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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和悖论中“想象的花园”——江非《割草机的用途》解析

2011-08-15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北京100011

名作欣赏 2011年27期
关键词:割草机用途红色

⊙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北京 100011]

作 者:霍俊明,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台湾国立屏东教育讲座教授。

江非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不断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想象、表意和语言的诸多限阈之间进行摩擦、龃龉甚至撞击。在我看来他完成于2010年夏天的《割草机的用途》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性文本。这首诗重新唤醒人们对这个世界和人自身的诸多深度思考和再次发现,而在一次次的延宕和悖论中诗人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想象的花园”。而这个花园里上演的“割草机”和“草”的戏剧性命运又未尝不是在演绎和探询着我们认知存在、揣测自身、反问日常、重释常识的过程。

《割草机的用途》带有不无强烈的诗人主体性的思考和判断,同时这也对人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性的知识构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挑战与“不信任”的危机。割草机的用途当然是用来割草的,我相信这对于生存于常识旋流中的人们来说都会有这样共识性的答案。但是,当诗人在“盛夏”的青草疯长的季节和时间性隐喻层面的生存语境之下提出“割草机的用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这正是诗人和诗歌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性的一个最为有力和恰切的说明。现在很多的诗歌解析文章都过于沉陷于新批评的字词张力和形式意味美学的圭臬,当然这并没有错。但是这种诗歌解读和批评方式恰恰忽视了一首诗包括一首伟大的诗歌其诞生可能往往并不是凭空的,恰恰是具有互文的打开性质。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一首诗的场域性存在,也就是说一首诗的谱系性存在。在反复阅读江非的这首《割草机的用途》的时候,我不无自觉地想到了另外两个诗人的相关诗作。一个是陈先发的《新割草机》,另一个是王家新早年的《日记》。陈先发的《新割草机》显然是借“割草机”来阐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视域,诗中反复出现的“仁”就是最好的明证。陈先发的《新割草机》这首诗自身已经表达清楚了诗人想要说的,这留给普通阅读者和批评者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了。而王家新的《日记》则更具有阐释的意味。在王家新那里,在花园、青草和割草机的轰鸣中我不断被“白色”、“死亡”、“白茫茫的死”、“冰冷的意志”、“雪”、“大雪”、“颤栗”等这些寒冷质地的词语所击中。王家新的这首通过疼痛的“割草机”来完成的“日记”显然带有那个特殊年代转捩点上一代人的精神阵痛和灵魂分裂的痛苦。这是从写作中开始的“雪”和“寒冷”,因此王家新的这首诗《日记》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寓言的性质。而当我们再次回到江非的《割草机的用途》这首诗,它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一个想象性的场景空间。在一种不无特殊的经过诗人主观情感和知性过滤和涤荡的特殊的想象性的“花园”里,诗人试图完成一次对事物、世界和人自身的高难度的发现和命名的工作。这不能不是一个难题。然而这种难度也正呈现了这首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既是诗学意义上的,又是历史学层面上的;它同时牵涉了认识论、价值判定以及诗歌语言高度的自足性与指涉性。

先看全诗的第一节——“我买回了一台割草机/然而我并没有可以整理的草地/红色的、灵巧的割草机/一直停在房外的院子里”。扑面而来的就是诗人设置的不可回避的悖论和冲突性场景。而这种悖论和冲突不仅表层化地呈现了“割草机”和“没有可以整理”的“草地”之间的冲突,而且更为具有阐释性地呈现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真实的存在图景和关系结构。诗歌中词语和意象的色调尤其值得注意,这对曾一直处于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当代诗人而言更是如此。为什么在一些诗人的文本意象谱系中大量出现了黑色的死亡和茫茫的白雪,为什么在一些诗歌中又大量出现红色的意象?这都是值得写作者和阅读者所重视和审思的。而《割草机的用途》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代表强烈的本土意味和寓言性质的“红色”的“割草机”。请记住这是“红色”的割草机,而不是任何其他颜色。那么诗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红色”,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红色”意象谱系自身就呈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仍然未曾消减的龃龉和对抗的精神征候。没有青草的院落里悄悄地甚至落寞地摆放着这只红色的、刺目的割草机,这对于在社会性阅读中“淬炼”和久经考验的阅读者和评判者们会联想到了什么?基于此,我们可以确认这只“红色”的割草机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割草机,也不再是从普泛性的层面来揭示工具和工具的用途。甚至我们还可以由此来推衍到内容和形式、现实与想象、结构和解构的过于“学院化”的知识的重新阐释和判断。“红色”的割草机就是在历史的关联和现实的重新审视之下非常具有重要性地再次凸显了本土场域中的诗歌性格和对惯性历史思维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过程是具有难以排遣的茫然、无奈、分裂和阵痛过程的。

想象中的苍翠的草地和红色的割草机之间,由于诗人的主体情怀、想象空间和知识重构以及历史的强大话语场域的影响而出现了矛盾和对立,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距离甚至伤痛。当“一个夏季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被有意延宕的时间体验。一个夏季过去,一个被无限展开的“无用感”、茫然感和无力感就如此令人难以忍耐地展示出来。接下来,诗歌继续转入承接性结构:“我用手去拔掉墙缝里的草/用镰刀割掉墙根处/湿漉漉的草,把草晒干/垛成高高的草垛//我把草放在院子的一角/靠近割草机的地方/后来移动到它的身后/挨近房门的位置”。在强大而漫长的时间面前,诗人在“墙缝”、“墙根”等这些“割草机”难以企及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发现了“割草机”之外的能力。一种个体主体性替代工具理想和科技图腾的有待恢复的“个人”能力。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仍然带有强大分裂和矛盾性的场景——当这些从墙缝和墙根的边缘处和细小地带的被割下来的少得可怜的草最终被“垛成高高的草垛”,我们又想到了什么?我们不仅透过这高高的草垛看到了“诗人”的漫长过程中的坚持和努力,而且看到了漫长的“割草机”的等待和“荒废”的时日。这仍然延续了整首诗的悖论性质和张力结构。

接下来,通过诗人设置的典型性和象征性的场景,在经过诗人漫长的心血和努力堆积起来的高高草垛面前,让我们继续关注那台割草机、那台红色的割草机的命运——“现在,从窗子里/我一眼就可以看到它趴伏在那里 /那台割草机,红红的背 /像一只红色的甲虫”。这部分又继续延续了全诗的悖论结构。当春日和夏日公共空间的草地和私人场院的草地上,割草机在欢快地昂着头颅轰鸣,我们可以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场景。草地就是需要用割草机来“爱抚”的,尽管这种爱抚的过程也同时是痛苦甚至死亡的过程。然而,在诗人这里,“红色”的割草机已经彻底丧失了轰鸣的机会——它注定是哑默的。此时,巨大的割草机已经如一只小得可怜的“甲虫”。由此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诗歌中的意象有很多是“变形”的甚至是违背了我们的常理和日常经验的,但是我们却在这些特殊的意象中发现了带有更具“现实感”和“真实性”的灵魂图景和精神性纹理。而这不能不归功于诗人的情感、经验、想象对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重新构造的过程,一个不断消解又不断强化的精神性过程。由“割草机”和它的用途我们不能不正视生存在历史序列和现实旋涡中,我们和那些器物一样身不由己地丧失了一些必要和必备的功能。这种被搁置和延宕的痛苦和麻木甚至在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已经成了普遍的命运甚至宿命——“它呆在那里,始终没有割草/也没有主动靠近草/但也没有真正的远离草”。这是否就是现代人的不可规避的命运?这是一种没有结果的对峙的过程。但是也在这些场景和词语世界中重新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和草的关系,即是/它是割草机,而草是草”。当诗人在诗歌的结尾部分呈现出这个意味深长的声部时,我们的神经和精神视域在这里又再次发生了强大的摩擦和抵牾。“割草机”和“草”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更多的人看来可能显得过于弱智和荒诞,甚至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显然在常识和经验世界里,“割草机”和“草”的关系就是“割”与“被割”的过程,就是动态与静止的过程,就是“主动”和“被动”的过程,就是“出击”和“等待”的过程。我们甚至由此可以推衍到整个世界的类似规则。仿佛这个世界就处于“割草机”和“草”的这种关系场域之中。甚至我们由此会联想到诸多人世间的类似的情景,甚至包括男人和女人的两性关系。但是当诗人给出我们关于“割草机”和“草”的关系只是“割草机是割草机”,“草是草”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对待这个与我们的经验惯性不相一致的答案。实际上,在这里诗人江非完成了一次非常可贵的“还原”的过程。类似于“割草机”,事物和器物被制造之后它确实就具有了与之相应的事物密切相关的利害关系。但是我们却普遍忽视的是这些器具当不被使用时,这些器具就近乎是不存在的,就可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当我们再次将诗歌写作放置在当代中国本土化的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再次发现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器物”。这些器物就如梵高画笔下的那只“农鞋”,我们只看到了这被闲置的器物,却忽视了它全身的疲累和泥污,忽视了它曾经伴随着主人走过了几十年的土路和风雨。基于此,被闲置的“割草机”可能就代表了这个世界的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

当然如果我们走进知识的场域,就江非的这首《割草机的用途》我们还可以说诗人借此主要想表达和阐释的是世界是一个表意的结构,它首先具有形式的意义,然后实现和内容的统一。形式本身有时即是内容,而内容在形式的彰示和完成下才具有表达的出口和可能性。形式的结构已经事先说明内容的结构和理念的本质性,而因此也就形成了我们的记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们在心理学上的构成形式与方式。无论在以何种阅读方式进入到这首《割草机的用途》,我们都可以发现其有意味的结构。在一个不无奇特的想象性的“花园”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只“红色”的割草机,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我们借此还原了一个认识事物和人自身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也就是去魅的过程,而这又不能不以沉重、分裂、悖论、荒凉和疼痛的诗人体验为代价和前提。

面对着这个精神性的花园,总有一天大雪会降落下来,掩盖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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