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张占杰

作 者： 张占杰，文学硕士，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孙犁“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之后，焕发了第二次创作青春，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劫后十种》，题材广泛，文体丰富。创作之余，孙犁写了大量的散文理论文章，问题从创作中来，阐述从读书中来，使得他的散文理论切实而又富于思辨。孙犁把从古代到当代的散文发展看做是一根链条，任何一点缺失都会使散文的整体受到损害，散文的发展是一个传统不断接续的过程。“五四”以后，尤其是“文革”后，对中国散文传统的轻视，使许多人认识不到中国古代散文对现当代散文的意义，所以，孙犁多从对古代散文的认识切入，从散文的传统角度阐述自己的理论。应当指出的是，在具体阐述当中，他的所谓传统，既包括古代传统，也包括“五四”现代传统，以避免自己陷入到复古主义当中。这也使他的理论视野开阔，深入浅出，对今天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有着极大的启发、指导意义。

真情放在真相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在集中统一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完成了从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主动放弃个性追求，真诚地融入工农兵。文学无条件地服从政治路线和政治需要，创作指导思想在制度上排斥文学观念上的多元状态，使文学拥有排他性的文学价值体系、情感方式与审美个性，由此形成一种国家抒情体制。散文创作由自由状态下对独特个性的书写变成了绞尽脑汁迎合主流思想的模式化写作，“五四”式的个性散文日渐衰微。一场“文化大革命”，将虚假的文学推到了极致，文艺为政策服务，作者言不由衷，影响所及，“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消除。孙犁面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当前的情况看，并不是受了传统散文的束缚，需要解脱，而是对中国散文传统，无知或少知，偏离或远离。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所表现的情和理，都很浅薄，且多重复雷同。常常给人以虚假，恍惚，装腔作态的感觉。而这些弱点，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因此，他有意呼应198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不遗余力地呼吁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他的散文理论也成为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一部分，而散文的“真实性”问题成为必须廓清的核心问题。

孙犁对散文真实性的认识可概括为对真情、真相的追求。他说，散文“要有真情，要写真相”，“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而所谓真相，则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孙犁通过自己的创作经历认识到，只有好的愿望，不一定就能写出有真情实感、贴近生活的散文，它与作家本人的个人修养有直接的关系。个人修养包括人生阅历、思想修养以及艺术修养三个方面。

孙犁最为看重的是人生阅历。一个人只有历经沧桑，心灵经受苦难，方见人世真伪，逐步摆脱周围环境对他思想的禁锢，抛却虚荣，回归“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与深刻的思想修养密切相关，是一种生活境界和人格境界，也是作家抒真情、写真相的基础。孙犁所言真情、真相的作品，是浸透着作家独特生活观照的作品，这类文章往往面貌平淡，却韵味无穷，其深刻之处，在中国的散文中，是以孙犁所说的“理趣”出现。孙犁认为，“中国的散文，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作家在阅世之余，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一个道理，从一篇文章中，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但“这个道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更不是玄之又玄的，凡夫俗子所不能理解的，恰恰相反，这个道理常常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人人体会过的，充满人世之间的，但还没有人这样通俗地，明确地提出过”。人的遭遇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就不同，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也不尽相同。对理趣，古代作家常常采用感发的方式传达，较之直抒胸臆，感发则显得曲折一些，这种曲折是阅历的表现，也是一种情感深度的表现。“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节制，又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他甚至指出：“一般地说，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阅历丰富、见解深刻之外，要想表达完美，还需要精湛的艺术修养。读书是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渠道，孙犁劝从事写作的人们“读书要杂一些”，应多读中外经典作品，因为那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在读书的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识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情趣。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哲学书（包括先秦诸子）对文学写作有很大好处，言近而旨远，能使作品的风格提高。”

孙犁把人生阅历作为表现真情、真相的前提，而阅历与作家的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又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作者无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从根本上说，真情是对作品情感深度的追求，真相是建立在真情和作者的识见基础上的。真情和真相密切结合，相互依托，才是散文的本质属性。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呼吁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但“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即使以时髦的“铁和血的赞颂”代替“歌吟花月的声音”，也“一样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要达到客观真实，是离不开主观感情的真诚的。孙犁一生服膺鲁迅，对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更是细心揣摩，领会真谛。对比孙犁的看法与鲁迅的认识，我们看到其中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将真情放在真相之前，以突出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和个性追求，这是“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鲁迅，孙犁散文的真实观正是对“五四”现实主义所做的积极呼应。

散文之异与感发、含蓄

“五四”以来，散文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周作人发表《美文》，一种新的散文审美规范悄然建立，他首先要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认为，与古文相比，“白话”的抒情达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现代散文的发展实际上沿着两条路前行，一是散文从自我抒情功能逐渐向实用功能过渡，当实用功能大于抒情功能的时候，一个新的文体就此成熟，由于“五四”已经将散文作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平等的一种文学文体，实际上取消了传统散文作为文类的概念，这些新文体也就不在列于散文当中，而作为独立的文体存在。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坚持自我表现性和抒情性的散文，循着五四“美文”传统一路发展，凡不以此为标准的都在被清除之列，以此达到散文文体净化，结果阵地不断萎缩，当新的国家抒情机制形成以后，作者的抒情个性被最大限度地抑制，丧失了“美文”传统生存所需要的文化环境，假大空的散文盛行于世，它也由此走到了衰亡的边缘。这是孙犁“文革”后倡导散文的理论环境。在提出散文的本质在于抒写真情、真相之后，他对散文的文体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散文的审美特征做了系统认真的思考。

如前所述，孙犁将散文的发展看成是一根链条，古今一贯，传统连绵，是应当遵守的客观规律。因此无论看古代散文还是观现代创作，他都是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角度省察，从对古代散文的总结中阐述他对散文文体的理解，又借此指摘现当代散文文体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在孙犁眼里，中国传统散文最大的特征是体裁丰富多样。“古代散文，并非文章的一体，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包括：论、记、序、传、书、祭文、墓志等。”“散文的大部分，都是应用文。”即使是古代所谓“杂文”，也只是将容易定名的文章分出之后汇集而成的文章，也都是以实用为目的。不同类型的实用文体的诞生，源于“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新的多样的表达形式”。而且，古代的实用文体并未因时代、环境的改变而自然地消失，它们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改头换面之后出现于当代生活中：“诏、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讲话、决议和报告。碑传文体，一直不衰，现在重视的是悼辞……至于书、序、论之作，那就更触目皆是了。”对古今实用文，孙犁看重它们对真情、真相的书写，它寓含了文章的文学价值，作者本着抒真情、写真相的原则，每一种特定的实用文体都有其特定的表现内容，繁多的文体意味着带给读者丰富的真实体验。孙犁在谈一些具体文体时就是以此为着眼点的，如谈到书信时，他说：“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实用文体中，作者个人的阅历、见识、感情毫无遮拦地行诸笔端，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作者真实的人格精神。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实用文体，生活的变化万千也为文体的变化提供了土壤，我们也就在这变化的文体当中看到形式多样的真情流露、真相揭示。散文的诗情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实用文体之中，它也造就了古代散文的发达与兴盛，这是我们今天审视散文发展应当重视的一个规律，也是孙犁总结中国古代散文特点时格外重视的一点。

实用文体都有特定的写作规范，从文学角度而言，这是作者“真情、真相”书写的保证，也是不同文体审美特性相区别的技术保证。中国古代对文章辨体工作一向重视，每一部涉及文章理论的著作，都必然要涉及辨体工作。对此，孙犁也很重视，用了很多篇幅阐述各种文体的不同规范，如对悼文、游记都做了非常仔细的辨体。从文体规范的角度，孙犁对现代散文当中的一些文体也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对报告文学的看法较有代表性。孙犁将报告文学作为散文的一种文体看待，在《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一文中，他回顾了报告文学传到中国时，一些对中国作家起示范作用的外国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如基希、爱伦堡、斯诺等人的作品，指出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作者是用写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工作的”；他认为报告文学的文体“应该从大处着眼，多存史实，多写些客观，少表露主观方面”，因为对读者来说，“要看报告文学，也多是想从中知道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像目前这样以大人物、大事件做幌子，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既非文学，又非历史的所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实弊多而利少”。

孙犁还指出古代散文大多篇幅短小。“一篇散文，要写上万把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罕见的现象。”“文章写得短小的一个主因，就是作者有真实的情感。”“真实和短小也有内在联系，短小又和精悍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

除了上述散文文体形式方面的观察外，孙犁对古代散文的艺术传达方式有着重要的发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散文的审美特征。他指出：“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然人之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因之虽都是感发，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样的风格。二曰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读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孙犁是结合古代散文作家的生存实际谈这一问题的，但也触及了散文的审美特征问题。有感而发而又必须含蓄，作者郁结心中的内容必然是最想表达的，也是最为真实的思想、情感；艺术传达上的含蓄不只是写作生态逼迫的结果，也是作者的审美追求，这样可以使他的作品言有尽而意无穷，虚实相生，达到蕴藉的审美境界。

从孙犁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散文文体追求。就散文的审美属性说，孙犁的散文观念还属于“五四”的“美文”范畴，尊重个性，强调独立人格中的真情、真相的表现。但他结合中国古代散文传统，明确提出这种散文是一个文类的观念，包含多种文体，其中许多是实用文体，众多的文体预示着散文审美内涵的丰富，表达方式的多姿多彩。文体的规范性、篇幅的短小精悍则是对散文文体内容真实性、抒情方式的独特性追求，它们构成了散文区别于小说等文体的形式特征和创作方式；而感发、含蓄则是散文抒情的基本方式，是散文艺术传达上的独特之处，也是散文审美特征的最主要表现。孙犁对散文的这一界定，既继承了“五四”散文的传统，又扩大了散文的表现范围和手段，廓清了“五四”以来困扰散文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散文所建立的文学模式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把现实转换成想象的文学世界，而是与生活同质，其内容更多的是日常生活实录，散文的诗情存在于对所写生活的识见和感悟的深刻之中。因此，孙犁为文学散文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现天地与表现手段，使人们看到，散文的发展不是靠文体的净化进行，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散文的题材，散文的文体随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孙犁矫正了“五四”以来散文发展上的净化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