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然［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薇拉·凯瑟与印第安生态智慧
——以《大主教之死》为例

⊙张健然［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薇拉·凯瑟作品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塑造了许多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物。本文以《大主教之死》为个案，从崇尚自然、敬畏大地和质朴生活三方面论述凯瑟作品中的印第安生态智慧。

印第安生态智慧 敬畏自然 质朴生活

薇拉·凯瑟的小说《大主教之死》（1927）塑造了多个富有生态智慧的印第安人，他们生活在广袤丰厚的原野上，汲取日月精华，处于生命的本真状态，与自然浑然合一。在远古时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两者相生相需，互为塑造。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莫大的冲击。凯瑟洞悉到人类文明发展的疾病所在，在创作中她不断地从深厚的印第安文化中汲取养料，把质朴的印第安人与世俗功利的白种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并置起来，揭橥了在文明光环照耀下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和道德虚伪，突显出她对印第安生态文化的尊崇和敬仰。因此，本文以《大主教之死》为例，从崇尚自然、敬畏大地和向往质朴生活三方面论述凯瑟作品中的印第安生态智慧，以期在生态灾难反复上演的今天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

一、崇尚自然

就像印第安文化中丰富的生态内涵给予生态批评有力的支持一样，印第安文化也给凯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养料。凯瑟“仰慕印第安人群居的生活方式、尊重环境以及住处和艺术的有机整体形式。这些生活的态度和习惯就构成了她艺术的主题和形式”。《大主教之死》以来自法国的拉都和瓦扬天主教教父在新墨西哥州传教的心路历程为线索，作者用诗意的语言言说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以及用印第安人尊崇自然的特质表现其艺术主题，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无情掠夺和压榨自然的丑陋行径。

在《大主教之死》中，印第安人尊崇自然表现在他们万物皆有灵的意识中。在遭遇一场罕见的风雪时，拉都教父的印第安向导哈辛托把他带进了一个神秘的洞穴，这里是佩科斯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地。哈辛托在山洞里做了一系列诡秘的事，教父为探究竟，半夜起来，看见“墙那边站着他的向导，站在一个看不见的踏脚处，两臂张开，身子贴着岩壁，耳朵对着新糊的泥巴，在谛听，似乎是用超感觉的耳朵在谛听，他看上去像是由极度的忧虑支撑着贴在岩壁上”。印第安人认为神灵无所不在，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神的意旨的体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却能够启发人们的向善之心和求美之意，甚至能指导人们不断地超越和实现自我。藐视自然界中的事物就是亵渎神灵，会给部落带来灾难。哈辛托就说到：“印第安人把天上的星辰看成是他们的向导。”星星在印第安文化中是智慧启发者，也是精神力量的赋予者。自然之中充满着生灵，每一个存在物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体。这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体现出印第安人所提倡的保护型、稳定型、整体型和质量型的生态文化。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可以追根至古老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他们摒弃了传统的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圆形循环的世界观。生态思想家克里考特也认为：“典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已经包括了生态伦理学并支持着生态伦理学……他们至少在自然观方面要比文明的欧洲人高尚得多。”从一定程度上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就是过去的现时性在当下的集中体现。

印第安人在西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谱写出人类尊崇自然的史诗。他们热爱自然，身体力行地维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白人的习惯是在景色中表现自己，改变景色，或者对它稍加修改（至少要为他曾在此逗留而留下一点记号作纪念），印第安人的习惯是路经一个地方，不惊扰任何东西，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无为的生态智慧告诉我们绝不干涉自然的运作，要融入自然，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肆意破坏自然。印第安人顺应自然，以平等的观念与自然相处，体现出当代生态伦理学家提倡的生物中心主义。“他们似乎没有欧洲人那种‘掌控’、重组和重造自然的欲望。他们把创造力用于其他方面，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使自己去适应环境。”印第安人在其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一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从不大刀阔斧地整改自然。他们的行为佐证了科利考特对印第安文化给予的高度评价：“传统的印第安文化象征了一种遗失但未曾忘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印第安人不是为战胜他们的环境而肆意地改造自然，而是让自己适应自然，对它进行解释，使之具有个性、尊严和灵性。因此，崇尚自然是印第安人最高尚、最古老的生态智慧，暗含着人与自然互动和普遍联系的辩证关系。

二、敬畏大地

人与大地的关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毫无例外，凯瑟在《大主教之死》中诠释了她对土地的关爱。她用淳朴的语言描写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情结。印第安人“像山那样思考”，即客观地、以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方式思考，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大地的关系上。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大地伦理”学说，确立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他试图通过对大地共同体的阐释激发人类对大地的关爱，建立一个充满美丽、稳定和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大地伦理以生命观和动态观替代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工具观，它让人们意识到“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同样，《大主教之死》中的印第安人把自己降格为自然中普通的一员，敬畏大地，体现出一种生态伦理意识。

印第安人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最初动力和最终归宿。万物依靠大地而生，大地养育万物而成。印第安人从不试图改变大地的容貌，从他们的住所可以看出他们为实现与大地融合做出的努力。“岩石方山上的霍比族印第安人的村庄建造看起来同它坐落在上面的岩石一个样，远处是察觉不到的。”印第安人“是真正地生活在他们的岩石上：生在上面，死在上面”。他们来源于尘土，又回归尘土。他们以轮回的方式回报大地，死后把能量还回大地，供养其他生物。印第安人对大地的敬畏使拉都教父在新墨西哥的传教备受挫折。拉都教父“没有办法将他对欧洲文明的记忆移植到印第安人身上，他宁愿相信在哈辛托的背后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和经历，并且是任何语言都不能对他表达的”。因此，印第安人一向清心寡欲，柔弱自守，清净无为，慈爱真诚，用博大的胸怀关爱大地，用他们的身体表达了对大地之母的感激与敬爱。

《圣经》赋予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特权。在《创世纪》的开篇中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对他们说“要生养众生，遍满全地，统治这地”。千百年来，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白人对待土地就像对待俄底修斯的女奴一样，它仅是财富的象征。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他们滥用自己的特权而不尽任何义务。相反，印第安人的宗教观却推崇与大地相生相伴的土地观。马丁内斯教士自豪地说道：“我们的宗教生长于大地，有它自己的根。”印第安人视土地为生命，孜孜不倦地履行着看护者的义务。他们是天与地最忠实的子民，他们身上折射着和谐之光和自然之光。凯瑟笔下的天地子民是人的美德与大地之美完美的结合，是她对印第安生态智慧的认同的终极产物。

三、向往质朴生活

在1912年到1926年之间，凯瑟先后五次到西南部游历。1926年凯瑟在伊迪斯·刘易士的陪同下南下新墨西哥州，在去陶斯的途中，她结识了一个叫托尼·卢汉的陶斯人，在托尼那里，凯瑟了解到了许多印第安传统和风俗，它们成为了凯瑟创作《大主教之死》的素材。据刘易士说，小说中的尤赛比奥就是以托尼为原型。小说把欧洲白种人肆意凌驾自然的行为与印第安人质朴的生活对峙起来，彰显出凯瑟对印第安人质朴生活的认同与向往。

《大主教之死》中的印第安人是质朴生活的践行者。他们质朴的生活正体现当代深层生态学家阿伦·奈斯提倡的“手段简朴而目的丰富”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不向自然过度攫取，严格遵守狩猎的理由和规则，充分利用动植物。狩猎不仅是求得生存的物质所需，也是保持人和动物之间先定和谐的需求。在《阿孔玛的弥散》这一章，凯瑟揭露了巴尔塔扎尔传道男修士种族主义式的巧取豪夺，打开了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阀门。他专横傲慢，肆意从阿孔玛人那里攫取食物。“他从他们（印第安人）那里拿走最好的玉米、大豆以及果汁供他享用，当他们屠杀羊群时，他选择最上等的肉，也挑选最优质的毛皮铺他的住所。”据此，与其说巴尔塔扎尔是传播福音者，不如说他是盘剥者。他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花园。“花园”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象征着欧洲人试图用文明来征服印第安人的荒野圣地。凯瑟讽刺地说道：“他的使命少有传教士的性质。”此外，小说描写到欧洲人西下淘金的狂热劲。“在短短的十二个月，一切都改变了。四处流浪的探矿者在樱桃溪发现了四个大的金矿，多少年来人迹罕至的大山如今是人满为患，车队从密苏里穿越大草原蜂拥而至”。欧洲人用沾满血腥的双手操纵着重型机械，残忍地划开了大地的胸膛，掏空大地的五脏六腑，满足其一己私欲。打着文明旗号向印第安人贪婪攫取物质财富的欧洲人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相反，印第安人在大自然所滋养的生命共同体中过着素朴的生活。“他们从不崇拜物质财富，也没有物质价值观。”他们把小屋修在沙土和柳树丛中，拒绝在有玻璃窗的房屋里居住，甚至认为经玻璃上的釉反射后的太阳光是丑陋的、反常的，甚至是危险的。印第安人古老而素朴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远离尘世的喧嚣与躁动，摆脱资本经济的羁绊。从凯瑟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她对印第安人素朴生活的认可和对白人凌驾自然、破坏人与自然神圣关系的谴责。

印第安人以超验的方式体验自然和以敬畏大地的态度获取物质，他们把“所有的事物都联系在一起，就像血缘把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一样”。这种朴素的整体论思想逾越了人与动植物的鸿沟，更强调人与动植物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神圣联系。印第安人对动植物的消费利用也体现了素朴生活的内涵和与此相应的物尽其用原则。除了把动物的肉加工成各种食品之外，印第安人还将动物皮毛、骨头等制成精美的生活工艺用品。植物也都充分利用：干材用于供暖，实木制做成实用的劳动工具、锋利的武器或通灵的宗教圣物。拉都主教在杰西教父家里看到了一只在部落里代代相传的木鹦鹉。“那是用一块木料雕制而成的鹦鹉，大小和真鸟完全一样……这东西非常轻，表面上有着古木那种洁白的天鹅绒似的光泽。虽然几乎没有经过雕刻，而仅仅是磨光成形，却活脱的像真鸟一样，可以说是鹦鹉的一只木标本了。”这手工制作的宗教器物不仅承载着印第安人朴素而虔诚的信仰，而且是他们素朴生活的象征。印第安人以素朴的生活方式抵制被文明所驱使的资本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区，他们在以大自然为背景的生命共同体中诠释了印第安生态智慧之道。

凯瑟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做了对比：前者以无限膨胀的欲望向自然索取，肆意主宰自然；而后者关爱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通过欧洲白种人肆意主宰自然的行为与印第安人素朴的生活的鲜明对比，不难看出凯瑟对印第安生态智慧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她用平实的语言言说出了她的生态理念：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是消失在景观之中，而不是从中凸现出来……好像伟大的乡村在沉睡，他们希望继续生活下去而不去吵醒它；或者说好像大地、空气和水的精灵是不该遭到敌对，不该受到惊扰……他们在狩猎时也同样谨慎小心；印第安人狩猎从不屠杀动物。他们既不破坏河流，也不破坏森林，如果他们需要灌溉，他们就用尽量少的水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印第安人对自然索求有度，深知要对自然心存感恩，不可贪婪，不可妄自菲薄，不可任意地摄取甚至挥霍一空。凯瑟对印第安人原始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小见大，影射出既古老又崇高的原始生活方式背后的深邃远古的生态智慧。印第安人以素朴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自足自为的自然本体中，将自我融入自然，参与宇宙的和谐运作。

薇拉·凯瑟在《大主教之死》中表现出她对印第安生态智慧的认同。凯瑟不像普通人一样醉心于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生活和对自然界的征服，而是对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予以批判，用饱满热情的笔触赞扬印第安人的生存之道。她记载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崇尚自然、敬畏大地和质朴生活的原始生态智慧，并用文本的方式把这种智慧传播给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可见，凯瑟的《大主教之死》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蕴，它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中，诠释了重循环、尚和谐的印第安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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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健然，四川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编 辑：张玲玲 E-mail:sxmzxs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