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范子烨

作 者：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胡明在其所著《胡适传论》一书中情采飞扬地写道：

1948年的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能“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胡适在1949年元月2日又郑重将此诗恭正抄誊在日记里。①

然而，真正的“山河改色”是在1949年4月23日。那一天，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专制政府被推翻了。在万众欢呼声中，“人民大救星”毛泽东（1893—1976）心潮澎湃，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②

这首诗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彼时毛泽东的心情——昂扬的、愉悦的、火热的，从而与胡适（1891—1962）那低沉的、悲伤的、冰冷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意讨论当年胡、毛师生二人的心态问题，只是想借此表明，在陶诗的解读传统中，人们大都认为《拟古》其九是抒发桑田碧海之叹、表达山河易色之感的作品。如此看来，这首陶诗在思想旨趣的表达上很明确，很直率，甚至很张扬。如黄文焕（约1636年前后在世）说：“此九章专感革运。至末章‘忽值山河改’，尽情道出，愤气横霄。若以淡远达观视之，差之千里。”③但是，依照这种看法，陶诗“忽值山河改”一句，无疑犯了遍照金刚（774—835）所谓“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的“忌讳病”④，所以这首诗无论作于东晋，还是作于刘宋，都是不能为最高统治者乃至当朝权贵所宽容的。因为在那种极端专制的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要想摆脱权力的干预和制约而实现完全自由的言说都是不可能的，正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所言：“凡真心为国维护法纪、主持公道，而与你们和大众相反对者，曾无一人能保首领。真心为正义而困斗的人，要想苟全性命于须臾，除非在野不可。”⑤而陶公之归隐田园，本意也在于养性全生，如《庄子·缮性》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⑥因此，关于这首陶诗的传统解说就常常令笔者生疑。事实上，从古至今，关于《拟古》九首的讨论和研究真是多而又多，如果将前人的所有评论资料和研究论著都编在一起，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⑦诸多不同的解说显示了人们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识和思想倾向，正所谓论甘者忌辛，好丹者非素。谭献（1832—1901）在《复堂词录叙》中曰：“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⑧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也曾经指出：“当我们谈论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爱好或相信爱好的东西时，牺牲的经常就是作家本人。”⑨就《拟古》九首而言，陶渊明是否由于人们各自不同的文学爱好而做出了牺牲？——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否由于人们欣赏趣味的差异而受到了遮蔽？无论如何，古今学者的解释分歧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陶渊明那琳琅满目的文学殿堂中，《拟古》九首是一个极其特异的文学存在；换言之，这组诗乃是唐宋以来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读懂的作品。

在户型内设计方面，设计师以户型功能要求为依据，对装配式建筑户型进行布置，从结构库中选取相应的结构户型，结合户型功能、结构设计方案等对设备模块进行选择，使建筑、户型能够相互匹配，以免出现构件不合，相互碰撞等情况。在对户型内设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剪力墙体系的模块化设计，该部分设计量较大，采用系统化、标准化的户型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协同效率提高，从而达到模块精准化的设计目标。

“拟古”是我国中古时代常见的文学现象，正如胡应麟（1551—1602）所言：“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⑩《拟古》九首模拟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叶嘉莹说：

……在中国诗歌里有的诗是组诗，因此存在着一个有没有固定排列次序的问题。有一类组诗本身排列有固定的次序，不能随意颠倒或删选，因为这一组诗形成了一个感发的生命。如果你任意选其中的几首或删掉其中的几首，就如同砍掉了人的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感发的生命就不完整了。这一类组诗的典型代表是杜甫的《秋兴》八首。还有一类组诗与此不同，例如阮籍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其中只有第一首的位置是固定的，其他那些首的次序不必固定。

《拟古》九首是否也像杜甫（712—770）那千门万户式的《秋兴》八首一样，具有严密的整体建构特征？抑或是如同阮籍（210—263）《咏怀诗》八十二首那样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次序？与此相关的核心问题是：这组诗的真意究竟何在？苏轼（1037—1101）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莫及也。”对此，张志岳（1911—1993）释云：“质而实绮，是说外表质朴而实际却很美丽，癯而实腴，是说外表干枯而实际却很丰满。这种外表与实际矛盾又统一的风格特征，正说明了陶诗的艺术创造。”叶嘉莹说：“陶渊明的诗从表面上看来很简单很朴实，实际上却很复杂很难讲。”在这方面，《拟古》九首应当是颇具典型性的。因此，能够真正破解这组诗的文学密码，并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完成相关的学术论证，殊为不易。而为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陶渊明研究史上，王叔岷（1914—2008）的《陶渊明诗笺证稿》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偏重于传统的渊源考证的研究方法创获极多。如《拟古》其九，“柯叶”二句，王氏注云：“《艺文类聚》八一引刘桢诗：‘根株不倾移’，魏明帝《种瓜篇》：‘兔丝无根株。’根株，复语，《说文》：‘根，木株也。’”“本不”二句，王氏注云：“曹植《七步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里，王氏征引刘桢（？—217）诗、魏明帝曹睿（205—239）诗和曹植（192—232）诗各一次。另如王氏关于《拟古》其他八首诗的笺证：其一，征引刘桢诗一次，征引曹植诗五次；其二，征引孔融（？—208）、王粲（177—217）和曹植诗文各一次；其三，征引曹植诗和魏明帝诗各一次；其四，征引曹植、曹丕（187—226）诗文各三次，王粲诗赋两次，魏明帝、陈琳（？—217）和吴质（177—230）诗各一次；其五，征引曹丕诗两次，刘桢诗一次；其六，征引曹植诗两次，曹丕、刘桢和孔融诗文各一次；其七，征引曹丕诗文三次，曹植诗两次；其八，征引曹植诗三次，魏明帝诗一次（详见下文）。其所涉及的汉魏时期的作家作品，总计《古诗十九首》五次，曹植十八次，魏文帝曹丕九次，刘桢和魏明帝曹睿各四次，王粲三次，孔融两次，陈琳和吴质各一次。在这里，汉魏时代的八位重要诗人汇聚一堂，这是文化之旅中的“群体邂逅”吗？朱自清（1898—1948）说：

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为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哪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⑰

王氏《拟古》九首笺证所反映的情况，究竟是陶公的“有意引用”的结果，还是因为博览群书而“无意浸淫”的结果？换言之，这种情况是出于匠心独运的艺术设计，还是纯粹以“拟古”为目的的语言袭用？是无心迎合古人、而无不合于古人的文学文本，还是“于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吟兴偶倒”，“随其所见，指点成诗”的超级创造？这些问题确实让人困惑不已。但是，王氏的《拟古》九首笺证促使笔者反复阅读曹植现存的全部作品，进而反复阅读以“三曹”为中心的汉末魏初作家的全部传世之作以及以《魏志》相关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资料——这种阅读是在陶公《拟古》九首时刻萦绕于心的状态下反复展开并完成的，由此而窥见了作品的庐山真面，发现了诗人的宏伟诗思和深远意旨：就诗体和内容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是以著名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拟代体。拟，就是模拟，即模拟以曹植为主的汉魏时代作家的作品；代，就是代笔，即为曹植代笔，表现他的生平、心态、思想和情感，同时从曹植的角度出发吸收《诗》《骚》，汉代古诗以及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某些文学要素（主要是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换言之，这组诗乃是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周勋初指出：“为古人代笔，可以说是正规的模拟，既要考虑到其人的身份和经历，还要研究他的语言、技巧、风格。模拟这类古人，实际上是全面地向他们学习。这种表述方式，与屈原（前340？—前278？）首创的美人香草手法还有不同。屈原用此表示个人的志洁行芳，只是用作一种象征；魏晋南北朝人采用的‘代’写手法，则是整个身心的投入，旨在为他人宣泄积愫。当然，这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二者之间存在着感情的共鸣，因而这是抒情诗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拟古》九首正是如此。作品所表现的是曹植的述说——曹植既是组诗的主人公，又是组诗的叙述主体。因此，作品本身具有拟古和咏史的双重属性。这组诗的内容每首各不相同，而第九首至为关键，它是这组诗的基石，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讨论；而西方解构主义学派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则是我们破解《拟古》九首的文学密码的钥匙，对这种理论的源头和流变，我们也将多有涉及。

①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5-936页。

②参见胡国强主编：《毛泽东诗词疏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210页。

③转引自丁福保（1874—1952）：《陶渊明诗笺注》卷四，上海医学书局1927年版，第141页。

④《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云：“第十五，忌讳病者，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也。如顾长康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山崩’、‘海竭’，于国非所宜言，此忌讳病也。”见王利器（1912—1998）：《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晋]顾恺之（348—409）诗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九十五条，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84页。如曹植《文帝诔》“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此文所述乃是“国家之忌”的显证。［金]宋洪迈（1123—1202）《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汉代著名学者、诗人杨恽（？—前154）就是因为触犯了“国家之忌”而被朝廷诛杀的。本文征引古籍文献之不注明版本者，皆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⑤《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1907—1985）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8页。

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5页。

⑦参见《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37-338页。本文引用陶渊明作品依据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中华再造善本·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涉及陶渊明《拟古》九首的论著，以笔者所见，主要有景蜀慧：《陶渊明〈拟古〉九首新解》，《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模拟之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7页；洪顺隆（1934—2001）：《六朝杂拟诗题材类型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3页；倪豪士(W illiam Nienhauser)：《陶渊明与他的“拟古”组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237页；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第十七章“江淹模拟之作再现前辈诗人的风采与辉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8-266页；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88页；叶嘉莹：《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7-324页；于浴贤：《从拟古诗的繁荣看六朝诗学精神》，莫砺锋编：《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82页，等等。

⑧[清]谭献：《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⑨罗兰·巴尔特：《批评与真实》，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⑩[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