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欢场女性的书写不仅不是由欢场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甚至主要也不是由女性作家发出的，欢场作品基本上都是男性作家的“他者”想象。对男性作家而言，他们都是从外部来书写欢场女性的，欢场女性内在的情感、心理以及身体体验等都是被遮蔽的，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比如有关欢场女性堕落母题的书写，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的堕落原因的想象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体现了鲜明的性别书写立场。本文选取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老舍的《月牙儿》和杜衡的《人与女人》这三个同样讲述有关女性堕落故事的文本，论证欢场书写中的性别立场问题。

一、“逼良为娼”模式

老舍的《月牙儿》中关于女性堕落主要是强调外在社会因素，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模式，而这其实是呼应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一种主流论调。《月牙儿》中母女两代被迫沦为暗娼，其原因就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①小说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一弯莹洁的月牙儿一点点地被无边的黑暗吞没，象征着单纯的“我”一步步地为罪恶的社会吞噬。而卖身的迫不得已，生存的艰辛困苦，使得所有伦理道德在这里都失去了谴责的力量，人们在同情之中无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五四”以来许多激进的思想家将娼妓视为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娼妓是私有制制造出来的产物，我们要使娼妓绝迹，当然要废止私有制度，这是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