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朵 渔

作 者：朵渔，诗人。《名作欣赏》杂志文化观察员，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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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针对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所犯下的“良心债”，学术界曾有过一番“要不要忏悔”的讨论。结果自然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忏悔，有人说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没有哪个人或组织有权强迫一个人忏悔，还有人说，我们曾有过丰富的“检讨文化”，检讨，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忏悔——向组织忏悔。最近，读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朋友商昌宝博士写的《作家的检讨与文学转型》，其中所涉共和国的“检讨文化”，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但问题是，“检讨”真的是忏悔吗？

检讨，其动力之源来自各种“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政治的生命自然在于“政治运动”。共和国之初，从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整风运动到“三反”、“五反”，短短一两年之内，各种政治运动既各有侧重，又接踵合流，让人应接不暇。凡运动，自然就有掉队者，尤其是在“全民做裁判”的群众运动中，掉队就要挨打，掉队就要老老实实作检讨，是为“过关”。“关”由各种运动主题所设定，而“把关者”（gatekeeper)自然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眼睛又自然是“雪亮的”，因此，想过关，没那么容易。商博士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发现政治运动中的“过关检讨”其实是真假并存的，因为“过关”本身是一个形式意味极强的词。“无论是改造者还是检讨者，都以‘过关’为目的，即改造者设‘关’，并要求被改造者‘过关’；被改造者需要过‘关’，并希望顺利‘过关’。‘过关’便是‘双赢’，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