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张志勇 李金善

作 者： 张志勇，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李金善，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是不能脱离文化意识而存在的。研究古代的颂文体的创作，应该联系颂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燕赵文化是指古代燕赵大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的总称。燕赵大地独特的地理条件、深厚的人文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孕育了异彩纷呈、绚烂多姿的文化艺术。我们据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后发现，在先唐时期，共有颂作两百题，两百四十一首，其中活跃在燕赵大地上的作家有董仲舒、崔骃、崔瑗、崔琦、牵秀、张协、崔浩、高闾、邢劭、许善心等人，共计作品有二十二题二十二首。由于一地的文化是一地精神风貌的表现，燕赵区域在文化上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因而他们的颂作，以董仲舒、崔骃、崔瑗、牵秀、张协、邢劭等人为代表的河北籍作家的颂文创作，艺术上呈现出家国之重、包容之美和阳刚之气的独特地域风格。

家国之重

这是对《诗经》“三颂”传统的固守。在《诗经》中，颂的主题内容多是文治武功、祭祀等家国大事，如《那》《臣工》《清庙》《烈文》《丰年》《敬之》《载芟》等，多与美赞圣德、褒赞成功、高扬德泽有关。萧统《文选序》云：“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由于“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礼达而分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民众自觉遵从等级秩序，而其中，国家是被放在第一位的。

燕赵文化有多种内涵，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以国家为重的浓郁的人文精神，这在燕赵大地上一直受到推崇，且被不少人努力践行着。作为燕赵元典精神的“慷慨悲歌”的实质就是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命运的强烈责任感。东汉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崔骃在章帝时写有《四巡颂》，颂扬汉朝之德，文辞典美，受到章帝的重视。如《西巡颂》中的“惟秋稼既登，上将省敛，平秩西成，巡畿于西郊。因斯万物，凝德绥俗，昔既春游，今乃秋豫”，《南巡颂》中的“惟林蒸之鸿德，允天覆而无遗，壮云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北巡颂》中的“禋洁享祈，歆尝百神。爰始赋政，授务于人”和“雍容清庙，谧尔无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驰”。作者就章帝对“巡狩”的遵循和实践进行了美誉，强调了巡狩的意义和价值。据《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巡狩》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9页）。崔骃这里所张扬和肯定的即是这种巡狩当为章帝对诸侯的展义、对百姓的安抚和对民情的体察。作者以“颂”名篇，在主旨上是对《诗经》“三颂”的遥接。

燕赵士人还对家国自身的正统性相当看重。高闾的《至德颂（并表）》，就以天命所归，来解释北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皇兴五年(471)八月，拓跋弘将帝位传其子拓跋元宏孝文帝，高闾为此上表《至德颂》，其颂有云：“茫茫太极，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璇玑，俯鉴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与。夏、殷世传，周、汉纂烈。道风虽邈，仍诞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礼乐四缺。上灵降鉴，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圣。移风革俗，天保载定。于穆太皇，克广圣度。玄化外畅，惠鉴内悟。遗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当今，庆流后祚。明明我皇，承乾绍焕……”高闾在颂中以相对的“血统论”和五德行次为论，议定行次中为赵、秦、燕政权的正统，落脚点自然是证明北魏的正统。高闾，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北）人。其一生“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在北魏政治舞台上活动长达半个世纪，被称为“一代伟人”。在燕赵文化的习染下，高闾认为赵、秦、燕不仅一统华夏，而且与汉政权一样同属华夏正统，这是深得孔、孟民族思想的精髓的——根据赵、秦及燕的事实，承认这些民族政权应有的地位。

长风万里系家国，燕赵大地上不断涌出如崔骃、高闾这样以家国为重的颂作家及其作品，诸如前文提到的东汉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崔瑗的《南阳文学颂》、邢劭的《甘露颂》、隋朝高阳北新城（今河北徐水县）人许善心的《神雀颂（并序）》等。崔骃对章帝“巡狩”的高歌，高闾对北魏政权的辩护，由颂这种应用性较强的文体表现出来，这也是他们自身理想追求以及价值观的最好体现。

包容之美

燕赵地域北部是草原，西部为太行山，中部、南部是大平原，东部为海滨，这种多重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二元（内陆、滨海）多重的地理特征。北方草原文化、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农耕文化、内地居民北上，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交流碰撞，因此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接合部和过渡地带。在与周边三晋、齐鲁、中原等不同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兼容并包、多元杂糅的区域文化特征，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等。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燕赵地域自春秋战国时期既多元包容又允许优势学派存在，如著名的思想家荀况、著名游说之士虞卿，平原君食客公孙龙、毛公，赵人处子、慎到等。《世说新语·文学》言：“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页）这种评价相当准确，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是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汉时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董仲舒承袭了孔孟道统，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对儒学加以改造，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从民间走向庙堂，为当时乃至后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山川颂》采取的是多景式描绘与铺陈的方式：“……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长安，后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唯山之意。《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之谓也。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颂文由山川，联系到溪泉、壑谷、物事、水火、人生，再到道德等，有典有论，渊综广博，视野阔达。整个颂文读来大气磅礴，深情动人。三言、四言、五言等杂偕融荟，既有奇崛古朴的语言特色，也有词汇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燕赵地区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士群体普遍感受到个体生命遭受外部挤压和威胁，于是，文学艺术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推崇同样受到重视。如当时士人对玄学的“偏爱”，使个人在精神上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儒者所恪守的伦理道德的狭小精神之领地，从玄学中汲取了驰骋想象与思维的表达方式。如晋太康时期的牵秀，有《黄帝颂》《老子颂》《彭祖颂》《王乔赤松颂》等，其借人物和山水景物表现的不仅是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也不仅是高人世外的逍遥福祚，它影射的其实是现实的苦闷和窒息：

邈矣黄轩，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经。德从风流，化与云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禅勒成。纷然凤举，龙腾太清。违兹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缨。遐而不坠，式颂德声。

（《黄帝颂》）

于休彭公，应运特生。穷神知化，妙物通灵。挹之不冲，满之不盈。韬光隐曜，混沌玄清。确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荡秽，离俗遗务。托神玄妙，游心泰素。享年七百，宝降其祚。惠我无疆，伦道作故。

(《彭祖颂》)

颂中的“彝伦攸经”、“龙腾太清”、“妙物通灵”、“混沌玄清”、“托神玄妙”等，语涉儒道，言及经玄，高歌圣德宏业，至此转向了神仙和隐士。牵秀字成叔，武邑观津人。古观津，春秋战国时为名城邑。丰厚的文化营养熏染着成长中的牵秀，而以美颂书写儒家之外的人事，是对颂这一文体的“开窗”， 让空气能够在颂中流通。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恰恰是燕赵地域文化的一种映射，这不仅是文体自身功能的变化，也是创作者以此文体表述不同价值观念的一种调整。

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魏晋时期文士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文学的前进方向：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下，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不容置疑的，但是东汉后期就已经开始的政治社会大动荡的现实，着实让士人们倍感苦闷、彷徨，心中正统的价值观在渐次溃毁，对人生、命运不安和惊惧，甚至是绝望。他们在辗转和希冀中，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而这些恰恰反映在了高歌圣德宏业的美颂之中。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种文体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审美效应的能力。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文体才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

阳刚之气

作家反映生活，实际上是表达对人生的看法，而作家笔下的文体也总是其人生观的一种折射，因为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审美趣味甚至审美理想都会与文体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通常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文体特征，它总会折射出作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社历史甚至创作主体的文化精神。燕赵作家的颂文中，有着强烈的坚强自信、勇敢果断和敢于承担的阳刚之气。

北朝齐文学家邢劭，擅长骈文，现存的文章多为应用文字，辞藻华丽，讲究对仗，史称其“所作诏诰，文体宏丽”。他的《甘露颂》以北齐文宣帝高洋巡至晋阳时，沿路多有甘露降下为祥瑞征象，借颂扬历代圣君御世时甘露降落的祥瑞，进而歌颂北齐政治清平。选词用语讲究，充满着阳刚之气，如“其三”中“广输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为表现明君大禹（实为高洋）的功业和伟大的成就，用“广输”、“堤封”、“北注”等，来体现帝王的“襟怀博大，四海为其疆场”，“四海”和“十洲”的意象选择大而刚，声调铿锵，充满着昂扬向上的气势。“其五”中的“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风轮蹍汉，毛舟沈河”，既用数字“九”来称颂其功业之大，又用“风轮（风教）”、“毛（毛公）舟（周公）”美赞其声教广播，感情强烈，富于感染力。再如“其七”：

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咏，挹水为乐。

以为玄黄，犹参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沟壑。

在“日月”照耀下的廓大的“宇宙”，百姓因受惠于帝王的德政而敲击鼓和缶这两种乐器来高歌欢庆。甚至众人取水之声亦成为欢庆的鼓乐，声响也同样动天。天玄地黄，何其之大，但是甘露仍润泽大地，这是上天对天下黎民百姓的安慰，天下黎民个个欣慰欢乐，作者自己也是如此。这里的“日月”、“宇宙”、“鼓缶”、“玄黄”、“天壤”等词汇的选取，相互比衬烘托，富有一种高尚的精神，这实为对高德宏业的追求，其中所蕴含的崇高之美既无矫揉造作之姿，亦无生涩含混之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格调刚劲，铿锵有力。

燕赵地区自古就有重信尚义、追求勇武阳刚的传统。《畿辅通志·风俗》对燕赵各地风俗的记录为：“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山高水激，风劲气寒，人性勇健，喜惇信义，故多贞烈。”“人多刚猛，而尚才勇，士好礼让。”商末的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公孙杵臼和程婴为救赵氏孤儿不惜忍辱舍命，以及司马迁《史记》记载侠客中成名于河北的豫让、荆轲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燕赵后人。邢劭为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生长在燕赵腹地，他就是在这种崇尚节义、阳刚勇武的文化环境中浸染成长的，其颂诗中的阳刚之美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样，崔瑗的颂诗中也存在着阳刚之美，如他的《南阳文学颂》中的“民生如何，导以礼乐，乃修礼官，奋其羽龠”，“无言不酬，其德宜光”等，词语干净利索，铿锵有力，富有气势。所以我们在研究颂文体时，不能不考虑到作者的成长环境、文化精神和文化视野。

从古代文学的实际来说，文体并不单纯是外在的形式建构，作者内在的传统文化意识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虽然一般认为，各种文体在语体、语势即语言表达方式上都有其特定的要求，正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不同的体裁各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文体不单是语言技巧的运用和表达方式的特色问题，它还是创作主体思想、性格、气质、心理、精神等因素的显现或标志。或者说，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以及作家个体的人格内涵乃至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因此，文体研究必然也必须要突破形式本身的局限，进入文化意识层面。

燕赵文化经过人们在历史和地域两大层面世世代代的传播、积累而继承下来，积淀形成了比较深厚、相对稳定且独具内涵的文化圈。与历史赋予的这些珍贵的艺术财富相比，当下境域中的人们对部分传统文体的珍视要贫弱很多。我们这里把先唐时期河北籍作家颂文的创作放在燕赵地域文化的视野下来进行审视，深入解读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实为一种思维视域里的构建实验，希望对深化燕赵文化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