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理性行为与理性化历程,我们就可以知晓“为什么农村代际关系会经历一个由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为什么上门女婿这种入赘婚会在一些地方受欢迎、为什么中年人在小孩一结婚就要分家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育子女”等现象与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农民的诸多行为是其理性化的表现,也是其理性化进程的结果,进而这些行为也会加快农民理性化的进程、加深理性化的程度。

当然 ,“流动 ”、“巨变 ”与“理性 ”,作为我们阅读和理解乡村社会的三个关键词,既是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演变、变化与发展的前提。我们在阅读和理解乡村政治社会现象时,在找寻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基本特征时,这些关键词将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指引方向及深化认识。

四

总之,经历市场、现代性和消费主义等洗礼之后的乡村社会,正处于和仍将处于巨变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不仅为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座富矿,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增加了难题。现时代的乡村社会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乡土社会,现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再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单单以农为业的农业劳动者,乡土中国早已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传统乡村中国。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或许,找寻阅读和理解乡村社会的关键词不适为一条捷径。笔者以为,流动、巨变和理性,既可以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的关键词,也是我们解读乡村社会的共识性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雪峰教授的《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获得了其独属自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现当代乡村社会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感受,为我们记录和追踪巨变中的乡土中国提供了蓝本,是当前难得的一部阅读和理解巨变中的乡村社会、极为厚重的经验性著作。

当然,知晓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关键词,并非意味着我们对于“如何认识乡村社会、如何理解乡村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已经完成。其实,这恰恰只是这项宏伟工程的开始。毕竟,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巨型社会,农民行动逻辑、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等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并非是我们找寻出几个关键词就可以理解的,仍然需要我们对乡村社会发展及其变迁做更为精细的观察、记录、思考、对话与反思。而这些,将是华中村治学者们继续努力、前进和深化的可能与可行性方向。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邮编:430074)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4] 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