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庆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9；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 西宁 810007］

作 者：雷庆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与文学研究。

扎西达娃是“西藏新小说”创作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创作特色的藏族作家。他的作品大都充溢着神秘的魔幻色彩，因而被称为“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透过魔幻的外表，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与人生深刻的洞悉与思考。在扎西达娃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作品中，宏大的历史叙事常常是他极力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些作品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历史意义不但是人们最高、最有效的价值准则，而且是体现个人意义的源头和最终的归宿。个体的价值常取决于历史的价值，个体只作为历史的载体符号而存在，而没有得到作者更深层次的关注与重视。但从80年代中期以后，扎西达娃作品中的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同构性叙事策略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将笔触深入到个体在历史过程中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存在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历史虽然仍然是扎西达娃构建个体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在表现与反思历史的同时，他更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在历史体验中的独特感受，个人成为了交融着历史体验与历史记忆的生命个体。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历史与个体内在的互动关系，而且深刻地探讨了历史维度中个体的存在价值，昭示了生命的意义。这种历史维度中个体生命的书写态势，可以说是扎西达娃后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一

《西藏，隐秘岁月》是扎西达娃叙述视角与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一部重要作品。他以历史进程为序，划分了三个时期进行叙述，时间跨越了近一个世纪。小说主要以达朗和次仁吉姆的一生经历为主线，用魔幻的手法描写了地处偏僻的廓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扎西达娃开始关注历史与个体的内在关系，他不再注重于对历史现实的客观反映与描述，而是将历史作为虚化的背景衬托出个体生命在其过程中的生存体验。主人公达朗大半生在哲拉山上度过，他经历过英军入侵，曾用步枪射击过“二战”时美国的军用运输飞机，他救过强盗，也接待过解放军。达朗人生经历中这些不同的遭遇，贯穿了20世纪西藏历史的发展进程。但从作者对每一个事件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并不是想为我们叙写一部西藏历史的发展史，而是着意在历史的纲目中凸显达朗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当年老的达朗在回顾一生漫长的岁月时，他觉得他所经历的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而在内心深处那些多少年来“渴望解开却又不知道想解开什么的奥秘”，如“他为什么来到人间又被父母遗弃？为什么终生熄灭不了对一个女人如此强烈的欲望却终生没能得到她？是什么驱使他来到这片浩瀚的平原上顽强生存，繁衍生命？他生活的世界是属于他的吗？是真实的吗？群山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他更加熟悉而真实的世界？”①这些疑问，才是达朗老人想真正了解的东西。因为在达朗看来，这些疑惑是“和他这一辈子的艰难历程连在一起”的，他想解开这些缠绕他一生的谜。但老人苦苦思索了一生，最终也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唯一一个他认为可以为他解开这些谜的年轻人，也被他赶下了山。这时，他深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空虚和无奈，这种无意义的生命体验似乎像没有根基的生活，以至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到“最痛苦的不是怎样生存，怎样死去，而是身体什么也触碰不到”的那种虚空与恐惧。这既是达朗在经历了一生的历史风云后个体生命的孤独体验，也是作者所要昭示的主旨内涵，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问。

扎西达娃通过《古宅》中朗钦的经历，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维度中个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表现了他对历史与个体关系的深度思考。生活在封闭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郎钦，对政治没有任何的觉悟与认识。他只为了发泄被压抑的情欲，抢回了逃跑的女主人，却意外地成为了“抓获叛逃贵族分子的英雄”，并以“第一个互助组组长，第一任贫协主任，第一任人民公社社长”的身份住进了“象征着权力和高贵的庄园古宅”。当他沉浸在满足本能欲望的生活中时，却因“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的罪名被赶出了古宅。这个昔日的奴隶，从社会的底层跃入权力的巅峰，又跌入人生的低谷。从朗钦人生的起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自觉地去迎合历史的规范，而是保持着一种自然性生命存在的状态，本能地追求着物质的享乐。成为公社社长的郎钦，并没有按照社会价值的要求承担起干部的职责，却“整日蹲坐在卧室里，靠在獐子毛垫子上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还占有了村庄里“所有已婚的，未婚的，美丽的，丑陋的，聪明的，愚笨的，健康的，多病的，活泼的，文静的女人”。她们为他生下了二百三十七个左臂上印有像只眼睛似的红色胎记的女儿。在强大的历史规范面前，朗钦个体的生存需求势必要受到必然的限制和打击，所以他又一次跌入生活的底层，甚至成为了一个“罪人”。虽然郎钦的命运被历史的风暴一次次地抛入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当中，但在小说中，扎西达娃并没有对改变郎钦命运的历史事件进行极力的渲染，而只用“山谷的第一个脆响的枪声”，“东方席卷而来的红色风暴”等简洁的叙述一笔带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历史叙述的有意淡化，他旨在透过历史的表象为我们展示人物命运的变化和生存的体验。怀着对人生的迷惑和不解，郎钦“望着没有丝毫杂色的浩瀚无垠的蓝天，望着永远立在头顶上的巨大的山峰，望着远处冰清玉洁的沉默的雪峰，不由得从心底里冒出一种对世界的冰冷，对大自然的畏惧，对生存在人世间的一种惶惑、忧伤和无可奈何”。面对寂寞的山峰，不由得高声唱起了祖辈传唱下来的一首远古的歌，试图“在群峰之中倾听自己的呼声，证实自己的存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作者在展现历史左右着人类命运的同时，更深地探析了人在现实世界中束手无策的悲哀与绝望，以此揭示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沉重与艰难。显然，在这里，生命的存在状态远远溢出了历史的疆界，成为个人存在的本真状态。在朗钦身上，自然性生命的体验取代了社会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从中显示出了历史维度中个体生命深刻的存在体验。

如果说扎西达娃在《西藏，隐秘岁月》《古宅》中为我们展示了历史存在境遇中所造就的独立的生命状态，彰显了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的话，那么，在《骚动的香巴拉》中，他则通过对凯西家族盛衰变迁的历史性叙述，显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度内涵。小说以西藏20世纪的历史变化为纲，描写了旧贵族凯西家族从昌盛走向衰败的过程。在文中，凯西家族的兴衰史只是作者笔下人物个体生命存在的一个维度，也是个人生命存在的昭示。昔日的贵族才旺娜姆一生经历了西藏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岁月，但她似乎是一个游离于历史和社会之外的人，历史的进程对于她而言，仅仅是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个时间标记而已，她整日沉浸在对往日贵族生活和旧情人的回忆当中，呆在卧室里回忆并记录着往事。这位从旧时代步入新时代的贵族身上始终弥漫着一种迷惘而又空虚的气息。这种低迷的情绪同时也表现在达瓦次仁、央金娜牡、“男孩子乐队”等新一代年轻人身上。达瓦次仁自从告别了乡间牧羊人的生活来到拉萨凯西公馆后，一直像在梦中一般混混沌沌地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他或游荡于拉萨街头，或混迹于“男孩子乐队”之中，整日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女歌手央金娜牡也永远都是一副“灰蒙蒙无精打采的”神情，“她的眼睛是没有神的，脚步是拖沓的，身体是懒洋洋的，说话是有气无力的，总之，她的整个人就像是快要散架了似的”②。乐队的小伙子们也总是一副“颓废堕落的样子”，“无精打采地拎着乐器坐在椅子上”。每个人身上都呈现着一种迷茫而无意义的存在状态。这种虚无的情绪，正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侵袭，使得生活在这片佛教圣域上的人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神灵和信仰的消失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冲突与惶恐，使他们陷入了极度的空虚、迷惘与失落之中。但在作者笔下，他们的这种体验是纯粹个人的、生理性的，而不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显然，在这里，历史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被作者抽空，历史萎缩为个人生存的时间与事件，甚至淡化为个人存在的一种氛围。与历史的社会价值与意义被弱化、被淡化相比，个人生命的存在被凸显出来，个人的生存遭际受到作者的极度关注。

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氛围与历史时期里，个人的生命意义并不是对历史意义与历史价值的追溯，而是对生命存在的关注，对生命体验的关怀。历史延伸的深度与广度，其实是对个人生命深度与广度的形象性隐喻。在扎西达娃的小说里，历史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不再是超越个人、规范个人的力量，个人不再是历史意义与价值的载体，相反，在个人的生命体验面前，历史淡化为环绕着个人的生存氛围，成为时间和事件的符码。

二

扎西达娃在表现个体生命在历史维度中的存在体验的同时，并没有分离历史与个体互动的内在关系，而是试图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体验中透射出历史的真实，表达对历史本质的深邃思考。“对历史而言，文学不是次等的被动存在物，而是彰显历史真正面目的活生生的意义存在体。它并不被动地反映当时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建构历史的现实动因。它也不是仅仅模仿现实的存在，而是一个更大的符号象征系统。”③扎西达娃正是通过这个“符号象征系统”阐释了个体在历史维度中的生命体验，展示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纠葛。

扎西达娃在《古宅》中着重记叙的并不是朗钦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在对朗钦命运的演绎中，昭示了历史对个体生命的掣肘。朗钦充满变数和宿命的一生，表现了个体力量对生存环境的不可超越性：人只能在命定的条件下做命定的事。在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后，朗钦无奈地“在一个月儿不明，鸟儿不啼的黎明前的黑暗里”，“怀着无限的忧伤和惆怅，终于离开了村庄”，“告别了耗去他大半个生命时光，既叫人眷恋又叫人忧伤的村庄”，去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最终客死他乡。这种个体的宿命与荒诞，实际上显现了历史自身的特征。在此，历史被作者叙写成充溢着宿命和偶然性的客体。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宿命，但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欲望始终是人最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和一些自身无法左右的力量却将人推向困境或死路，从而体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如同朗钦一样，达朗（《西藏，隐秘岁月》）和群培罗桑（《骚动的香巴拉》），也是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个体，以他们的个性，绝不会主动选择失败或死亡，可是由于外在的因素，他们或失败，或走向死亡，而这样的失败和死亡又是无可逃遁的命运所致，这种个体生命与历史宿命的悖论构成了扎西达娃笔下人物充满张力的人生。

扎西达娃在小说中虽然着意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虚化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但通过人物的命运却影射出历史在个体生命中的巨大影响。正是历史与个体的这种互动，使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具有了观念层面的意义。个体对历史的阐释和在历史中阐释个体，说明个人体验并不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对复杂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骚动的香巴拉》中的才旺娜姆、达瓦次仁等人身上呈现出的颓废、消极、空虚的精神状态，正映射了拉萨这座高原古城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新旧事物更替和冲撞中的拉萨，正如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座“美丽而丑陋的城市”，一座“飘荡着歌声和人情味的城市”，也是一座“遍地屎尿、野狗以及时常断电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阳光明媚，空气纯净的城市”。生活在这座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共存的城市中的人们，面对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选择而无所适从。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论及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时所说的那样：“与从前那些时代的人相比较，今天的人类可以说是连根拔起，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存在于一个其历史已被决定而且继续变动的处境中。这种处境，就仿佛存有的基础已经瓦解。”“④我们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没有航海图，也找不到一处可望整个海洋的落脚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就像在漩涡里打转，我们得知事情真相，只是因为我们被卷在其中。”类似的精神体验同样也体现在雪域圣城的人们身上，一切都处在变动之中，看不清前途和未来，他们势必会表现出颓废、迷惘、感伤而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人物的个人体验正映射出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普遍性。

扎西达娃对个体与历史关系阐释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关注历史，而且还关注以何种人生方式呈现历史，尤其在那些表现“文革”历史的作品中，“生命之重”是扎西达娃永远关注的主题。正像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⑤在扎西达娃笔下，生活也是阴郁的，沉重的，有时甚至是了无生趣的。扎西达娃作品中的人物活着不但要与自然本能、生存本能不断地抗衡，而且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永远也不可能与自身合拍的外在世界。如《骚动的香巴拉》中的色岗一家，他们无意于承担任何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只是为了生存与吃饭。当我们在小说中看见，这一基本的需求成了色岗一家人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并为此目的不惜付出肉体与精神，甚至生命的代价时，我们不禁为落入可悲悖论中的生命而慨叹：活着，仅仅为了吃饭，人生的意义被搁置在一边，但人生的意义一旦被抛弃，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这里，无论是生存，还是死亡，任何一种选择无疑都是一场生的悲剧。显然，作者以这样一种生存态势表达了对历史的质疑和反思。

扎西达娃还以个体生命的荒诞性命运来戏谑历史，解构历史。在“文革”的历史场景中，批斗是一件严肃的政治活动，它是掌握真理并体现历史趋势的一方对犯有错误的另一方的惩戒形式。但在《古宅》中，这样的政治活动竟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朗钦成为蜕化变质分子遭受批斗时，他所占有过的女人们在台下为他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台上的批斗者却大喊道：“看！她们的眼泪不正说明她们都是蜕化变质分子朗钦的受害者吗？”此时，“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下冒出一群黑乎乎的小脑袋，咿咿呀呀地向台上压来，一大群从刚学步走路到七八岁的女孩子们哇哇叫着：‘爸爸！爸爸！’一起奔到朗钦身边，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她们“像一群雏鸡把会场搅个大乱”，使主持批斗的人仓皇而逃，郎钦却坐在地上抱着女儿们快活地大笑。扎西达娃正是用这种戏谑的手法，“解构”了历史，通过形式的虚假来达到内容的真实。价值与意义的虚妄，使“文革”这场历史成为一个巨大的游戏。扎西达娃通过对色岗一家和朗钦遭遇的叙写，透射出历史本身的游戏性。历史自身并没有意义和价值，在历史场景中，个人的快感及权力的欲望取代了历史所宣称的崇高的性质与内涵。而《骚动的香巴拉》中李勇华的经历则是在情欲的宿命中消解了历史的意义，表现了历史的荒诞。在文中，李勇华被作者解剖成社会人与自然人。作为社会人，李勇华有地位、重事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去了偏远艰苦的凯西村，成为全县、全区学习的楷模。但作为自然人，他却贪恋德吉充满青春气息的美丽肉体，“剥下了文明人的外衣，坠入欲海，赤裸裸地发泄着兽性”。在双重人格的分裂中，李勇华不但体验到了理性丧失后的负罪感，而且陷入了历史价值崩溃后的悲哀与惶恐。在此，作者无论是为了表现人物对历史身份的反叛，还是为了描写欲的悲哀，总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作为情色动物的人的永恒悲剧性的存在，以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冲突时，历史对个体强大的制衡力量。

扎西达娃从不同的层面思考了个体生命与历史这一重要话语的互动关系。历史曾被赋予神圣的色彩，甚至成为压制个人的强制性外在力量。扎西达娃的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反思了停留在我们思维深处的历史意识。他剔除了束缚在个人身上的枷锁，让个人的本体体验在历史的维度中得以凸显。从《古宅》中我们看到，生命个体的现实生存法则，总是构成了历史价值的解构力量，当我们执拗于历史法则时，历史价值的内涵往往被抽空。《西藏，隐秘岁月》实际上显示了在历史过程中个人生存的孤独状况。《骚动的香巴拉》在披露历史的荒诞本质时，显示了个人与历史间的角力，来自个体本身的生命活动在推动、改变着历史。在扎西达娃看来，生存的困境是注定的，人身在其中永远也无法成为自身的主宰，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命运。因此，人们所追求的希望和幸福到底在哪里，便构成了扎西达娃作品中一个个宿命式的追问。但是，扎西达娃又不是全然悲观和无望的，他不过是为自己的追求披上了一层痛苦的外衣，使他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一种更剧烈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罢了。他试图以犀利的解剖，冷静的探询，对个体生命在历史中的存在形态加以细致入微的考察，从而为人类找到出路，承担起一个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的职责。

因而，我们可以说，扎西达娃对历史维度中个体生命的书写，不仅仅是地域文化意义上的书写，更大程度上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其后期创作的小说，让我们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展开了新的思索。

① 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1.（原文引文皆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② 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09.（原文引文皆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2.

④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M].黄蕾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⑤ [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韩少功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