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虎

文献与田野的融合:历史人类学与当代中国乡村研究

吴家虎

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这一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历史人类学抑或田野历史学作为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向,既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相互融合与渗透的结果,又有力地推动着这两大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推动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相融合、历史与现实解读视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的发展。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注重对乡村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理解,实现当代中国乡村研究的新突破。

乡村研究;历史人类学;田野历史学;文献;田野

近年来,由于乡土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期,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这一研究领域吸引了诸多学科的共同关注,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研究领域,除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旨趣主要在现实的“三农”问题上外,历史学和人类学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也给予了共同的关注,研究旨趣最为接近。在研究对象上,他们的研究显示了同样的“历史感”,都注重从时间的维度把握乡土中国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相互借鉴,体现了越来越强的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相融合的趋势。本文试图结合自己利用村庄档案文书和田野调查进行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的经历和体会,对近年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作一回顾与思考,以期推动历史人类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一、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当代中国乡村研究

近年来,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眼光向下的革命”“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是社会史的流行话语之一。社会史的“底层视角”自然而然地使其研究目光投向了乡村基层社会。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这一研究领域,学术界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成果,但近年来村庄档案文书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突破。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研究实践带动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逐步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在行龙教授带领下,收集到山西省 100余个村庄数千万件档案资料,并把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作为该中心近年来的一大研究方向。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张思教授带领下,收集到河北、山西 4个村庄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的档案文书资料。这两个机构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展开,相关成果正陆续面世。[1-6]

张乐天利用自己家乡浙北联民村的档案资料、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以及田野调查,再现了人民公社制度下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图景,并提炼出“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其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是目前国内利用村庄档案、笔记等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代表作。[7]海外人类学者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在中国内地尚未对海外人类学者开放田野调查点的情况下,陈佩华等人首先在香港对来自广东陈村的移民进行深入访谈,展现了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 9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8]其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一些在海外受过学术训练的华裔人类学者纷纷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福建林村、黑龙江下岬村等的研究都成为展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经典民族志作品。[9-10]

海外人类学者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像林村、下岬村这些经典的民族志作品,已经摆脱了早期功能主义民族志缺乏“历史感”的局限,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观察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其研究对象已与历史学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容易突破乡村社会研究文献资料缺乏与“记载空白”的局限,并且其在乡村社会分析中具有独特的理论视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深受其影响,出现了从社会史向田野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在这一学术潮流影响下,“走向田野与社会”已成为社会史界渐成共识的研究理念。[1]6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田野历史学家”的工作与人类学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历史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受人类学的影响而兴起的,是学科相互融合与渗透的结果,当代乡村社会史研究因之也表现出某些人类学化的趋向,主要表现是历史学在全面发掘掌握基层档案文书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田野调查和访谈。目前,访谈法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已经较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研究,或以之弥补文献资料的“记载空白”,或以之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或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获得解读史料的现场感。这一取向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乡村社会研究史料缺乏或欠丰满的局限,使史学研究更加鲜活、更加贴近乡村社会的现实生活。区别在于,历史学者的田野工作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并非完全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移植。其突出表现在于,历史学者田野调查的首要目的在于收集散落于乡间的各类文献资料,而不是专注于通过深度访谈或参与观察这些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核心研究方法去理解乡土社会和基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史学研究根植于文献史料的收集、考辨和分析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历史学者田野工作的这一基本取向。

能否最大限度地接近和复原历史真实,客观地解释历史,取决于史家是否可能全面详尽地占有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论断虽然有些极端化,但历史学无疑会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1],收集文献资料仍然是史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虽然在史家眼中,“一切遗存皆史料”[12],随着史学的发展,史料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越来越多的民间文献、碑刻等资料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口述史资料、影像资料等也得到了适当的利用;但就总体而言,文献、碑刻等文字记载资料发掘和利用的传统仍在史学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其他类型的史料目前仍只是辅助和补充。因此,历史学田野工作的主要取向仍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基层社会的档案文书等史料来推动当代乡村社会研究的深入发展,前述集体化时代村庄档案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就是这一田野调查取向的重大成果。

二、文献与田野的融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出现的“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两种趋向[13],反映了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在学科本位意识和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文献与田野融合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就人类学的研究而言,虽然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兴起,出现了某种“历史化”的趋向,但就总体而言,这一趋向主要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感”,而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几部具有“历史感”的经典民族志中,几乎看不到文献资料的利用和解读,这对仍有记录当代乡村社会变迁的大量村庄档案文书资料遗存的乡村社会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这一缺憾进而会影响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视野,以及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解与阐释。毕竟历史已经远逝,人类学者不再能通过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来理解地方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变革。人类学者所做的只能是通过深度访谈,借助当事人的历史记忆重构其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肯定,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民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与身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对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的理解是不同的,这里已隐含了两个时代比较之后对历史变迁的价值判断与重新建构。而人类学者自身的研究取向、价值关怀,或进行深度访谈时的问题意识与提问方式,也在引导被访谈者重新建构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以黄树民的林村研究为例,来深入思考因缺乏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而造成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的缺憾。

瑕不掩瑜,《林村的故事》无可否认是一部成功的民族志作品。黄树民通过沟通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地方干部之口,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变迁。然而,掩卷深思,我们不禁追问,这是叶文德书记经历过的中国农村变革,还是叶书记在作者引导下再现与重构的中国农村变革?生命史写法的背后隐含的是怎样的一种研究取向与价值关怀?叶书记经历的农村变革是否还有另一种历史面相?作者关心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对被访谈者不免会是叙述和建构自身历史经历的一种诱导。我们甚至会问,如果我们意欲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进行更全面客观的反思与阐释,此书是对当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描述与解释吗?

从作者叙述的林村的故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奉献集体的时代精神的影子。作者关注和渲染更多的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无所不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狂热的暴力政治对人性的摧残,这更多地反映了自由、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关怀下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文本书写。作者在中国这样的低度发展国家,经济发展与自由、人权的基本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无所不在的政治控制力量和意识形态强制的背景下与叶书记进行交谈。巧妙的是,叶书记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紧密的政治控制”——“村里的扩音器从早到晚播放毛主席的语录”,“村民必须参加政治集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诵小红书里的句子,虽然连那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9]143从其描述看,反映的是乡村社会持续十多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但就笔者阅读的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及个人“学毛著”的事迹与经验的大量文献资料来看,历史情境下农民思想与行动所表达的这一运动的性质与内涵并非仅仅如作者定性的和叶书记事后描述的那样。①笔者阅读的山西省阳城县各大队及个人“学毛著”的典型材料反映出另一种历史面相,例如,郭福礼.活学活用“毛著”,彻底战胜旱灾;张子峰.学毛著心红眼亮,为集体出谋献策;李德良.用“老三篇”改造了我的灵魂;卫宣花.毛泽东思想抚养了我的成长;原保锁.学习“老三篇”,应用“老三篇”,革掉“私”字命,财务日日新;田鸿.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连民兵的心;吕小兰.毛主席著作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马三胜.灵魂深处闹革命,工作越干越有劲,等等,见文献 [14]。

无可否认,“学毛著”等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充斥着领袖崇拜、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迷信等色彩,但同时,它也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破私立公、奉献集体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时至今日,一些地区农村社群文化建设中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仍是具有毛泽东时代“公”的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的积极分子。[15]笔者并不否认自由、人权作为一种启蒙价值的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用“真正紧密的政治控制”来阐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中国农民战天斗地、奉献集体的革命史诗和时代精神完全抹杀。

因此,从对《林村的故事》这部具有时间维度意义上的“历史感”而缺乏历史文献解读的典型历史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入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文献与田野的融合并不仅仅是一种更全面地获取研究资料的方法,它同时也可能引导研究者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田野工作取向,进而影响其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解与阐释。如果作者在田野调查前注重基层档案文书资料的收集与解读,从历史情境出发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与乡村社会,我想叶书记讲述的林村的故事也许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

当代乡村人类学研究为化解早期功能主义民族志缺乏历史感的局限,积极开展回访式研究。①回访式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人类学的一种流行研究范式,主要研究成果介绍参见文献[16]。在这一流行研究范式之外,历史人类学研究应更加注重村庄历史档案与民间文献的收集与解读,在文献与田野的融合中构筑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感。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可能会成为回访研究范式之外推动乡村历史人类学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文献资料的收集与解读正逐渐引起人类学者的重视。美国学者沃森在其关于香港新界厦村宗族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中感言,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却很少为那些对中国世系群感兴趣的人类学者所利用,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作者力图将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解读从 14世纪 60年代到 20世纪 80年代这个有着 600余年悠久历史的邓氏世系群的发展。[17]

因此,在文献与田野融合的研究趋势中,人类学应该充分重视发掘和利用记录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村庄档案文书资料,以历史文献为指引,从历史情境出发开展田野工作,融合历史文献的解读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书写民族志,用多维视野与研究方法呈现当代中国农村变革。

就社会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对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借鉴颇多,突出表现在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和从社会史到田野历史学的某种转变趋向,但就历史学十分注重村庄档案的收集和利用这一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来讲,仍显示出历史学显著的学科特色。不过,由于过于浓厚的学科本位意识,目前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在文献与田野融合的研究趋势中显示出一些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突破。

首先,由于历史学过于偏重文献资料的收集、考辨以接近、复原历史真实,其田野调查目前仍主要是围绕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展开。更进一步的田野工作目前仍局限于访谈法的应用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且主要是为补充或印证文献资料而服务的,这使得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优势在历史学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历史学的短期访谈与口述资料的收集缺乏对乡村社会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与深入的乡村生活体验。如果不能努力进入乡村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势必会影响村庄档案资料的准确解读和对乡村社会自身运作逻辑的理解。

诚然,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历史学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考辨、解读史料的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解读,史家倡导“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以达成一种“同情”之“真了解”的研究立场与方法。此种研究者通过“神游冥想”进入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实质上如同人类学者通过参与观察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现场。但这一解读史料的方法毕竟出于历史场景远逝,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通过神游冥想进入历史现场毕竟有很大的主观性,故“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18]247因此,这一理解逝去历史的能力与史家的学术修养有极大的关系。对于与研究对象生活在相去甚近甚至同一时代,研究当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学者来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深入当代乡村的社会现场,参与观察与体验当下的乡村生活,深入乡村社会内部去理解农民,理解乡土社会呢?

在对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的理解中,历史学和人类学原本就是互为补充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早在 1938年就指出:“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的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需同时使用”。[19]此即历史学“以历史理解当下”和人类学“以当下理解历史”两种研究方法结合的努力。因此,对历史学而言,我们应该提倡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注重深入现实乡村生活的情境,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来体验乡村、理解历史,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及农民的生活世界。

其次,对距离现实较近的历史的研究,历史学者一贯持审慎与疏离的治学态度,这是其偏重历史文献研究、轻视深度田野工作、忽视“以历史理解当下”和“以当下理解历史”两种研究方法结合的深层原因。

在社会史学界,即使是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队档案正大量散失,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少,无论是村庄档案文书资料还是口述史料都亟待抢救。[2]75一些学者则持集体化时代研究“积淀论”的治学态度,认为这个时代应该沉淀一段时间再进行研究。①所谓“积淀论”是历史学者私下的议论,似未见之于正式发表的论著。2010年 1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第六次“滨海论坛”上,李金铮教授做题为《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的报告,评述了历史学界的这一观点。虽然随着大量农村社队文书档案资料的发掘,有学者预期:“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研究,必将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3]119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 20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遗憾的是,20多年来,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史领域。虽有研究者呼吁从社会史视角开展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但有分量的著述依然不多。[2]75这一研究现状正是史学界疏离现实治学态度的表征,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历史学的学术研究。②李金铮认为,正是这一治学态度,造成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集体化时代,历史学者的研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者的学术现状,参见文献[20]。

“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尚且刚刚引起史学界重视,改革开放之后 30年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更鲜有纳入史家的视野。就笔者所见,明确提出并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史”这一最新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者非常少,主要是中共党史界的一些学者。我们完全应该及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改革开放新时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巨变展开研究。其一,如果社会史界注重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点反思共和国前 30年和后 30年乡村社会的历史变革③2009年,共和国迎来了她的 60华诞。如何看待 60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论。王绍光曾著文以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点从宏观上评价中国 6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参见文献[21])。通过经验研究探讨中国农村 60年革命与改革道路的探索,无疑是个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注重“以历史理解当下”和“以当下理解历史”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那么,改革开放之后 30年乡村社会史的研究以及文献与田野的融合就是题中之义。如此,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视野与方法,都会有新突破。其二,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深感,在历史发展连续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村庄,那些亲历与主导改革开放 30年农村变革的村庄干部,多已陆续步入花甲之年。正因为他们曾创造过辉煌的村庄历史,所以能在集体化与后集体化时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嬗变中保持稳定。如今他们正为基层政权站最后一班岗,或已陆续淡出乡村历史舞台。不逾十年,这些见证改革开放最初 30年乡村历史巨变的重要知情人的历史记忆便会日渐模糊,甚或日渐寥落。那时,正如今天我们遭遇到的集体化时代深度田野调查的困境一般,我们能听到叶书记式人物讲述的林村般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变革的绘声绘色的故事的机会也不再很多。

集体化时代研究严重滞后和改革开放之后 30年乡村社会史研究被忽略的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疏离现实的史学研究观念 ,严重削弱了史学立足现实而研究历史,理解历史而服务现实的学科价值与人文关怀。我们看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有影响的著述大都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贡献,社会史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亟待加强。

第三,无论历史学者多么注重文献资料的搜求,这些资料毕竟只是历史的“残余断片”[18]247。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原历史图景,接近历史真实,仍是个很大的疑问。史料既成就了历史学家,也束缚了历史学家。在我们对古代的诸多历史谜团因史料缺乏而望洋兴叹时,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恰恰为历史学者走出这一研究困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研究场景。毕竟,大多数农民是一个失语的群体,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实在是太少。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大量社队文书档案资料无疑弥足珍贵,但欣喜之余,我们同时会意识到,再丰富的文字资料也还是留下了乡村社会太多的“记载空白”。村庄的生活世界许多在文字上是湮没无闻的,研究当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学者往往不得不借助田野调查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憾,使乡村的历史变得更加鲜活丰满。历史学要想进一步突破文献史料的束缚,立足于现实来研究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无疑应该进一步突破目前局限于短期访谈和口述研究的田野工作,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去参与观察、体验、记录与理解巨变与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因为,不理解现状这一“活的历史”,也无法真正理解与解释逝去的历史。

当今中国农村正经历社会巨变,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传统的真正的农村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其的研究大概只能通过文献或影视资料了,再也没有机会去进入一个村庄的场地,在鲜活的生活中去探索这个传统社会的诸多不解之处”。[22]“大浪淘沙,时间之流不知过滤掉了多少对于认识历史而言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倡导‘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无意压抑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史研究,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因此,历史学不仅没有必要等待集体化时代甚至改革时代的乡村历史“凝固之后、甚至完全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乃至蜕变为纯粹的文献之后,再去着手研究”,[23]而且更应该在坚持学科本位意识,立足于发掘、整理和利用记录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村庄档案和文书资料的基础上,抓住进入乡村社会历史现场的机遇,直面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与其“本来面目”,积极关注现实乡土社会的巨变,开展更为深入的田野工作,融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贯通历史与现实的解读视野,观察共和国 60年来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

三、结语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田野民族志与历史学的结合至少不会早于 1990年代。[16]笔者认为,这一新的研究趋向的核心,就是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的融合,历史与现实解读视野的贯通。这既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学科相互融合与渗透的结果,又有力地推动着这两大学科的发展。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思考这一学术潮流的发展趋势不无裨益。

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发展已经摆脱了早期功能主义民族志缺乏历史感的局限。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人类学应在注重田野工作的前提下,以时间的维度和文献的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构筑历史感,理解乡村社会,书写民族志。历史学则应在注重历史变迁,注重文献资料搜集与解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当代人治当代社会史的优势,更加关注距现实较近的乡土社会的巨变,积极开展更为深入的田野工作,融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贯通历史与现实的解读视野,观察共和国 60年来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

总之,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这一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我们期望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推动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相融合,历史与现实解读视野相结合这一新的研究趋向的发展,以追求对乡村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度理解为旨归,实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新突破。①赵旭东提出“厚度的理解”这一概念,并指出“厚度的理解”与“厚度的描述”这两种研究的差异,参见文献[14],2008:116,2009:63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趋向,从人类学的学科本位来讲,我们称之为历史人类学;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来讲,我们可称之为田野历史学。从追求文献与田野研究方法相融合、历史与现实解读视野相结合的学术旨趣来讲,两者并无质的区别。

[1]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

[2] 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4):72-76

[3] 张俊峰.文本的历史:集体化时代山西社队文书档案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9(12)

[4] 吴家虎.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81

[5] 张思.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88

[6] 何燕.集体化时代乡村医疗卫生事业探析——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04-112

[7]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8]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0]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43-349

[12] 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206

[13]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1)

[14] 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档案室藏,1966: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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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3)

[17] 沃森.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级和亲族关系.时丽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 马林诺夫斯基.序∥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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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5):4-19

[22] 童星.序∥薛亚丽.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5

[23] 王学典.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11):29-31

The Integration of L iterature and Fieldwork:Based on Histor ical Anthropology and Rural China

Wu Jiahu

In themulti-disciplinary area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subjects involving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field history become an emerging new research trend.This result iscaused by the integration and perme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nd w ill p romote the developmentof these two subjects aswell.Researchers need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fieldwork,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oncerning historical and reality interpretation by using the tension of discipline standard consciousness and integration trends.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by us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above,researchers should more focuson the depth understanding to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rural China and try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future studies.

Rural China;Historical anthropology;Field history

2010-10-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当代华北乡村文献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BZS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吴家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邮编:300071。

(责任编辑:谢元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