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功 宋伟冰

(1．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教处，云南普洱665000;2．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一、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理解

政治发展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以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克服政治腐败、如何化解政治危机、怎样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学术探讨，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被统称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从广义上理解是指社会政治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变迁过程;狭义理解是指当代政治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现代化问题。它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和变迁造成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具体体现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对于政治发展理论兴起的缘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两种学术潮流的影响：一是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关于发展的区域性研究的扩展，即学术研究的中心从欧美转向第三世界;二是政治学自身的“行为主义革命”。衡量政治发展应该从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机构、政治一体化等指标进行。

派伊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十个特征：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治发展是以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形态为目标的过程：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法制不断得到健全，行政和权力系统不断得到完善的过程;政治发展是政治参与不断得到发展的过程;政治发展是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的过程;政治发展是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使社会政治得到变化的过程;政治发展是提高政治领袖和政府对于民众的动员能力和权力效用的过程。尽管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王惠岩先生归纳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存在的共性特征有以下几方：

首先，西方学者把政治发展限定于第三世界，也就是王沪宁教授认为的以西方为中心，以此作为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目标。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就主要内容而言，只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之所以格外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根本就是为了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战略提供对策，以便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引导或左右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方向。其次，把西方政治制度奉为理想模式，王沪宁教授称之为“美国模特”。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的看法，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趋向，必须确立一个模型。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堪当此任，从理论上讲，又必须追根溯源，探索它们的成长历史或发展道路。这通常被看作是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不过是早先西方国家经历过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限定逻辑的再模仿。所以，必须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具备的一些先进特征。最后推崇价值中立。［1］

徐勇教授把政治现代化作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有机内容，现代化席卷全球，己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正在成为现代化浪潮中的一员。现代化就是社会摆脱旧的形态时所发生的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包含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进程。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现代化明显反映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变革，意味着社会由传统旧形态走向现代新形态;二是现代化是一种整体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一般发端于经济，同时也反映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各个相关领域的变革。

政治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是人们生活的至关重要的领域。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必然包含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子系统，是指在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政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变革进程。现代化是近代工业革命和当代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进步的产物，体现着近代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变革过程。与此相应，政治现代化也反映了近代和当代社会变革进程中政治发展的要求、目标、趋势及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道路等。

二、政治发展的方式

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的方式分为革命或改革，他认为这是实现政治发展的两条路径。但是亨廷顿将革命理解为1789年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变动，认为革命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二者相比，亨廷顿更看重的是改革家的谋略与技巧，认为成功的改革是社会政治现代化的最优手段，是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2］对于此种理论，王浦劬做了更深入而系统的探讨。他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在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会不断发生和发展。政治发展过程一般采取两种形态，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改革、改良和革命是人们经常使用且又容易混淆的概念。如果从社会在发展的程度及深度来看，改革、改良和革命属同一系列，但程度不同。改良是在统治阶级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作的局部的、点滴的改善，使现存社会制度发生细小的量的变化。革命则是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急剧的社会转变，是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而改革则是一种介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变革，它比改良更深入、更广泛，更带有变革的性质，但也是以维护社会的根本制度为前提和目标的，是依靠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同改良相比，它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包含了部分的质变;但是，与革命相比，它没有革命那样激烈和彻底，不构成社会整体的根本性的质变。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量变即改进完善的过程。相比徐勇教授而言，他把政治发展的目标更具体化了，认为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的内容，又是政治发展的目标，高度的真正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定向高度文明的标志。［3］

三、政治发展是我国人民的现实选择

很显然，我国在进行了抗日战争以及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之后，走上了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将最广泛的实施民主、保障和发展人的权利，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结合起来。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能推动中国发展，最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选择的模式。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中国必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由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理念、相应的法律体系等几个元素组成。当今世界，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中，比较著名的有盎格鲁撤克逊模式、欧洲大陆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具体到每个国家，又根据实际国情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发展理念，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目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内的四大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政府运行机制等。

房宁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归结为两点：一是能够广泛地实施民主，保障和发展人的权利。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恢复高考，放开城乡界限，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选择发展空间。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为其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保障人的自由和发展。二是能够将人民的民智、民力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民主实际上是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集中人民的力量相统一的民主，这两种机制始终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中。两者的完美结合是这条道路最大的特征和优势，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也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奥秘。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政治发展道路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政治发展道路的变化和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开辟了道路。房宁指出，中国对自身政治道路的探索、完善，是改革开放以来释放群众活力，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根本因素。他认为，如果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没有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如果没有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进行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和干部评价标准的改革，选拔有能力改变经济困局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如果没有废除集党、政、军、民、青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破冰。

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是与竞争民主相伴生而运行的。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国情，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有很多有意无意的误解，这惟有通过事实予以纠正。中国的成功实践将不断证明，人类现代政治制度发展中，可以有多种正确模式同时存在并发挥功能。

四、和谐社会为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2006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以“和谐”二字为突出中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社会和谐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理论界围绕中国近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曲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以中央明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告结束。它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和走向富有启发。随着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目标的正式确立，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体制与机制上的不适应正在或已经暴露出来，加快解决这些新课题的步伐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在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中，“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这一政治目标被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在此意义上，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命题，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导向。

在政治发展的意义上来讲，首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彻底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逐步成熟标志着斗争哲学实际上已经过时，而要将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必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社会的和谐，把社会和谐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本质属性，不断发展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其次，和谐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展民主，实现民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目标。社会和谐需要以政治和谐为前提和保障，而政治和谐首先体现为政治民主，体现为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首要课题是执政党应如何界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准确定位和权力边界，从而既能防止包揽一切，激励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又能切实发挥政治领导和政治核心作用。从这一课题中延伸出的问题还包括：如何更好地完善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形式和程序，单一制国家体制下如何强化国家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如何落实，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如何更好地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如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等等。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理念，更是重大的政治发展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整体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宏观思路。基于这一共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采取一系列相应的落实步骤，把解决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列为重点工作。如2009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强调促进就业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为此，要把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最大化地促进就业。要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政府要履行促进就业的一系列公共职能。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些举措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与社会和谐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无疑具有显著的政治发展寓意，构成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如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那样，当前中国政治发展是正向的、积极的，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奠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政治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高度而提出来的。当然，与所有国家在高速发展阶段都曾走过的道路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但这些矛盾和问题决不是否定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理由，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这原理既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政治发展。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徐勇．政治现代化:世界与中国［J］．社会主义研究，1988，(4)．

［5］张星炜．试析政治发展理论的缘起［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7，(2)．

［6］凌胜银．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客观逻辑［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