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叙事策略

⊙李素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然而它的艺术价值历来是评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运用经典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对此进行探讨，发掘小说丰富有效的叙事策略，展示作品中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介入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为作者斯托提供了直抒胸臆的叙述声音，而且实现了她的布道梦，充分表达了她的废奴思想和女性主义立场。丰富多变的叙述视角和叙事距离使小说张弛有度、明暗相间，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效果，既讲述了曲折感人的故事，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同时生动展现了美国内战前宏阔激荡的社会全景。

汤姆叔叔的小屋 叙事策略 叙事声音 叙述视角

自1851年问世以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以下简称《汤》）便以其为美国南方黑奴的悲惨命运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抗议呼号之声风靡全美乃至全世界，成为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也使哈里叶特·比彻·斯托成为19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作家。这部被称为引发了南北战争的作品几乎成为“文学影响世界”的代名词。时至今日，一百五十年过后，尽管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早已时过境迁，但是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文学评论界对它依然热情不减，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然而，在众多关于这部伟大作品的研究中，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大多数集中在作者斯托的种族立场和道德宗教观上，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语境，而对它的艺术性研究不占主流。事实上，很多持批判态度的评论者正是从艺术特色的角度出发，认为小说说教味太重，过于情感化，其主要价值在于政治宣传，缺乏艺术性。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以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部作品的政治性和感伤主义特征，出现了大批从感伤主义和家庭小说等角度重估作品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感伤主义正是小说实现其宗教和道德力量的重要手段，是女性作家用以颠覆男权陈规的有力武器。①然而尽管如此，总体来说，争论仍然主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真正把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展示其内在艺术特征的研究尚不多见。大多数论文仍局限在斯托的废奴思想、基督教博爱精神、小说中的黑人形象、作品的社会影响等传统研究视角，其中所呈现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没有明显突破。

一部伟大的作品能够长久屹立于经典之林而不被遗忘应该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魅力，偏重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对作品有失公允。基于此种认识，笔者尝试运用叙事学中有关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等理论来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从形式技巧方面发掘小说内在的文学价值，为小说何以在当时引起轰动性效应并享有永恒的文学声誉寻找意识形态之外的答案。

一、直抒胸臆的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与故事的传媒。一部作品中叙述声音的强与弱、隐性或显性等特征反映了作者对小说世界介入的不同程度，是研究作者对叙述内容的态度和立场的重要参数。从这一点上讲，《汤》中的叙述声音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叙述者那振聋发聩的呼号之声。它响亮有力、震撼人心，是典型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这使得小说完全不同于与她同时代的霍桑、梅尔维尔等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充分表现了斯托毫无保留的介入姿态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使得小说成为美国文学告别浪漫主义，进入现实主义阶段的先驱。

1.介入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

在叙事模式上，斯托选择了18世纪英国小说兴起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而且，她没有像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那样力图摒弃菲尔丁式的介入式叙述，而是将其充分地为己所用。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叙述者不断插入，从幕后走出直接和读者对话。她时而呼唤读者的同情，时而指责他们的冷漠，时而娓娓道来，时而大声疾呼，时而嘲讽揶揄，目的都是要刺激读者对奴隶制习以为常的麻木态度，激发他们的道德良知。

譬如，在第十二章《合法贸易的范例》中，当叙述者用尽量克制的语气讲完船上的女奴发现自己的婴儿被奴隶贩子偷偷卖掉而投河自尽的故事后，她终于按捺不住情绪，对在一旁指责奴隶贩子的旁观者大声质问道：

但是，先生，是谁造成了奴隶贩子？谁最应受到指责？是支持这个必然会产生奴隶贩子的制度的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有头脑的人呢，还是卑鄙的奴隶贩子本身？你们造成了使这种行业成为必需的公众舆论，使奴隶贩子堕落，变得丧尽天良，最终不以此行当为耻。你在什么地方比他们强呢？②

一系列的反问字字掷地有声，句句扣人心房；每一句都比前一句更有力量，更令听者难以遁形。它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故事中的旁观者，更是指向读者。它无情地揭穿了白人世界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无法再超然度外。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斯托的叙述者之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如同菲尔丁的叙述者之于《汤姆·琼斯》，所不同的是，菲尔丁的叙述者在《汤姆·琼斯》中侃侃而谈的是艺术与创作，他始终保持着局外人的姿态，而斯托的叙述者则是全情投入，直抒胸臆，无时无处不在为黑奴的非人待遇呐喊抗议。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叙述声音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展开而起伏变化。故事开始时，她还只是用“冷峻而含蓄的讽刺语言”（熊玉鹏，转引自陶洁，148），平静地评论蓄奴制；而随着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叙述者的情绪也越来越激昂，声音越来越有力，直到最后，当汤姆被残暴的雷格里迫害致死时，她对奴隶制的愤怒已化作滔滔洪水，奔涌而出，势不可挡。在最后一章《结束语》中，斯托更是从幕后完全走出，以作者的身份直面观众。她的呼吁已不再针对个别读者，而是明确地指向所有美国公民：“美国的男女同胞们”，“南方高尚的宽宏的男女们”，“北方的男人们、母亲们和基督徒们”。这样便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无法推卸蓄奴制的罪责，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扪心自问：为了美国的救赎，我应该做些什么？直至最后，她向基督教会大声疾呼：“基督教会啊！辨明时代的征兆吧！”此时的斯托仿佛成为《旧约》中的先知耶利米的化身，她那撼人心魄的末日预言无情地击溃了美国民众最后的心理防线，动摇了南方赖以为本的基督教基础，使奴隶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难怪小说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重要导火索。

不少批评者认为斯托的这一叙事方式使小说说教性太强，是把文学当成了宣传工具，这其中不乏道理。但是，斯托在作品中对叙述者身份的如此建构是符合她的写作动机的。在与蓄奴州肯塔基州仅一河之隔的辛辛纳提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她亲眼目睹了蓄奴制的种种罪恶表现，黑奴们的悲惨遭遇在她心中积聚成巨大的痛苦的块垒，直到1850年美国联邦议会通过《逃奴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黑奴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斯托再也无法保持沉默，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喷薄而出。正如她自己后来在给孩子的信中所说：“我们的国家对奴隶所表现的残忍和不义使我的心因痛苦而崩裂，我祈求上帝让我做一点什么，让人们听到我为他们发出的呼号。”（Ammons，viii）所以，在小说中，斯托从未掩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废奴立场，也正是由于她的直陈其弊，使得《汤》“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要比霍桑与梅尔维尔这些更知名小说家的批评更具毁灭性”（Tompkins，269）。

然而语言直白、立场鲜明不应成为否定作品艺术价值的借口，简·汤普金斯（Tompkins，Jane）对此做出了精辟论断。她在《感伤的力量——〈汤姆叔叔的小屋〉和文学史的政治性》一文中说：“20世纪的批评家之所以无法欣赏斯托等女性作家的小说的复杂性和广阔视界或解释她们的巨大成功是缘于他们对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的错误认识。”③在这些批评家看来，文学应该是无碍于社会的一种话语形式。它不力图改变现实，而只是再现现实，并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达此目的，这种语言的独特性也正是他们所宣称的文学价值。以此类推，以影响历史进程为明确目标的作品便因为使用了平凡的语言而被拒于艺术的殿堂之外。《汤》和大多数19世纪的女作家的作品所遭受的正是这种不公正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汤》虽然有浓重的说教味，斯托并未长篇累牍地进行干巴巴的道德宣传，而是巧妙地把有关蓄奴制的各种讨论和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紧密结合起来，使人物性格、人物身份与其思想观点相得益彰，有效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成为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

2.布道式叙述声音

斯托之所以选择一个权威有力的说教者的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布道情结”。就像美国学者帕灵顿所说，“她无法逃脱成为说教者的现实”，因为“她整个一生都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帕灵顿，669）。斯托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牧师里门·比彻，她的八个兄弟中七个是牧师，后来她又成为神学院教授卡尔文·斯托的妻子，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她浸淫在神学思考的氛围当中，并且熟谙布道带来的巨大震撼，也耳濡目染了各种布道艺术。事实上，她从很小就利用一切机会向同龄孩子进行“布道宣讲”。十八岁时她向兄弟们宣布，她“生来就是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天职就是在纸面上布道，就像我的兄弟们在圣坛上布道一样”（Coleman，270）。按照基督教规定，女性不能从事布道活动，斯托的父亲也坚决反对斯托靠近圣坛。然而，布道的影响已经渗入她的血液，身为基督徒的使命感在胸中燃烧，《汤》恰恰为斯托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使她终于能够以一个牧师的声音把她的基督教思想传播开来，并为濒临分裂的美国开出一剂良药，那就是基督博爱精神。

斯托对《圣经》的熟谙是显而易见的。她在小说中利用一切机会引经据典，特别在汤姆和伊娃这两个人物身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把他们塑造出成拥有救世基督一样博大胸怀的形象，并通过他们表达了自己唯有基督的博爱精神才可以拯救美国的思想。而且，斯托的布道式叙述声音随着故事的深入不断变得强大有力。正如Coleman指出的，在故事进展到高潮时，斯托的叙述者已经从一个怯生生的初登讲坛的小女孩演变成了一位自信威严的牧师，而且显然具备了男性的权威。从这一意义上讲，斯托在小说中对布道式叙述声音的选择也表达了她对男性统治圣坛的宗教传统的有力抗议。

与此同时，19世纪中期的美国，布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迅猛发展，成为“民主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一个普通人在公共场所发表言论的方式”。而且，倾听布道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到1850年，全国人口的34%归属于某一宗教组织，大约每五百人就有一名牧师（Coleman，267－8）。当时很多重要思想家都以布道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斯托选择布道式的叙述声音直抒胸臆，发乎情，合乎理，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相结合，加上作品的发表正值废奴运动不断高涨之时，多重因素合力，最终促成了《汤》一经出版便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此外，除了叙述者雄辩有力的声音之外，小说中还多处设计对话，使各种人物直陈观点，百家争鸣。这其中既有或温和开明或乖戾暴躁的奴隶主，又有贪婪冷酷的奴隶贩子；既有政界要员，也有商人、牧师，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家庭主妇；同时也不乏地位低下、性格各异的黑奴。可以说，辩论渗透在小说的每一个环节，从南至北，从白人到黑奴，从奴隶主到自由公民，从主要人物到连名字都没有的次要人物。这些人在不同情境下，站在不同的立场，以各种语体、声调、方言、行话等话语方式围绕奴隶制在法律、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发表言论，众声喧哗，各抒己见，形成了多声部的对话场面，是另一种形式的直抒胸臆。而且，大量直接引语的使用产生了强烈的音响效果，不仅生动再现了内战前各种思潮涌动的南北大论战，而且避免了全知叙述封闭、独语的一言堂现象，体现了斯托在批判奴隶制时开放、公正的态度。

二、丰富多变的叙述视角

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不仅为斯托提供了权威有力的叙述声音，而且使她拥有极富弹性的叙述视角。整体而言，《汤》采用的是热奈特所称的“零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这一视角可远可近，可宏观可细微，可进行外部环境描写，也可做人物内心分析。正如申丹总结的那样：“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全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申丹，219）斯托正是充分利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这种无限自主性，使叙述者自由地往来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种植园主与废奴主义者之间，依莱扎的逃亡经历和汤姆的悲惨遭遇之间，为读者呈现了美国内战前的社会全景。

一般而言，全知叙述会因为叙述者上帝般的无所不知和对事件、背景的和盘托出使叙述难免流于平铺直叙，面面俱到，有损故事的真实性和戏剧性效果。然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运用各种技巧有效避免这一弊端。《汤》就是这样的作品。在叙述事件中，斯托并没有局限在单一的全知叙述模式，而是灵活变换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使小说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美学效果。概括起来，斯托主要采用了以下手段来丰富自己的叙述视角：（1）佯装为无知的旁观者；（2）转换为人物有限内视角；（3）有选择地进行人物内心透视。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佯装为无知的旁观者

申丹指出，全知叙述者为了制造悬念，有时会佯装为不了解情况的旁观者来叙述故事。在《汤》中，斯托多处巧妙地使用了这种手段，效果最为突出的“佯装”是对乔治·哈里斯出逃的讲述。伊莱扎与丈夫乔治几乎同时逃离各自的庄园，但叙述者对两人的出逃经历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叙述策略。对于伊莱扎，叙述者一直跟踪她的行动，按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她逃离的全过程，从见到黑利心生疑虑到偷听谢尔比夫妇的对话，之后携子连夜逃亡，在黑奴贩子黑利的紧追之下跳跃浮冰过河，再由伯德参议员相助转至教友会新村。其中，为了渲染伊莱扎救子心切的勇气和决心，全知叙述者运用自己的特权，用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分别以叙述者、黑奴山姆和伊莱扎自己之口反复讲述了伊莱扎怀抱儿子跳跃浮冰过河的惊险场面。

然而，对于乔治·哈里斯叙述者却着墨很少。他只是在第三章短暂出现，向伊莱扎诉说自己对主人的愤怒并表示要逃往加拿大，之后便消失了，叙述者对其行踪只字未提。他究竟有没有逃走？如何逃走的？都成为悬念。直到第十一章《在本章中活财产有了非分之想》中，叙述者一改此前讲述伊莱扎出逃和汤姆被卖时的细腻与动情，突然把叙述距离拉远，跟随着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描述起肯塔基州N村的一家小客栈来。在大段有关店里客人的外部描写之后，叙述者漫不经心地透露了陌生人的身份——威尔逊先生，也就是乔治·哈里斯的老雇主——并随着他的视线把注意力转向一张悬赏捉拿黑奴的通告。通过这一通告，我们得知，乔治已经出逃，而他的主人正四处追捕他，但他是如何逃走的？现在又在哪里？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正当店里的客人因通告内容引发激烈争论的时候，叙述者讲道：

这时，一辆轻便马车来到了旅店门口，打断了上面的谈话。马车看起来有着上流社会的气派，车上坐着一位绅士模样、衣冠楚楚的男子，赶车的是一个黑奴。

屋里所有的人都满怀兴趣的打量着这位客人。他个子很高，有西班牙人的黑皮肤，一双漂亮而富于表情的黑眼睛，短短的卷发，和眼睛一样黑的发亮。他端正的鹰钩鼻、扁扁的薄嘴唇以及匀称的四肢，那令人羡慕的轮廓使大家立刻感到此人有种不寻常之处。

这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是谁？他和本故事有什么关系？作为读者的我们一头雾水。上帝般全知的叙述者当然知道，但她装作不知，不露声色，小说一下子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同时，因为陌生人身上的贵族气质，故事又多了一层欧洲骑士传奇的色彩。书中的人物不会想到这个举止高雅的绅士就是被悬赏捉拿的逃奴，读者也一样被蒙在鼓里，只有威尔逊先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当乔治把他请到自己房间向他讲明身份时，我们忍不住会心一笑，为乔治过人的胆识拍手叫好，也为叙述者的别具匠心称绝。也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本章标题的含义。“活财产”原来指的是乔治，而他的“非分之想”就是乔装出逃，奔向自由。作者如此安排对乔治出逃的叙述可谓一石多鸟。一方面它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使读者体验了阅读的愉悦；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周围人对乔装后的乔治的阿谀逢迎的态度，作者有力地讽刺了美国社会只重表象、虚伪势利的社会风气；更为重要的是，旁观者的观察角度更客观地展现了乔治无异于白人的高贵品质，深刻揭示了蓄奴制否认黑人人性，视黑奴为“活财产”的做法的荒谬无理，正如乔治发出的质问：“你看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身体……为什么我不像别人一样，是一个人呢？”

2.转换为人物有限视角

为了避免全知叙述者上帝般的超凡能力有损作品的真实性和戏剧性，叙述者常常短暂地换用人物的有限视角。也就是说，事件的叙述会以某一位人物的眼光为聚焦呈现给读者，从外聚焦转换为内聚焦。这样，读者得到的信息就很有限，但同时也会增加悬念，增强故事的可信性。在《汤》中，这种视角转换多次出现在汤姆被奴隶贩子黑利带着南下的途中。叙述者通过汤姆的有限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密西西比河上奴隶交易的种种肮脏勾当，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在汤姆被带到雷格里的庄园时。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不仅周围的环境，还有庄园里人与人之间仇恨相向的关系。通过隐去自己的全知身份而跟踪汤姆的有限视角，叙述者把读者带进了一个破败不堪、阴暗冷酷、人情淡漠的世界，这与汤姆刚刚离开的圣·克莱尔的庄园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暗示了汤姆命运的悲惨转折。

在题为《凯西》的第三十三章，汤姆发现一起干活的黑奴里来了个新人：

这是一个女人，身材高而苗条，手脚十分娇嫩，穿着整洁体面的衣服。从面貌看来，她大约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这是一张一旦见过就永远不会忘记的脸——从这张脸上只需一眼就可看出她有着疯狂、痛苦而且浪漫的经历。

这一章的标题表明，叙述者要介绍的人物是“凯西”，而凯西的出场却是从汤姆的陌生人眼光看到的。他“不知道她从哪来，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但是他看得出她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桀骜不驯，身上有一种逼人的高贵气质，而周围的人对她既惧怕又幸灾乐祸，连雷格里似乎也畏惧她三分。这一切使汤姆感到这个女人的身份不同寻常，同时也使读者对她产生好奇，为下文做了铺垫。之后，汤姆因为拒绝鞭打其他黑奴而自己遭受雷格里的毒打，凯西前来照顾他。在两人的对话中，凯西的身世慢慢变得清晰，使我们在黑奴血泪史上又认识了一位备受摧残的女性。容貌姣好的凯西自幼受到良好的教养，但宠爱她的白人父亲不幸意外身故，死前未能改变她的奴隶身份。之后买下她的年轻主人虽然爱她，但在奴隶制下无法和她结婚，后来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算计下负债累累，最终使得凯西落入凶残的奴隶主之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被毒打、贩卖，自己却无力保护。接连不断的遭遇使得凯西变得麻木、冷漠，心里充满愤怒与仇恨，甚至杀死自己襁褓中的婴儿以使其逃脱奴隶制的苦难。是汤姆对上帝的虔诚、对周围人的宽容忍让和博爱之怀重新软化了她冰冷的心，唤醒了她本性中的善良和行将泯灭的女性情感，放弃了刺杀雷格里的念头，并且最终帮助柔弱的埃默林成功逃离雷格里的魔窟。

小说采用汤姆的有限视角来引入凯西这一人物，并使她的遭遇像冰山之角一样逐渐显现，这一方面使小说的叙事更为合理，符合读者的认知心理;另一方面有效地凸显了汤姆的感化作用，符合作品对汤姆基督化人格的塑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汤姆力劝凯西不要刺杀雷格里，但他并不反对她出逃。相反，是他先鼓励凯西带埃默林逃走，才有了凯西装鬼吓人，隐身灯下的出逃妙计。而且当雷格里逼问汤姆两个女奴的去向时，无论他怎样严刑拷打，汤姆始终不吐一字。所以，汤姆绝不是很多评论者认为的那种受宗教愚昧至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不抵抗主义者。他所反对的，是以恶制恶，为了实施报复而背离人性的做法，因为他坚信“恶行不会带来善果”。正如他自己说的：“要是能不杀人流血逃走的话（就逃），否则就别逃。”这与斯托同时代的思想家梭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绝不是毫无原则的投降主义。④《诺顿美国文学选读》的主编妮娜·贝姆也认为：“（汤姆）的死不是对世俗世界的屈服，而是对它的征服。”（埃利奥特，245）因此，汤姆不仅不应成为嘲讽的对象，反而应受到敬仰。

3.有选择地进行人物内心透视

如前所述，全知叙述者可以自由地调节叙述角度和距离，这不仅表现在人物视角的选择上，还反映在对人物的内心透视上。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一点做了较为详细论述。她指出：“尽管上帝般全知叙述者无所不知，然而在透视人物的内心时一般却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常常仅集中揭示某些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申丹，228－230）

这种有选择的内心透视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一个老到的作家不会对所有的人物面面俱到。但是选择对什么样的人物进行内心透视则大有文章。在《汤》中斯托的选择就不完全按照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原则。整体而言，小说采用的聚焦模式主要为外聚焦，对人物的内心透视并不多。全知叙述者对众多的人物只是进行外部描写或概括性叙述，其思想、情感也主要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加以展示，包括正面人物乔治·哈里斯，对伊莱扎的内心刻画也不突出。深入的心理透视主要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汤姆、圣·克莱尔和雷格里。作为书名主人公，汤姆自然应该成为内心透视的重点，因为这样可以拉近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使读者进入他的思想感情深处，感受他的悲惨遭遇。此外，对汤姆的内心透视使白人读者能更深刻地意识到，黑奴同他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会思考、懂感情的人，从而改变黑人是劣等动物，是“会说话的牲畜”的刻板形象。

然而选择对圣·克莱尔和雷格里进行内心透视就不那么顺理成章，因为两人都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至少不是中心人物，雷格里更是书中彻头彻尾的负面人物。笔者认为，斯托此举意在传达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寓意。首先，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圣·克莱尔和雷格里同为奴隶主，但一个慷慨大方，开明大度，对奴隶制深恶痛绝；而另一个却暴虐成性，心狠手辣，以整治黑奴为乐。两人的对比表明，虽然斯托强烈谴责奴隶制，但她并未简单地归罪于奴隶主。她深知并非所有的奴隶主都是恶魔，罪恶的真正根源是作为社会体制的奴隶制。这既反映了她对奴隶制问题的深刻洞见，也为她赢得了南方读者。其次，对二人的内心透视可以使读者看到人物的个性和动机，避免了对白人奴隶主过于简单的脸谱化、概念化塑造，展示了奴隶主人性的一面。

另外一点同样重要——在对二人进行内心刻画时，斯托都突出了母爱的作用。圣·克莱尔具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敏感，向往美好的事物，对奴隶宽容大度，这些都受其母亲的影响。只是因为爱情受挫他变得玩世不恭，丧失了生活的激情，没能最终解放黑奴。临死前对母亲的呼唤既是他向往解脱的快意，也仿佛道出了圣？克莱尔对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的懊悔。雷格里对母亲的态度则恰恰相反。他不仅对母亲哀劝他弃恶从善的苦心无动于衷，甚至冷酷地踢死母亲，用邪恶回报了圣洁的母爱。然而，“邪恶有种可怕的、歪门邪道的妖术，能使最美好、最神圣的东西变成狰狞可怖的鬼怪”。母爱就成为潜伏在雷格里内心深处等待对他做最后的审判的“鬼怪”。虽然雷格里凶残冷酷，但在内心深处却怯懦、迷信，这正是因为他作孽太深造成的。最终，伊娃的一缕头发激活了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母亲的负罪感，使他在良心的折磨下疯狂而死。“母亲是社会的真正拯救者。”⑤这正是斯托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当时流行的家庭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汤》并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宣传，而是有着独到的构思和想象力的叙事佳作，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典范。介入式第三人称叙述和布道式叙述声音使斯托得以畅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充分表达了她的废奴思想，同时也抒发了她对男权的抗议之声。丰富多变的叙述视角和叙事距离使小说呈现明暗掩映、疏密相间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效果，增加了阅读的快感。此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伸展自如的叙述空间使斯托得以点面兼顾，既刻画了善良正直的黑奴形象汤姆，又生动展现了内战前的美国社会全景，把奴隶制的点点滴滴、角角落落，“最好的和最坏的方面”都公正地表现出来。总之，斯托以艺术的形式积极地参与了内战前的大论战，最终成为“掀起一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也使《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一部不朽的伟大著作。

① 见Jane P．Thompkins，“Sentimental Power：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PoliticsofLiterary History”， Gregg Camfiled，“The Moral Aesthetics of Sentimentality：A Missing Key to Uncle Tom＇s Cabin” 和 Catherine E．O＇Connell，．“‘TheMagicoftheRealPresenceof Distress’： Sentimentality and CompetingRhetoricsof Authority”。

② 本文所用小说引文均出自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王家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版，不再另注。

③ Tompkins，Jane．“Sentimental Power：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istory”． In： Sacvan Bercovitch（ed）．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Z]．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67－293．

④ 这一观点在伯科维奇等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中得到了印证，见该书725页。

⑤ 妮娜·贝姆称之为“母权制”思想。Jane Tompkins在“Sentimental Power：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istory”，Elizabeth Ammons在“Heroines in Uncle Tom’s Cabin”以及“Stowe’s Dream of the Mother－Savior：Uncle Tom’s Cabin and American Women Writers Before the 1920s”中对此都有详尽论述。

[1]Ammons，Elizabeth．Uncle Tom’s Cabin：Authoritative text，backgrounds and contexts，criticism [Z]．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4．

[2] 帕灵顿．美国思想史[M].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2.

[3]Coleman，Dawn．“The Unsentimental Woman Preacher of‘Uncle Tom’s Cabin’”[J].American Literature，2008，（02）：265-293.

[4]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埃利奥特等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Z]．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232－246．

本论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作 者：李素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