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洁非

作 者： 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集《告别古典主义》《小说学引论》《城市像框》，散文随笔集《袖手清谈》《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翻了一半的书》《不入流者说》《豆腐滋味》《李洁非散文》《书内与书外》《书窗如梦》，中篇小说集《循环游戏》等。

一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①

这支题为“潼关怀古”的《山坡羊》，乃元人张养浩所作。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②。想来，此曲或即张养浩途经潼关，感念交集而就。到任后，他未尝家居，止宿公署，昼出赈饥，晚归祈祷，“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③。积劳过度加上无尽忧伤，这六旬老者终致不起，短短四个月殉职于任上。就此言，《潼关怀古》或是张养浩一生所作散曲的绝笔。其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书尽历史之可悲与不公；紧跟其后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涌自肺腑，撕帛裂云，一吐为千古叹。

但恐怕张养浩亦不能料，时隔三百年，这令他感慨万千的潼关，将再次如火如荼演绎“兴亡”一幕。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④。西安门户为之洞开，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顺国，次日发兵，出潼关进军北京。四个月后，从原路败回，再过潼关。当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顺清两国集结大军在潼关决战。一月十二日潼关陷落，李自成率部从西安南逃，从此流窜。

一年多内，潼关迭面世变。四过潼关，李自成两番得意，两度失意，潼关都是见证者。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数月后相反，以“帝”入而以“寇”离。在他，此可谓成王败寇、一线之间。但三百年前，为救济饥民而来的张养浩，置身历尽兴亡的潼关，心中只想到三个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⑤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⑥。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两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⑦。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三

不但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需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表象，没有一变而为“暴民”，不过是他们在忍气吞声与铤而走险之间进行着换算，如果得不偿失，大多数人就都选择忍耐。显而易见，忍耐虽苦，却至少性命无虞。

不过，这以某种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为前提，比如说统治秩序的存在。在太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甲申国变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崇祯死亡消息传开，一夜之间，京畿周遭立即“盗贼横生”。闯军占领北京的后期，军纪失控，抢淫频发，史家多有述载。但实际上，京城并非最乱的地域，真正乱得无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的广大乡村。这些地方，一时成为真空，法度荡然；无数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的民众，有如挣开束缚，趁机大行劫掠。如果说北京城内大顺军队将卒所为，尚属有组织的报复，则广邈乡间的情形，完全是无组织的混乱。平时隐忍压抑的乡民，此时一无所忌，纷纷变身为不曾加入起义军的自发乱民。可以说，在这一刻，没有庶民为崇祯之死如丧考妣，相反，倒被证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乱民劫掠的对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户。后者一般蓄有家丁，庄园也筑有围堡，足以抵挡无组织的自发乱民。同时，中国乡村庞大严密的宗族关系，也发挥了令乱民“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战乱而生的大量逃亡者。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象中往往携有浮财，是很好的洗劫对象——之所以说“想象中”，是因很多人仓皇而逃，实际已不名一文。

例如边大绶。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崇祯十五年在米脂县令任上，毁李自成祖父、父亲之墓，将骸骨“尽数伐掘”、“聚火烧化”。甲申时，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与人“密谋欲兴义师”。四月底，闯军自北京溃退，一股部队出现在任丘，将边大绶捉住，五月初一启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击迫近，边大绶乘隙逃出。后来他将这段经历记为一文，题“虎口余生纪”⑧。后半部分，记从闯军逃脱后，孤身还家，一路亲睹亲历“土贼”遍地的情形：

遇二乡民持梃，盖抢营者，询余何来。余诡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许，闻后面喊志，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则四五伧父（村夫），各执枪棒，围余曰：“汝从贼来耶？”余应曰：“我逃难耳。”索财物，余曰：“赤身财与何藏！”尽上下与之，换破衣二件，仅蔽体。⑨

之后昼伏夜出，白天藏身废弃窑洞，“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东西，视月所向，攀缘上下。经墟墓涧泽中，磷光萤焰，殊非人境”。沿途讨饭果腹，“凡经由土寇之丛薮处，余已作乞丐形，无阻挠者”。二十天后，终于接近故乡，在肃宁县西柳村遇见一位亲戚，这才换掉乞丐装，并留宿。睡了一夜，“黎明，闻炮声震天，乃土贼为乱，阖乡戒严，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计被执时，正满一月”。

边大绶所经历的，在当时北方四省极为普遍。《明季南略》称“遍地皆白棒手与官兵抢夺，实甚于贼”。所谓白棒手，是徒执一棍、到处行劫者。赵士锦四月十四日从东便门逃出北京，与人结伴南还。“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可见情形纷乱如麻，到处有强人出没。这种乱象，过了黄河始有缓减，但整个长江以北，气氛仍极紧张，各乡由士绅出面组织民团，护村巡寨。这些民兵神经紧绷，常有过激反应，赵士锦写道：“泰州城外，乡兵防御甚严。舟至即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也。”同行者居然有两人因此命丧黄泉，赵士锦本人腰部受重伤，强撑回到常熟家中，养伤百日始愈。

每当王朝终末，中国总有一段涣乱时光。其间，除严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众滋扰现象。为什么？并非中国的人性较别处为劣，实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时无任何管道与途径，两三百年才等来一点点放纵的机会。换言之，王朝解体，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时。眼下大明的倒掉，遗老孤臣心如刀绞，而在刍荛之夫，却唯觉兴高采烈，因为秩序终于不在，天下终于大乱。这样的时刻，可谓千年一梦，古今所共；直到现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所谈仍是这样的问题：“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他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四

然而，论证明王朝不得民心，并非本文的题旨。倘若那样，此文几乎可以说纯属多余，因为历来在明末农民暴乱问题上，以此为题旨的文章早就不可胜数。

本文之作，首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亦即我曾经讲过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为准——当然，你愿意说它亡过两次，亦无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自缢、北京城破，某种意义上，明朝崩溃了；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随着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它又活了过来，以完整的国家体系，继续统治国中最大一片区域，直到整整一年后；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为俘虏被押回清军占领下的南京，这象征着中国的统治权正式易手，之后在福建、广东、云南以至缅甸，虽仍有明朝残余政权存在，却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应为1645年六月。

本文之论，即从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后两次解体引出，或许，每个明史爱好者都曾注意到它，并和笔者一样深为困惑：这两次解体所唤起的反应，不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差异极其悬殊。本文所谈着重于民间方面。

北京之崩，一般民众的态度大致如前所述。从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晋冀鲁豫乡村的“土贼”蜂起，都说明百姓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与己无关、漠然以对。这还不包括民众如何对待所谓“贼寇”。虽然我读过的史料，几无例外都对闯军采取谩骂、诋毁，其中很多作者的学问、人品，笔者颇存敬意，但他们亦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贼寇”们在许多地方为民间所欢迎与追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的著述避谈这种情形，却仍有踪迹可察。在此，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闯军节节胜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飞致信张国维：

承问敝乡事，言之愤郁。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若谓其实行假仁假义也者。三月九日，伪官孙某到，诱士民飏去，温言抚谕，共信为真。士民但求赊死，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并不顾一身节义，相率迎贼。

他所谓“敝乡”，是河北曲周县。从所述中，我们见该地人民盼闯军之切，从“编歌捏谣，伫望贼来”，到“相率迎贼”，宛然如绘。相反的，亦能想见明王朝怎样尽失民心。言及此，路振飞用了“愤郁”一词，既生气又郁闷，有羞于提及之感。在他看来，一是因为民“愚”，二是闯军“实行假仁假义”。然而，如果假仁假义都能博民欢心，岂不说明朝廷连假仁假义也没有么？

曲周民众的表现，在北方应该很有代表性。我迄今所阅史料，未见北方诸省民众主动抵抗闯军的记录。无论《保定城守纪略》还是《榆林城守纪略》，都没有民众的身影。《守汴日志》中有，但要么为官府胁迫：“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间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斩。”要么以利诱之：“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虽日用数十人，不缺。”此番开封围困，自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起，至九月十八日止，“城中白骨山积，断发满地。路绝行人”，最后靠掘黄河解围。

以上是北方的情形。然而，到了南方，或者说长江中下游一带，却有明显区别。

《甲申朝事小记》有篇《桐城事纪》，叙述从崇祯八年到弘光元年这十年间，安徽桐城及其左近一些战乱的经过。到这一带横虐的，是张献忠。他从河南杀至淮北的凤、泗，之后继续南下。然而，一开始就不顺利。以往在北方，“所至皆用土著为响导，以故道路曲折，及虚实坚瑕，莫不尽知之，由此势如破竹”。这一贯的经验，在桐城一带居然不灵，当地百姓“无与贼通，城以故获全”。张献忠攻城不下，在城外劫掠一番，引兵西去。西山有位老太太，大概很能干，有些妇女事先齐集她家暂避。渐渐，“流贼”消息迫近，“诸妇女皆惧，啼泣不知所为”：

妪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速走，毋啼泣为也！” 因扶杖出，曰“：旦日当于某地觅我。”妪遂至路口。贼寻至，曰：“妪亦知此间有马牛女子乎？”妪曰“：知之。”贼曰“：导我往，不然，且杀。”妪乃前行，群贼随之。妪故纡回，引贼他往。凡数里，不前。贼趣之，妪骂曰：“死贼！吾响者诳若，此间荒僻，非有马牛女子也。”贼怒，拔刀刺妪而去。当妪之诱贼去也，妪家妇女尽奔入深谷林薄，皆免。转日，人们按老太太预先所说地点，果然找到她，初尚能言语，抬到家，就死了。在龙山，居民拆毁河桥，以阻农民军。张部捉得一男子，命其修桥，说：“修好免死。”男子回答：“我倒能活命，可大家却活不成了。”拒绝，被杀。在潜山，官军与张献忠大战，旷日持久，“军中食尽”，派人到集市上求援：

“官兵围贼，贼且败矣。军中不暇作食，县人当速济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麦数百余车，募壮士强弓劲弩护入军中。军中既得饱食，而县人夜持火炬，鸣金鼓，出西门，取山径噪而前。贼疑救兵且至，遂解围去。

张献忠在皖鄂之间东游西荡，来了走，走了又来，折腾七八年，始终得不到民众支持。上面几个故事，民众对张献忠是排拒的，斗智斗勇，对官军却搞“支前”活动，还用“麻雀战”骚扰张献忠——较诸李自成在北方所得民众的对待，真可谓天悬地殊。

南北民众立场形同冰炭，什么原因？不妨思考一番，我们俟后讨论。作为背景材料，这里先交代一下：桐城居深山，方百余里，在明清两代有“文献名邦”之称。明季左光斗、方以智、光时亨，清初张廷玉（《明史》总裁）、戴名世（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事主）等名臣硕学，俱出该地；康、雍、乾间，桐城更以“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被尊一代文薮。

五

是否意味着，南方民众拥护与爱戴朝廷呢？非也。朝政陋劣、官奸吏滑、师如虎狼，这些都是不分南北的。王朝种种弊窳，北方有的，南方一点也不少。如果北方民众满怀厌憎，南方民众也没任何理由感到喜欢。东南赋税之重，我们另有论说，这里且从另外一方面了解南方民众的苦痛。

我们借桐城一支官军，略觇其情，其为罗九武所部。由它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官军在残虐居民上，是怎样不让“流贼”。戊寅年（1638）十月，张献忠再围桐城，城内守军即罗九武部。到十二月，城中食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纵当此时，城内官军仍不中断“入人家劫掠”，“十百为群，横县中”。这时，典史张士节出面召集“少年数百”，说：“贼乱于外，兵乱于内，一县中如困汤火。今吾与若等溃围力战，或以是激励三军之士，而少纾贼祸。”他要率这几百青年，组成敢死队，出城杀敌，冀能以此激励官军士气，转变“贼乱于外，兵乱于内”的态势。“少年皆从之，于是歃血祭纛，每夜出袭贼，断贼头，夺其马牛及其粮食”，颇为成功。不料，战罢回城“，皖兵辄要劫之于路，而谓所杀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复杀贼”。后来，张献忠又引兵他去，桐城因解围，而这居然被罗九武引为己功，“自以城守功高，骄悍不可法度治，时时劫掠居民”。人民不堪，诉于地方官张亮。张亮是正派人，是非分明，“右民而左兵”，于是“兵皆怨，相谋作乱”。桐城的灯会很有传统，癸未年（1643）元宵节，罗九武假装好意，以“逆贼远遁”“、以示休息”，提议准许民众放灯“，固请之”，县官也就同意了。“居数日，军民皆送灯公堂，兵忽乱，驱民尽击之。”显然这是策划好的恶作剧，向县官当面示威，以报复后者胆敢向着百姓。这样，“桐人苦兵之扰也，纷纷渡江而南，张亮恐邑空虚难守，禁之不能止”。罗九武并不因此稍敛，“自谓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随入两营者，不可胜计”。福王立于南京后，罗九武升了官，“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无忌”。乙酉年（1645）四月，左良玉东犯“，安庆戒严，罗九武等乘间遂掠仓库”；四月八日夜，罗九武在桐城“命其兵作乱，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乡焚掠。又数日，分兵入东乡、南乡、北乡焚掠。少妇幼女男子，被掳者凡五六千人，相号于道”。直到清兵打下桐城，此害方除“：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释去。”“斩九武等于市。”

说起来，明季动乱，最大受益者便是挟武自重的军人。他们由人民所纳赋税供养，所为却未必是护卫人民，相反往往借乱滋事，剥夺抢拿，无所不至。所以很多稗史中，记述者都慨叹兵贼等同。

李自成进军北京引发的大溃退，四月间达到高潮。其中最具震动性的，是总兵高杰南逃。之所以震动极大，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支军队规模庞大，据说达四十万之众，且作风剽悍，破坏性非寻常可比；第二，高杰部逃至南方后，意欲占据扬州，由此以及一些阴差阳错的缘故，导致军民激烈冲突，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因时局极乱，高杰军抵南方的具体时间，诸史不甚了了，唯《爝火录》明确记为四月初六：

初六日癸亥……总兵高杰，率其部下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四十万众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夺魄。颍守将张上仪发巨炮遮击之，始却。随后行止未详，据《国榷》，四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为扶立福王，“征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等联舟南下”，则高杰当于此时军次扬州附近。五月九日，朱由崧在南京以监国身份入居大内，第二天，高杰即动手取扬州：

总兵高杰兵欲入扬州，士民不纳，遂恣攻掠，城外庐舍俱空，江南北大震。

高杰横暴，固因本人及所部起自草莽，漫无军纪，然而也明显与定策、迎立过程中朱由崧的借重有关，刘宗周《再陈谢悃疏》就直言不讳：“陛下又挟镇臣以为藩，宁负百姓，而不敢失诸镇之心。”皇上既有此心态，高杰等自然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在话下。

高杰欲取扬州，与抗敌无关，与剿寇无关，跟任何军事原因通通无关，而与两点有关：一、安顿家小。对此，高杰本意是过江，而非占据扬州：“总兵高杰大掠江北，声言欲送家眷安顿江南，约刘泽清刻日渡江。”朝廷闻讯，“勉以大义，而江南辇毂重地，不便安插家口”。于是转以扬州为目标，“以繁富争之”。二、军阀间负气。此由著名的“设四藩”而起，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议设四藩疏》，提出“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的规划，但几天后，十七日史可法又上《四不可无疏》，“四藩”规划变了，变成“淮海”（刘泽清）、“徐泗”（高杰）、“凤寿”（刘良佐）、“滁和”（黄得功），原方案内的扬州消失，变成“督师应屯驻扬州，居中遣调。这个变动的秘密在于，五月十三日规划里“黄得功分地扬州”，高杰、刘泽清都不满，内讧一触即发，“时得功兵至天长，高、刘整师应敌”，此外还有李栖凤、张文昌两支部队，也摩拳擦掌。职是之故，扬州被从“四藩”范围抹掉，改为史可法的督师驻地。

“扬州居天下膏腴”，“子女瑰宝累万万”，繁华程度，当世罕匹，这仅格局上即可看出。它很特别地有新、旧两城。新城之辟，纯因商贸、娱乐业极盛，规模巨大，旧城容不下，犹如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今天许多大城市所创建的各种新区。《甲申朝事小记》称新城为“肆卖区”，亦即以经营为主的非居住性质的专门商业区。这种只为商业而形成的城区，不像古代城市一般兼具军事功能，城防设施应该较弱抑或未设防。所以高杰兵至，才能够畅通无碍地大行抢掠，“庐舍焚掠殆尽”。起初扬州人“厚犒之”，希能令彼退兵，但“不去”，由此扬人关闭市场、退入旧城、登城死守。高杰兵于是被激怒，暴行滔天，有说其“得城内百姓则杀之，若居城外者，截其右手，杀人甚众”，有说“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五月二十二日，发生最严重的事态，进士、新授兵部职方司主事郑元勋出城至高杰军营充当调解，返回时，被守城民众疑为高杰奸细，“猝碎其首，脔割之殆尽”，“仅存遗骨数寸”。二十六日，已至扬州的史可法与高杰达成协议，“将杰兵移驻瓜州”（瓜洲，今扬州邗江区，时辖于江都县），事件遂以此解决。

以上简述其经过，实际上，事件内容颇为复杂。

第一，高杰欲入扬州，出于个人小算盘不假，但名正言顺、手续完备——是“奉旨”而来。五月二十三日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称：“奉旨分防扬、仪，人人登陴罢市，抚道（地方官）不出。”此亦获证于史可法：“镇臣高杰之兵奉旨驻扬，扬人坚不肯纳。”我们前面曾说，五月十三日提出了“四藩”方案，五月十七日又加以修正，最终决定史可法开府扬州；现在看来，这当中似乎还有一次调整，即曾决定将扬州拨与高杰为驻地。如此，则高杰欲入扬州非但不是徇私擅行，倒属于执行命令和公务。自高杰方面言，阻其入城，类同叛乱；予以攻打，师出有名。

第二，关于高杰部在扬州的焚杀，据史可法就郑元勋被害所上之《悍民惨杀乡绅疏》云：“初到之时不无骚扰”，系其先头部队所为，高杰本人时尚未至，“及镇臣既至，取犯兵而斩以徇，日不下十数人”，整治颇严。此亦证于《甲申朝事小记》郑元勋传“：入杰营，晓以大义，且责其剽掠状。杰为心折，好慰元勋曰：‘前事特副将杨成为之耳。’出禁令退舍（退还民居），且诛杨成。”郑元勋返回城里之为乱民所杀，即因其转告高杰话语时，人们将“诛杨成”误为“诛扬城”，一时激愤而哗。

第三，此事与罗九武之在桐城有所不同。高杰部犯有众多暴行无疑，而扬州民众亦非单纯受害者。万元吉从南京前往扬州路上，“兵民构祸，寸步皆阻。扬州民尤甚”，“兵与民相杀，民又与兵相杀”。史可法也提到，扬州百姓“日于河边草际取零兵而杀之，因是结衅愈深，竟不可解”。

第四，郑元勋被害，凸显事件中民众并非“绝对无辜”。郑氏乃徽州歙县人，客居扬州，急公好义，勇于担当。他因与高杰曾有一面之交，此时挺身而出：“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乡人之难。”而单骑造杰。其时，情实不可测，家僮阻之，郑氏叱而坚往。至则果然说动高杰，高杰“敛兵五里外”，表示：扬州四周还有很多其他部队（“七大将士”），均因缺饷而挨饿，“岂独蒙恶声乎？遣骑询之，果吾兵，当尽诛以谢。他人非吾责也”。保证管好自己部下。郑元勋拿到高杰的保证书，“急走城上，集公府讼言之。或扣马止之，勿听”。人们先入为主，认定他是高杰同党，根本不听他说些什么，“露刃围之数重，顷刻刃起，遂及于难”。事后，扬人亦悔郑氏之冤，而将其神化：“自后，扬人常夜见公于城上，峨冠绯袍，指挥而过，若天神然。”

第五，高杰部先前在淮北的劣迹，经传闻而放大，扬州民众多少有耳食之嫌。彼此尚未谋面，成见已铸，势不两立。例如，五月初七扬州士绅王傅龙奏道：“东省（山东）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人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这里面有事实，但未必尽属事实。所以，史可法关于扬州冲突总结了三条：“扬人惟利兵去，各兵惟愿驻扬，而好事者遂造为不根之言。”扬州人坚决不肯驻军，各军偏偏又都愿驻于扬州——针尖麦芒，遂成胶着，而各种恐怖传闻则在当中起着催化发酵作用。

这一事件，粗看是非分明（官军荼毒民众），细看又有些含混。暴行仅出于高杰手下一部分将士，而其统帅可能并不知情，有些暴行可能来自其他部队但账却都算在高杰部的头上，民众也有暴力表现且反应过激、拒绝调解，同时从高杰乃“奉旨”驻防角度言，扬人所为反而“不合法”。然而，是非在此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扬州冲突表明，人民对朝廷不信任、拒绝和抵制。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民间自发抵制朝廷的事件。

扬州人民明明知道高杰入扬州系有旨意，是朝廷正式决定，这一点，高杰本人应曾向城内明示，首辅史可法也一再加以证实。由此可见，民众所拒绝的不单是高杰，实际矛头最终针对朝廷。朝廷派高杰驻军，冠冕堂皇的说法当然是抵御虏寇、守护扬城，而民众的坚拒，无异乎否认这种可能性，无异乎公开指出朝廷及其军队根本不会保护民众。他们宁愿相信和依靠自己，自行担负守卫任务，也不愿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在他们眼里，如今朝廷之于虏寇实无分别。朝廷派去调查的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发回报告，称：

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更近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

他的描述比较客观，双方各有责任。在军队一方“，素少纪律”是事实，是事态导火索；在民众一方，明明有圣旨却拒不奉照，亦属“乖张”。“一城之隔”四字，特别生动地揭示了彼此认识上的睽隔：城墙之内，“民以兵为贼”；城墙以外“，兵以民为叛”。中间只一道墙，立场竟如隔天渊，根本无解（“弗释”）。关于兵民敌对情绪，万元吉在另一奏疏中，分析荆襄（左良玉防地）、江北（“四镇”防地）两地前景时，指出：

两处兵民积怒深怨，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备单弱，何以当此。

一年后，当左良玉起事时，这两点几乎全被言中。

“一墙之隔”而其心各异的情形，表现为兵民嫌怨，内里则是民间社会与朝廷已经脱节。不难认定，扬州冲突实质在民众对朝廷信任全失，乃至欲与现政权相切割，而萌发出类乎于自治的意识。

六

南方民众的离心离德，扬州冲突是一次集中表现，小于此规模的，尚有许多事例。

我们且据文秉《甲乙事案》，以甲申国变至弘光被执为时间段，从中摘录一些例子。

甲申四月二十八日，凤阳总督马士英部“将庄朝阳行劫单县，为民所杀”。五月十一日，马士英标兵在淮安西门外焚劫，当地“义师”（民众自发武装）逮其三十多人。同日，苏州士民焚掠在北降臣项煜、汤有庆、钱位坤、宋学显等四家，常熟焚掠时敏家，海盐焚掠陈之遴家。六月初十，广昌伯、四镇之一刘良佐，报告朝廷：“臣开镇临淮，士民张羽民等不服。”临淮民众则反诉：“叛镇环攻，生灵涂炭。”情形与扬州一样，唯事态较小。八月中旬，浙江东阳民变，波及义乌、汤溪等地；起因系官府不公，至“哄然沸乱”，浙江巡抚左光先派兵镇压，“诸民各保乡寨拒敌”。八月下旬，芜湖民抢税银，主事陈道晖上奏：“抄关税银，被贼入署掠尽。”乙酉年二月，浙江巡按“纵奴强掠市钱，民为罢市”。此人曾当马士英问“饷从何出”时，答以“搜刮可办”，至此践其所言，致杭州罢市。四月，贵州籍明军在徽州“肆行劫掠”，“土人汪爵率众御之，杀其首恶数人”，朝廷“命擒爵抵罪”。五月十二日，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先后逃离南京后，“百姓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街衢”；又，“百姓千余人”擒辅臣王铎，“群殴之”，“须发皆尽”；将马士英与其子宅邸“焚毁一空”“，次掠阮大铖、杨维垣家。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押回南京，“帝坐小轿入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不得民心至此。

他著亦各有记载。如《爝火录》卷二记，甲申年五月，“苏州枫桥一带，米牙斛脚千群，推官倪长玕部署之，练充乡兵，防守浒墅，驯其骄悍，消丛聚”。米牙，即米行；斛脚，乃米行脚夫，在最底层，迹近所谓“流氓无产者”，且群体特征突出，极易“丛聚”。至今苏州倪家弄口猛将堂东墙，存有《奉宪禁斛脚多勒陋弊碑记》，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立，文字多剥蚀，然自碑名中“多勒陋弊”四字，可略知其意而领略“斛脚”之“骄悍”。倪长玕用组成乡兵的办法，来消除为乱的潜质。不久倪长玕他任，接替者另搞一套，致“斛脚”们“遂相聚思乱，民皆逃徙，势甚岌岌”，上级只好仍让倪长玕管事，后者“晓以大义散解之，一境始安”。又如《平寇志》记，乙酉年二月，福建汀州民变，由浑名“阎王猪婆”的人领头，“盘踞芜子湖，劫掠横行”。巡抚张肯堂派宁化知县于华玉招抚，“既往，贼横，几不免”。不过，于华玉仍设法予以说服，带着几百人回来。张肯堂将其改编，“命华玉率之勤王”，但走到浙东就“各散去”。

七

考诸以上，我们发现南北民心应无不同。说起来，南北百姓，皆苦，各有所苦。曩者多以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盈，日子较北方好过。客观而言，确有此差别。然而却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贫瘠，生存倍艰，不过要看到，北方民众的经济负担同时也较南方轻很多。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因为意在强调，不免稍微有点过甚其词。但明朝虽不至于“天下财赋”尽出东南，说其泰半落于这一地域的人民肩上，则肯定是不错的。那条大运河为何是明朝生命线？即因赖此东南钱粮才源源北上，为北方输血。如将北京比为明朝心脏，大运河便是使它维持搏动的血管。自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大运河从东南疯狂吸血两百余年，每位东南百姓一年劳作的果实，“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东南人民除了贡献粮食、盐、棉花、丝织和库银，甚至要从收到运一条龙负责到底。例如贯穿整个明朝、苏松常嘉湖五府承担的“白粮”，不仅“全征本色”，且“民收民解”，费用惊人，沿途要受各关津闸坝官吏的勒索，支付纤夫费用，支付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转运、赁屋等费，经常遭到各地流氓地头蛇劫夺与敲诈，赶上恶劣气候也会造成额外损失……不一而足。最终加以核算，我们来看一位学者的研究：

史称万历年间吴江县“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崇祯年间的官方报告，亦指出每船自起解至制销需“费至一千五百两”，平均每石费用为三两，按当时法定的一般粮价折算约为六石左右。如果再把解户因途中漂损而赔纳的部分计算在内，总的费用就更加浩大了。例如万历年间松江府有一位名叫宋宪的解户，因粮解“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一船之使费竟“负官税几二千金”，亦即共亏欠二千两，平均每石耗费高达四两，约折算为八石左右。

可见南方条件虽较北方为佳，而若将沉重负担考虑在内，一般人民的景况也并不宽裕。

对明末北方多处爆发农民起义，史家往往提及极端化年景。如：“岁俭，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崇祯二年，秦大旱，粟腾贵。”“草根木皮尽，人相食。”北方自然条件差，较易遭遇极端化年景，南方一般较少。不过战乱背景下，这种事情也同样在南方出现，辛巳年（1641），张献忠围困下的桐城，便“城中食亦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

但很奇怪的是，大动乱却只从北方涌起。《平寇志》载，短短一二年内，发生在陕西的起义，“其有名目者”（已闯出名头的），即有紫金梁、满天星、蝎子块、老回回……“凡二十四家”，晋、豫两省则有英王、王镇虎、朱温、赵令君……“凡三十八家”，又说“贼尽响河北”，亦即影响遍及河北全境，非以“蜂起”则不足以形容。而南方虽有零星事件，却始终未显燎原之势；相反，以我们前面举到的几例，倒有些虎头蛇尾，草草了事，官府轻易即予摆平。更有甚者，南方民众不仅自己回避揭竿而起，对于南下的造反者，一般不表支持，反而排斥、抵制，乃至与官府、官军联手打击。这跟北方形成鲜明对照，在北方，造反者所到之处都受到迎附，常常里应外合。一过淮河，情形立变，由此以迄东海，州县居民纷纷组建乡兵，严防死守，欲将“贼寇”坚拒门外。前述之桐城民众对张献忠的态度，一目了然。众多史著的叙述表明，李自成、张献忠在南方各地（不仅是荆楚至江浙，也包括四川），都难以聚集在北方的那种“人气”；南方民众与他们的关系即便不是排斥性的，也处在疏离的心理状态。

这岂不有乖“逻辑”？既然南方民众生存也很逼仄，所受压榨或且过之，一样苦大仇深，为何不与北方民众同仇敌忾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依照阶级斗争学说，似乎解释不通。

但除了阶级斗争，历史或现实也有别的逻辑。民风就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一般认为，北人剽悍，南人柔弱。南人缺少北人那种孤注一掷、好勇斗狠的气质，比较懦弱，比较胆小，容易息事宁人。以此性格，不光慎于“举事”，连“从乱”也不大敢。这种“地域之见”，通俗易懂，又似乎总能验之于日常见闻，因而弹此调者历来不少。

事情如截止于乙酉年五月，我们或许只能将原因归结于南人心态及秉性。到那时止，东南民众看上去只是一副忍气吞声、得过且过的样子，面对横征暴敛、侵夺搜刮乃至洗劫焚掠，敢怒不敢言。北方造反者明明已经创造了浓厚的反抗气氛，他们居然也不顺势而动，加入暴动洪流。这不是民风柔弱、胆小怕事，是什么？

然而，我们需要等候历史翻到下一页。

当清兵攻下南京，进而向东南腹地拓展时，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情形。这支关外铁骑，从占领北京到向冀、晋、陕、豫、鲁，亦即整个黄河中下游北中国的推进，几乎未遇抵抗。这里的“抵抗”，主要指民众；因为明朝官军势力已在“大顺”扫荡下，基本从这区域绝迹，如果发生抵抗，只能靠当地民众。然而，很少看到这种记录。素来认为是剽悍、尚勇的北中国人，安静、顺利地接受了异族的占领和统治，连推行种族歧视的“薙发”政策时，北方亦是波澜不惊。反而在南方，特别是大家都认为民风软弱的江浙一带，满清却遭遇殊死抵抗，其惨烈、壮烈，两千年来未有。

读明末历史，这是最让人好奇而又困惑的一点。同是中国人，为何南北两地对满清的君临，反应如此悬殊？又为何身体较为孔武、性格也较刚猛的北方民众帖然以从，而从身体到性格都偏于瘦弱的南人，反倒爆发了惊人的抵抗能量？倘执著于民风论，对此或许永远想不通。我后来体会到，事情根本在别的层面，与民风无关。换言之，我们不要把北方民众对满清的普遍顺服，理解为出于怯懦；也不必想着以明末南人奋不顾身为凭据，去将南人柔弱、北人剽悍这历来的看法加以颠倒。从常态讲，南方民风偏软，北方一般较为勇鸷，是客观存在的。明清代际，南北民众对待满清表面看是软硬之分，南人好汉、北人草包，然而见仅及此，抑或满足于作这种结论，实际上是隔靴搔痒，对事情的真正原委一无所知。答案不在这里。（未完待续）

①萧善因选注：《元散曲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②③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92页。

④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3页。

⑤⑦计六奇：《明季北略》，北都崩解情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0页。

⑥赵士锦：《甲申纪事》，《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

⑧收于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另有中国历史研究社编、神州国光社出版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题“虎口余生记”，脱误较多，兹依《甲申朝事小记》所载。

⑨⑩边大绶《：虎口余生纪》，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第400-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