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张仁健

作 者：张仁健，原《名作欣赏》杂志主编，《名作欣赏》创始人。

近几年来，我与几位年齿相近、际遇相若、志趣相投的同窗挚友不约而同地先后出版了专著外的散见文墨自选集——

2005年7月，我的北大中文系1956级同窗、与我同来晋省并始终患难与共的邵璧华君的《敝帚自珍》文集率先问世；

2009年8月，原为北大同班同学，后罹“反右”无妄之灾被劳教两年推迟毕业，竟至抑郁终身的蔡根林君，在弥留病榻之际，才由友人之手将其存世的四十二首诗作冠以成名作诗题“东阳江”（此诗于1957年发表于北大《红楼》第2期，上世纪末由谢冕教授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结集出版，作为他“生命存在过的象征”（《蔡根林诗选》后记），而当诗集置于我的案头时，他那饱经人世风霜的脆弱生命却已逝离人世；

2010年3月，与我有着通家之谊、童稚之交的小学、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又同操翰墨结为知己文友的金志仁君将其深研诗词曲（此前已出专著《诗词曲新探》）的体悟力践于古诗文创作的散见作品，辑为《海萤轩诗词曲文稿》一书付梓面世；

2010年10月，区区不才在以上诸道兄的感染推动下，亦不自量地将半个世纪以来，在业内为业务所驱不得不为之，和业余为情性所适难以自抑之舞文杂存选编为《舞文杂辑》献丑问世；

与此同时，我的北大同班同窗，又有江苏同乡之谊的张永鑫君，亦将多年窥窅探奥古诗赋的论析力作精选精编且精益求精加工完善，辑得精粹文二十五篇，拟名“说诗论赋集”行将付梓。蒙永鑫兄不弃，嘱余作序。书稿早已拜读，余自揣学力不逮，不敢率尔操觚，延宕至今，推脱不得，只好拉杂絮叨一番，敷衍成篇。

序者，导引也。开场作序，无能直截入手，先迂回罗列上述，姑且导引当今的年轻读者与隔世的未来读者对我辈之生命存在、人生抱负与舞文心态的某些与时俱生的共性，先作如下整体扫描——

其一，我们这几个均生于抗战初兴，长于外战内战的烽火硝烟之中，童年少年不同程度地经受过战乱所带来的忧患，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身心健康的根基亦不坚实。志仁的先严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他从小即随执教的慈母在游击式的流动小学读完初小；永鑫原本殷实而富于书香气息的温馨家庭因其父在其降生前英年早逝，家道由此急遽衰微，他是遗腹子，兄弟三人全凭寡母做针指女红维持生计、度日成长；家慈也是在余生年六月时逃难乡野的黑夜里既受严重惊吓复遭风寒侵袭一病辞世；璧华、根林二位出身于浙江山区的贫苦家庭，“生态环境”可想而知。相似的生存环境，促使我们自幼便励志苦读，树立了自谋生存的自立意识。

其二，我们是在1956年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嘹亮号角声中，意气风发地迈进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志仁考入的是南京大学）。少不更事的豪情受“五四”民主精神的激发，一经次年春“大鸣大放”政治风雷的导火索的点燃，便引火烧身地迸发出几点向党进言的真情火花。孰料，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根林与璧华被打成“右派”，追随根林的我和永鑫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甫进大学遭此重挫的后果，真可谓多半辈子享用不尽。诗人根林迭逢逆境，至晚年除患癌症外，抑郁症恶性发展到几近失语；璧华的“右派”帽子虽已早摘，但政治阴影久难摆脱，“文革”中不仅被列为黑线人物，中学教师的教鞭被夺，且被荒唐地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享受了摘而复戴的罕见待遇；时至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入党和获得省劳模称号的我，即将被省局领导提拔为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不料，一封匿名信告到省委宣传部，告我不堪在此重要部门任此重职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永鑫兄读大学时是我们年级少有的英语水准高、外国文学广为涉猎、文风近欧的高材生之一。1980年我创办《名作欣赏》向他组稿，原意是期待他为刚开禁的外国文学名著赏析填补一些空白，但他惠赐的大作却是对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的精到的艺术鉴赏文，继之源源赐来的力作无一不是对古典诗词与染指者甚少的辞赋赏析文，文风亦由欧化骤变为中式。他的专业方向由“外”而“内”，舍己钟爱所擅，取己造诣积淀略浅的大转弯，深层次的原由不难揣知。试想以他的阶级出身与身染的“反右”政治“污痕”，在新时期以前的政治气候下，怎敢不识时务地在非“资”即“修”的西方文学中讨生活？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故纸堆中爬梳，相对而言，较易规避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不测风险。

上述有关我们成长前半期的社会生态环境与个体生存状态的概略引述，意在说明我辈与共和国相伴成长并受动受制于国运盛衰的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文舞文的历程，多半是在蹉跎岁月里，步履维艰地走过来的。作为“党的驯服工具”，我们总是泰然面对逆境，压抑自我，服从大局的安排，竭尽所能在本职与诸多非本职的差事上力争出色完成任务。自主性地从文立言、能动性地建业立功，潜心贮积能量，期盼公然施展的机遇。一自新时期来临，在“文革”造成的文化荒漠上重建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降任于我辈。我辈久旱逢甘霖，中老之年显身手，顺时奋进，在各自据守的精神家园方寸之地，自甘清贫，不辞辛劳地耕作起来。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劳作总算积有一串涓滴文墨的心血结晶。近年来，我们超越“古稀”而面临古云“七十三”、“八十四”的寿数之坎，急切地将自恋自珍的“敝帚”自费出版，自作多情地奉赠面世，无非想让当今、后世的个别同道同好看一看我们留下的斑斑舞文屐痕，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旅程是如何走过的。即使作为“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也不枉我们存活一世，舞文一生。

在改革开放的早春二月，我创办的《名作欣赏》于1980年呱呱坠地。这份全国首倡文艺鉴赏之道，摒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人为准则的独家刊物，为永鑫兄这样的不善政治说教、专擅艺术审美与窥窅神、探奥秘、揭真谛于古诗文名作丛林的行家里手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崭新平台。自《名》刊的创刊号始，至上世纪90年代末，永鑫陆续刊发于《名》刊上的大作少说有十多篇。此次，他从见诸报刊的百余篇论作里精选精编收入文集的二十五篇中即有十一篇是在《名》刊平台上登台亮相的。他是《名作欣赏》最老的作者之一，而我则是他《说诗论赋集》诸多篇什最早的读者。双方之间的“无间道”，是他命我作书序，我难以推脱勉力为之的根本原因。

此番，以怀旧的心情对应永鑫刊于《名》刊我早已拜读过的大作，将其全部书稿仔细拜读一过。首先发现：他首登《名》刊平台亮相“说诗”的开山之作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的赏析文在书稿中弃而未收，入选的却是1988年重写重发于《名》刊上的题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新作。何以故？原来，事隔八年之后，老兄随着对古诗赋历史长河“更上一层楼”、穷尽“千里目”的纵览，认定该诗是《诗经》《楚辞》《汉赋》抒情小赋以降“登高”题旨中“壮思”类型的开山鼻祖之作，是盛唐之音的壮美湍飞的传递。同时，又侧身深进于原诗文本，从色彩学、音韵学的独特视角精审品味开掘出该诗“白日”、“黄河”用语设色的壮美，“千”与“更”字发声诵读的美音达意等诸多具体而微的佳妙之处。赏析文从登峰鸟瞰、整体远眺、侧身望岭、近身细察的立体交叉视角，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地审视了这首五绝唐诗构建成的诗国“匡庐”，全方位地将其美姿美态、美声美色、美轮美奂的真面目揭示出来。读他所写的两篇面目迥异的析文，作为编辑，我焉能不对他勇于自我完善、勇于创新求精的治学精神深表敬意，怎能不感谢他对我主编的《名作欣赏》的倾心看重、鼎力支持？

锐意出新、敏于思辨、缜密论证、诂赏并重，这是永鑫说诗论赋一以贯之且贯而弥笃的治学品格。他绝少将无缝隙可钻、无空间可拓、无滋味可品的迹近达诂之作用时尚的美容术装扮若新、弄姿面世。文集中，《国殇》四问、《伐檀》三题、骚艺论微、《西洲曲》臆说、李清照《声声慢》词“满地黄花堆积”辨释、《红楼梦》元春判诗臆解、元春终局臆探、贾谊《吊屈原赋》臆说诸篇，均是他刻意介入作品文本，解析悬疑难决、聚讼已久的谜团之收获，他又能以明察秋毫的慧眼、缜密考据的思辨释疑解惑，揭谛出示。其中，尤以《伐檀》三题对“伐檀”之释义，“君子”与“尔”、“彼”之所指，“鹑”为何物之解析；对学术界聚讼已久称之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哥德巴赫猜想”的《西洲曲》中“西洲”南北方位的认定、寄梅寄思之人性别的确定、叙说者人称口吻的敲定；《声声慢》词“满地黄花堆积”句意与语境的判决等，最显作者训诂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凡此种种，确如刘勰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永鑫以其深厚学植为根基构建起的执著求新求是的学识功力与严谨做派很是令我钦佩。他的求新不是耸人听闻的标新，他的求是不是对权威之说的盲目顺从，他的臆说不是妄猜臆测，他的探微不是钻牛角尖的认死理。一句话，他的思辨结论，都有源自文献学、文字训诂学、汉字声韵学、诗歌音乐学、声律学乃至舆地学、民俗学、动植物学等诸方面的足资采信的详实论据。势不得不趋同者，充实了新的论据；理不可不取异者，更是以充分的新论据新见解循理成章。如是所写的十余篇诂赏并重的名作赏析文，便成为别具一格的文本学术性解析与艺术审美欣赏性相得益彰的佳作。他与我的另一位挚友金志仁不谋而合在我曾主编的《名作欣赏》上多年倾囊刊出此类学术性赏析文，对《名》刊学术品位之提升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面对永鑫学术成果累累的大著，深知仅凭以上“三句话不离本行”的粗浅絮叨实难塞责交差。也罢，絮叨的闸门既已打开，拙见陋识既已横流，索性放言无忌，再将以下谬论鄙见和盘托出。

其一，永鑫文集论说《诗经》的四篇力作中有一题为“音乐性——把握《诗经》作品结构的钥匙”的论析文章，原载1989年第5期《名作欣赏》。编此文集时，又将三年后发表于《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第三期上同题新作综合为一，完善推出。对这命题新颖、改写三遍、作者看重的力作，我以探究的新奇目光认真拜读一过，并“触类”性地扫描了文集中的相关篇什，果然“旁通”性地有所惊喜发现与感悟。窃以为：永鑫所把握的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音乐性”的这把钥匙，如同贾宝玉衔口而生的“通灵宝玉”一般神奇，称得上是一把能打开中国诗歌流变史上深院重门、身入堂奥、窥窅神揭真谛的“万能钥匙”。用这把钥匙，永鑫业已较为顺当地破解了《诗经》《楚辞》中“乱”之密码与原由，《诗经》《楚辞》某些诗篇按乐曲组成而分结构章节的可信依傍；屈原《离骚》题名出自“楚风（南音）”中，“徵调”悲音、《离骚》按乐曲体式当可分为序曲、三大乐章与相和性的尾声；递至《乐府》《汉赋》《律赋》《近体格律诗》中显见的音声、音韵、音律之美均可手握“音乐性”的钥匙循声而解……

我将永鑫潜心物色到手的“音乐性”这把钥匙臆释为可通解中国诗歌的一把“万能钥匙”，认知的主要依据是：由《诗经》一脉相传的中国诗歌，仅从名称即可知，诗与歌（歌唱吟诵）、诗艺与歌艺、文字与音声的表意传情、诗与歌的律动韵味等无不是相伴俱生、血肉相连、和谐相融的统一体。孪生兄妹的协同并进递至唐诗宋词元曲，乃至当今以国粹京剧、昆剧为代表的戏曲，明显呈现出越往下演变越发紧密亲和的趋势。最可惜者，“五四”以降的白话新诗，诗与歌的离异则愈演愈烈，到新时期，出之于现代派诗人手笔的某些唯西方牙慧是拾的现代派诗作，不仅一股脑儿抛却了诗的可唱性与音乐美，连诗歌起码应具的可诵性与声律美也弃之如敝屣，成为难解、难读、难诵、难记的迷离呓语。鄙人并非泥古不化的封建遗老，发此谬论，意在向热衷于中国诗歌研创者进一言：诸君倘能将永鑫在握的诗歌“音乐性”这把钥匙拿过来，试向中国诗歌宝库贴身而进，深入开掘，对于拓宽研究的新视野，开创作诗的新局面当会获益多多。

其二，永鑫是对现已气息奄奄的辞赋素有研究的当今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入集的论赋文章，篇目仅五篇，但篇幅却占全书近三分之一。除前两篇是微观性的赋作赏析文外，后三篇系属宏观性的纵横史述。似对魏晋后汉赋演进史勾勒了纲目，并对有史料价值的个体作品做了整体性贯串性的列论。窃以为，后三篇的史述，已建构了中国赋史的基本框架，赋史（或简史）的面世已呈水到渠成之势。来日倘有余勇可贾，余力可施，填补空白的赋史可望成就。但目前永鑫兄堪忧的健康状况，是极不宜急切挥毫迂执再战的了。作为至交挚友的我，在此序收结前，不得不虔诚祷告上苍，衷心劝告吾友曰：上苍既已降大任于斯人也，劳其心志，苦其筋骨，空乏其身，不可不谓是甚矣、足矣！于今，当应天眼开睁，天良发现，降安康天年于斯人，俾使斯人得以在有生之年，悠然陶然地为千古文章事再作砖瓦之添。同时，提请永鑫兄谨记：像以往那样拼却老病之身发余光余热，已万万要不得不必要了，健康长寿顺时而为乃是上善之策。历史经验明白告诉吾侪：文章千古后事，谁能管得？存活一世，不违天理，不负慈恩；舞文一生，于世无憾，于心无愧，庶可作达人以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