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琳

夏文化时期礼器生成的双重标准及内涵意义考论：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例

余琳

《礼记·礼器》篇，开篇解题：“陆曰：‘郑云：以其记礼，使人成器。孔子谓子贡瑚琏之器是也。’”即虽以论“器”名篇，但旨归在于借器的属性，指出人的“立身”之道。同时，在论及“器”的属性时，也往往采用概念对举的形式，如“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对，来表达礼器在不同使用环境中的象征意义，以及人之修养所需要的多重层面，乃至天地之道所存在的形式状态。而礼器“二元对生”意义属性的获得，在早期的礼仪环境中便已见端倪。

《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夏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开端形态。“夏造者，往来之礼虽同，而先从夏始，故云夏造也。”①在后世的礼书文献中，对夏礼采有一种回溯性的印象：如《礼记·郊特牲》：“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礼记》开篇解题，孔颖达疏：“《论语》云‘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礼’，则《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②因此，夏礼为后世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后来庞大礼仪系统的根基所在。然而，尽管深入了解夏礼的面貌对于我们认识早期礼制的存在形态十分重要，但事实上对夏礼的研究因时间的久远和文字材料的缺乏而显得困难重重，因此，夏文化相关考古遗存中的礼仪类器物遗留，将是揭开夏礼存在形态的关键性材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1959年于河南“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从此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史研究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它不仅是我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性遗址，也是探讨我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极其重要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