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浏

扬雄“诗人之赋”辩义

刘浏

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陈陈相因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传统观念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文本细读和研究，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为印证结论而去寻找证据。而当我们碰到那些与既有结论不相符甚至相违背的史料文献时，则不得不采取或视而不见，或穿凿曲解，或质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和做法，以至于某些结论并非（至少不全是）历史语境下的真实。比如，我们通常认为，“诗”与“赋”是各自独立、判然有别的两种文类，二者没有交集，一首作品不能既是诗又是赋，但是在这样一个观念背景下，当我们仔细琢磨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一段经典评论时就产生了困惑。下文拟就此加以辨析。

一

扬雄《法言·吾子》篇曰：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①

扬雄按照作者性质不同将“赋”分为两类，即“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就其字面意义观之，“辞人”之所指是明确的，即文中提到的景差、唐勒、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他们的作品即为“辞人之赋”。但“诗人”的涵义就十分隐晦了，按正常的逻辑推论，既称之为“诗人”，则必然是“诗”的作者。先秦凡提到“诗”皆特指《诗经》，至西汉扬雄时代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如此，那么“诗人”就应该指的是《诗经》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