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一泓

危机发生时，不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只有更积极地参与传播，更全面地发布信息，才能有助于危机解决，赢得公众的信任。

近来，与科学相关的社会事故不断，如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动车追尾事故等等。危机发生时，不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只有更积极地参与传播，更全面地发布信息，才能有助于危机解决，赢得公众的信任。这是在上海举行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新闻教育研修班暨东亚科学传播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

在这次由科学媒介中心（筹）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也认为，要有效地参与传播，实现应有的效果，也需要科学家和记者都有更好的沟通技巧和资源积累。

日本核辐射事件反思

“在我们报道日本3·11地震及其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时，国内专家所表示出来的态度耐人寻味。”从业经验长达10年的上海《文汇报》科技记者任荃在会上说。

一名参会记者透露，在事故爆发伊始，找专家采访颇费周折。要么是推诿，声称自己从事的是基础科研，对核电站设计及其安全问题不在行；要么是谨慎，除了简要介绍科学知识外，拒绝对事态的发展做任何评价和预测。而随着事故的进一步发展，地震引爆一些谣言，造成公众极度恐慌，甚至一度出现抢盐风波后，政府发布了相关宣传指令，这时候，相关专家变得非常积极，各个方面都组织相关的媒体发布会和座谈会，公布各种信息。

这与日本当地的情况有些类似。日本科学传媒中心（Japan Science Media）主任、早稻田大学科学传播副教授难波美帆（Miho Namba）说，在地震爆发发生后，日本全国的专家都应政府的要求，集体保持沉默，不对任何媒体泄露任何消息。直到事态进一步发展，而且网站上发布越来越多的免费视频，日本科学传媒中心才开始邀请国内外专家针对各种主题进行相关的评论。

由于科学家拒绝第一时间面对公众说话，大众媒体的信息源只能依靠政府和东电提供的官方信息，而事实上，媒体和公众对于这些信息是不信任的。这和日前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具有相似性。

“科学家一开始不愿意说话，或许是因为事态的不确定性，从而不敢承担责任，科学家并不承认这是其社会责任的缺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分析道，“这与科学家不把与公众沟通当做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关，同时，科学家也怕承担责任，不仅怕政治风险，也怕公众风险，担心遭受异己者的谩骂。”

对此，《民营经济报》新闻中心主任、曾经从事过十几年科研工作的邱登科则解释道：“科学家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政府的科学家、独立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企业的科研人员，但在中国只有政府的科学家一种。而由于中国的体制原因，科研经费都需科技部等科技系统的部门下拨，这其中的利益链很紧密，这导致科学家的言论自由很容易被政府挟持。”

据参会的记者介绍，“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调侃在社会上流行之后，正在成为科学界流传越来越广的一句戏言。分析其原因，除了与体制约束导致科学家的谨慎态度有关，也与国内科学记者不具备科学专业背景有关。“很多专家都抱怨，记者不专业，导致内容存在偏差，有些记者甚至对其观点进行取舍或剪裁。”沈国麟说。

传播技巧很必要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从事科学传播。在日本地震引发核辐射恐慌时，日本山崎大学的一位科学家主动来到震区，向居民解释核辐射并不必然导致癌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核燃料辐射对健康有危害。然而，深陷恐惧的当地居民拒绝接受他的言论。面对居民们的不满与投诉，这位科学家最终愤怒，他失望地说：“我再也不做科学传播了。”

这位科学家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未能实现其传播目标和效果，这与其缺乏科学传播技巧不无关系。

“科研工作者应该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相关科学信息，”日本理化研究院科学传播负责人、日本科学公关协会会长冈田小枝子（Saeko Okada）说，“但科学家往往只关注自己的科学研究，对媒体交流沟通并不专业，也不关注。”

处于恐慌中的民众，本能地觉得核辐射是危险的，内心自然会比较排斥科学的解释。因此，“科学家们应该知道公众为什么不相信他们，公众的感受是怎样，他们想知道什么。”冈田小枝子进一步说道。也就是说，科学家在面向公众做传播的时候，应该进行换位思考。

对此，英国《卫报》的前任科学编辑、资深科学记者Tim Radford也颇有感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以后，我们发现公众并不想要听任何行话，也不想听政府说的，他们就是想让科学家用浅显、易懂的知识，解释如何保护孩子的安全。”

“科学能够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科学家应该了解一些公共交流的技巧，学习怎样用公共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科学术语、科学进展，只有这样，公众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冈田小枝子建议道。

记者积累专家资源很重要

针对记者和科学家互动之间的恶化问题，邱登科建议记者，尤其是刚入行的记者，要多积累专家资源，尽管这需要漫长的过程。

“科学研究本身不是一个事件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记者做科学报道的时候，也就需要长期跟踪积累的过程。如果有记者对纳米、核能或是气侯变化等话题感兴趣，那么从前期开始积累起来，慢慢变成半个专家。在跟踪过程中就可以慢慢积累和科学家的关系，”邱登科说，“并非一定要以采访为目的，尝试与专家做朋友，随时向专家请教，从长远角度看，对于报道很有帮助。”

“记者也应该尽量减少专家的职业风险性，”科学媒介中心（筹）的贾鹤鹏建议道，“这首先体现在能找对专家，同时要采取与专家平视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吸收专家的观点。”

深圳大学教授、《深圳日报》前总编辜晓进则建议，“媒体应该坚持专业化，一个报道领域不要5年换4个记者，这会导致记者不熟悉情况，不被信任。”

“总体而言，中国科学家是乐于与媒体沟通的，但也要看主题。对于有些危机事件，他们没有准备，他们本身的知识储备也有限。”上海科技传播学院常务副理事长、上海科技报社长李立波说。

新闻教师的职责

在应对危机报道的时候，新闻教师也有责任培训新闻系学生的应对能力。本次研讨会正是中国首个新闻系教师环境与科学传播能力培训活动的组成部分，全国20多所高校的30余名新闻系教师参与了这一活动。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新闻教授Thomas Levenson主张实践型教学，将大事件和小事件结合起来。除了试着报道引人注目的大事故，也可以让学生们去报道一些小的灾难事件，“学生对小事故进行报道，不可能达到国际影响，也不太可能上头版头条，但可以让学生做好充分准备，充分练习，使他们具备良好的技能。”他说。

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助理张志安则强调，要摒弃以前“概念先导入，然后知识灌输，最后案例佐证”的教学模式。他认为开放式的教学，从实际情景或任务导入，通过互动探讨、练习实践，最后总结出一些实用性技巧、更为鲜活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更佳。而且，这种教学方式可以随时将最新的重大事件作为洞察个案，使课堂富有时效性。

同时，张志安也坚持请最优秀的记者进入课堂，联合授课，给学生分享鲜活的实践经验。

最后，张志安指出，面对业界对于新闻教师业务不精的批评，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坚持对业界的谦虚和对学生的热爱。”

科学传播机构的作用

近年来，应对危机报道的一支新兴力量是诸如各国科学传媒中心在内的新兴科学传播机构。

在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事件后，英国科学传媒中心第一时间邀请了6位专家，向记者介绍辐射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日本核电站反应堆发生事故背后的原因。

而日本科学传媒中心则在第一时间收集各种各样的评论，不管是专家的评论还是在网上的各种简短评论，并在研究人员审核其可信性后，提供给媒体与公众，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