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中

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决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①“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②对中国新诗的认知当然也是从对其的命名开始的。能否寻找到恰适的语词为中国新诗的各个元素命名是建构中国新诗阐释体系的前提，因为这一过程会最终决定中国新诗认知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倾向。中国新诗是在欧风美雨的熏陶和浸润下萌生并成长的，茅盾认为：“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因此，“据这一点看来，译诗对于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将有新兴文艺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义。”③那么，在中国新诗整体趋于“欧化”的格局下，翻译究竟对中国新诗的命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翻译在中国新诗的本土化追求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一

对近现代中国而言，现代意义上的阐释话语是从严复对西方实证思想的翻译开始的，严复翻译了代表哲学家穆勒的《名学》，并以“案语”的形式对翻译内容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使其更为适合中国语境。五四时期，在被誉为“先生”的科学引领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认知方式从整体上规训了以“感悟”为特点的传统理念。上世纪初，在这种思维变幻的大背景下萌生的新文学，其阐释话语自然彰显出迥然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意味，这本身就是翻译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