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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1-08-15张泽宇

党史文苑 2011年3期
关键词:斯大林中国化二十大

张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0)

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0)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各个方面的错误,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也反思苏联的问题,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建设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如盲目赶超、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苏共二十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苏联模式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初创缺乏经验,因此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作为主要学习对象。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种种错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建国初期中国对苏联经验的模仿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刚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中共领导层对于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缺乏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抄苏联的办法。”[1](p11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效仿和借鉴苏联的经验,主要表现为:

效仿苏联实施计划经济。1952年8月至1953年9月,中国派出由周恩来带队、各部部长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考察,参观苏联的企业集体农庄、矿山等地,深入了解和认真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运行方式。1953年1月,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讲学,向中央领导干部授课20多次,主要讲授国家如何制定计划并采用行政手段引导经济运行,如何编制各种计划并调拨物资。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将绝大部分财政权收归中央,实行“统收统支”;将国内各主要工业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至1957年,受中央各部直接领导的企业达9300多个;各种物资调拨也由中央统一管理,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分配制度,至1957年,国家统配的物资达532种;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对外贸易和商品进出口也由国家统一管理。由此,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确立起来。

确定以重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苏联一直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而中国照搬了苏联的这一经验。1955年7月,李富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了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而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2](p453)中国“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中,多数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其中包括军事工业44个,冶金工业20个,机械工业24个,能源工业52个。“一五”期间,国家总投资427.4亿元,其中工业占58.2%,农业为7.6%,轻工业的投资仅相当于重工业的九分之一。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的。除此之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制度、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也受到苏联非常明显的影响。

1949—1956年是中苏关系密切时期,中国以学习、效仿甚至照搬苏联经验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打破苏联模式,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而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二、苏共二十大的政策调整和重大改变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变,对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国家领导人关于苏联大政方针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对外战略、国内建设和苏联共产党党内工作三个方面的重要政策。

在对外战略方面,赫鲁晓夫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可以避免,两大阵营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和”路线,具体包括: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在一个世界中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和平竞赛超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的原则,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三和”路线是苏联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

在国内建设方面,赫鲁晓夫提出一系列改革计划,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进行调整。斯大林时代产业结构失衡的弊端在1950年代已经暴露出来,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严重匮乏。据统计,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数量低于1913年的水平。[3](p222)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导致人民对苏共的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苏共二十大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指出,重工业仍然是优先发展的产业,“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4](p865)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要进一步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燃料、化工等重工业产业。与此同时,国家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农业方面加大垦荒力度,大规模种植玉米,以此作为畜牧业的原料,从而增加肉蛋奶的供应量;轻工业也应该得到重视,由此提高消费品的产量。赫鲁晓夫还宣称将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工人工资30%,提高集体农庄农民收入40%,实施7小时工作制,等等。

苏共二十大最有震撼性效果的是关于党内工作的报告。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担任苏联领导人期间所实行的工业建设、农业集体化运动、民族政策等各方面的严重错误,强调正是斯大林的失误导致卫国战争初期苏联遭受惨重失败。报告还披露了斯大林时代肃反的真相,仅1937至1940年间,就有1920635人被捕,其中 681962人被杀害,绝大多数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5](p152)其中,经由斯大林亲自批准逮捕杀害的人就多达4.5万人[6](p383),仅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批准了对3167人的枪决[7](pp187—188)。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的内外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和改变,由此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都开始摆脱斯大林时代影响,独立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三、苏共二十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苏共二十大的政策调整以及暴露出来的错误,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和反思,他们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错误、破除个人崇拜基本持肯定态度。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8](p6)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给以支持。中共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和接见外宾时表明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和立场。

与此同时,中共开始强调以苏为鉴,进行政策调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原则和大的方向如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化道路等方面仍然是正确的,中国在这些方面仍然要学习苏联,但在具体的政策和方法上要有所改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对于苏联的经验,“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用”。[9](p41)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道路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共认为苏联的问题主要在于工农业发展失衡、计划经济过于集中。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保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9](p25)在此基础上,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9](p24)在农业方面,中共中央于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调整社队的组织规模,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城市工商业方面,“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9](p170)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原则:在工商业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表明中共开始调整以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共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9](p34)由此,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得到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肃反的严重错误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此,他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矛盾,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中国共产党还针对苏联的错误,开展整风运动,加强执政党建设,密切党群关系。针对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发表讲话,“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10](p63)

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打破苏联模式的僵化影响,推动中共领导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这种探索虽然没有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但毕竟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苏共二十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负面作用

苏共二十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其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使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引发盲目赶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三个方面。

中苏关系恶化。苏共二十大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最主要的是对外战略和评价斯大林。对外战略方面,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要与苏联保持一致。中国领导人对这一政策难以认同,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朝鲜战场的敌对、阻断中共收复台湾等一系列事实以及毛泽东的斗争性格等都决定了中国无法像苏联一样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这一重大分歧,导致中苏两国在核问题、金门炮战、中印边界争端等诸多问题上矛盾重重,尤其是1958年金门炮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台海危机,是中苏两国对外战略分歧的集中体现。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台海危机。中国的行为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事先没有通知莫斯科。赫鲁晓夫对此非常恼火,在此后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发泄恶气,埋怨中方。[11](p142)虽然苏联最终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中苏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除对外政策之外,中共也并不认同苏共二十大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12](p12)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在于个人崇拜、集权专制、肃反扩大化以及在工农业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是“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9](p91)此后,毛泽东多次在重要讲话、接见外宾等公开场合表示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不赞同。1956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的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13](p69)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斯大林“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9](p42)4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六国共产党代表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共的态度引起苏联的不满并成为此后中苏关系恶化乃至破裂的重要根源。

引发盲目赶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中国当然不甘落后,因此,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0](p635)盲目赶超风潮由此兴起,其代表性事件就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和农业人民公社化。工业“大跃进”就是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上超过英国,进而超过苏联和美国。如何在工业基础还相当薄弱的中国实现超越呢?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14](p153)中共中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为此,一场发动群众大炼钢铁运动掀起。虽然1958年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民间土法所炼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造成约损失约200亿元。农业方面,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探索一条更好、更快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彻底公有化,社员财产全部上缴,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等均免费。毛泽东意气风发地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5](p240)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化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给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农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中国盲目赶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共产党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犯苏共的错误,中共在1957年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不断扩大化,导致中共的政策日益左倾,偏离正确方向。1957年4月,中央正式发出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改进党的作风,加强集体领导,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了查找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存在的问题,全国掀起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少数右派分子借此攻击中共,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他推翻了自己此前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正确观点,认为敌对分子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是必需的。以5月毛泽东发表 《事情正在起变化》和6月人民日报发表 《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运动。到1958年秋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万人,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中共干部和政治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后,中共中央路线进一步左倾,1959年庐山会议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敢于说真话、揭露问题的干部定性为“反党集团”;1963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四清”、“五反”运动,彻查隐藏的反党分子和阶级敌人并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五、结论与评价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非斯大林化”的开端,对斯大林时代奉行的各方面政策都做了调整和改变。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领导者地位,因此苏共二十大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创建之初的中国,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逐渐建立起与苏联相近似的体制。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促使中共领导人力图摆脱苏联影响,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政治上强调多党合作,经济上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文化上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由于中共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处理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验不足,动辄以革命斗争时期的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衍生一系列错误。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告诉我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将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教条化是严重错误的。中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杜绝以往的错误。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出版集团2008年版。

[7][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 2006年版。

[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1]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1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3]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

张泽宇(1973—),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苏关系。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课题“中苏关系演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10JDJNJD114。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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