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虎

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

赵晓虎

“臣妾”的词义有历史演变过程，其原初义为“奴婢”，后来演变为分指君主时代的官吏（臣）与一夫多妻制中男子于正妻之外所娶女子（妾），在此基础上的二字合用则成了后宫嫔妃的谦词。

中国历史上，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当首推越王勾践夫妇。勾践被夫差逼上绝路，派文种去吴营求降，文种跪在吴王脚下说出一番催人泪下的话：“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①勾践夫妇被收为臣妾后，勾践铡草、除粪，甚至“尝粪辨疾”。吴越战争勾践笑到了最后，“成则王侯，败则贼”的国人哲学常常赋予长达三年的人格屈辱的勾践以“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美誉。

勾践的臣妾角色是自觉的屈服，奴婢意识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在蕴涵。

中国古代作家的人格向来是分裂的非统一的。虽然历代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比如曹丕就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高度，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关注诸如政教中心、温柔敦厚、文以载道等文学价值标准，便不难体悟到文学的从属附庸之性质，文学的附庸地位注定了文人命运的悲哀。中国文人大都希望建功立业，而不满足单单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唐代诗人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所流露出的慷慨情怀，诗人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所抒发的壮怀激烈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相同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