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李国涛

作 者： 李国涛，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评论集《〈野草〉艺术谈》《文坛边鼓集》等。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么一句话，使我非常震惊，就想了很多。那句话是写宴会吃喝的，写那种丰盛。丰盛是美好的，但文章说“丰盛到罪恶的程度”。那是怎样的一种“丰盛”呢？丰盛而达于“奢侈”、“靡费”、“铺张”、“炫耀”，我们见过这种用词。何以至于罪恶呢？当年军阀张宗昌确有属于罪恶的行为，那是：“他在后宫藏娇四十人，其中既有中国姑娘，又有韩国、日本女人，还有两个法国少女。其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说，她是美国人。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这群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厢随行。”但吃喝，而且是正式的宴会，只就其丰盛而言，又何以至于“罪恶”呢？此一描写出于当年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书，那书叫《民国采访战》（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回忆录，记录了他自己在中国十五年的采访生涯。那十五年自1926年至1941年。1926年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军阀混战时期的最后一年，下一年，国民党军队就大体统一了中国。所以阿班曾目睹过中国军阀的威风和丑恶。我读他的《民国采访战》，在第55页上写到“狗肉将军”张宗昌的一次宴会，那次宴会他参加了，所以，描写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从席面上感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是这样写的：“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定造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五万五千美金。”五万五千美金也许现在并不算太惊人，但是在1926年它的购买力是相当大的。那时候山东省由于连年战乱，极度贫困，山东可是等待着这些难得的美元来赈济灾民的。一想，我就觉出那个“罪恶”用得恰当。这增加了我的语文知识。皇权统治下，历来如此。有一本新书《慈禧写真》（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后面写到慈禧的生活，其实也就是清代以及历代皇帝们的生活，也许当时人们都以为应当如此；不妨也在这里当做“罪恶”来说一说。慈禧的御膳房叫西膳房，包括五个局：荤菜、素菜、饭、点心、饽饽，各为一个局，这编制的级别也可谓不低。厨师们当然都是名厨，能做出的饭菜约四千种，轮流吃。按宫中习惯，她每天只用早、晚两餐，中间加两次点心。早餐的饭菜二十多种，晚餐一百二十种。问题是“无人奉陪”，只有太监伺候，她吃得下那么多？“罪恶”乎？这并不包括正式的庆祝筵宴之类。这且不去说它，因为那已属于封建时代的事，现已无人问津于此。

大约也在与张宗昌招待阿班相差不多的年限里吧，有几位大文化人访问苏联。我想起一本书就是法国人纪德写的《访苏归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那是最早于1936年出版的书，书中记载了他1935年在苏联的见闻，其中就包括当时苏联国内的宴会。那种宴会使人想到阿班所用的词：罪恶。当时苏联国内人民的生活其实与中国差不了多少，贫困和饥饿。但是请看他们的上层、官方的宴会，你分不清那和张宗昌的宴会有什么区别：“有时，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官方的应酬，摆脱了监视，去接触一下那些每天只挣四五个卢布的力工，要我怎么想每天为我举行的、我不得不参加的宴会呢？几乎天天宴请，冷盘就那么丰盛，还未等上主菜，一个人有三个肚子也塞饱了：主菜有六道佳肴，要吃上两个多小时，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多么靡费呀！一张账单我也未能见到，说不出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的一位旅伴非常了解物价，他估计每次宴请，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三百多卢布，我们一行六人，加上陪同共七人……”要花多少钱？还有：“原定八点钟的晚餐，八点半开始。到九点一刻，先上的冷盘还未上齐……到了九点半，我看见又摆上汤匙，端上蔬菜鸡块汤，还报了随后上的虾尾圆馅饼。还有鱼、各种烤肉、各种蔬菜……这种大吃大喝，我不仅厌恶，而且反对。这种宴席不仅荒唐，而且有悖道德——是反社会的。”因为这种揭露，在上世纪30年代所有文化人都以“左”为荣的时候，纪德曾被许多人讨伐。

法国的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过苏联，写了日记。他也不满当年苏联的那一套，但他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他说1935年后的五十年之内，不许任何人发表这部日记。后来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五十年到期了，我们才看到那日记。大体情况也如纪德所记。不说别的，只说罗曼·罗兰亲自参加的几次宴会。一次，“晚上四名党中央成员围坐在高尔基的饭桌前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个子很高，宽脸，天庭饱满，脸色苍白，露出病态和忧郁的神情。卡冈诺维奇个子高大，身材也更魁梧，但却露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显得与众人截然不同，但他绝不会露出懒散的样子；他静静地观察着，显得格外紧张。伏洛希洛夫个子不高，脸色红扑扑的，眯缝着一双笑眼，左顾右盼地瞧着，露出一副爱搞笑的大小孩的样子，在他眼里，任何小事都是无忧无虑地寻开心的机会。斯大林的性格十分诙谐，也爱开玩笑，但他的俏皮话往往显得很生硬，有点乡下人的味道……高尔基的口气要平和得多，附应着他们的玩笑，不时也抛出个笑料”。这种聚会是常有的事。他们吃得怎么样呢？“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有各种冷盆、火腿、咸鱼、熏鱼、鱼冻；有用小虾加鲟鱼烹制的热菜；有奶油榛鸡等菜肴。他们喝得很多，高尔基更是当仁不让。”罗曼·罗兰说：“现在是否又形成一个无产阶级贵族呢？”其实事实早已如此。还有更为尖锐的问题提出，在此不说，只说吃喝，由小见大，请读者思量。有的读者会问：“这里谈到高尔基，他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呀？”书里有这样几句话：“高尔基似乎与他的读者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也许他现在已被保护性的栅栏与读者隔开了，矗立这个栅栏的正是虔诚的秘书克留科夫，以及他本人那过分官方化的地位。”这就是一切。

我还读过泰戈尔的《俄罗斯书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那是1930年从苏联写出的十几封信。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由于宗教、饮食习惯的原因，苏联没有用那种“罪恶的丰盛”来包围他，他看到的是普通苏联人的贫苦。他能谅解在短时间内的这些现象，他也能了解“他们立志要在十至十五年内超过过去的一千年”。可是有一点他说得很恳切：“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也许到了1935年，纪德和罗曼·罗兰看到的，就是那种不能持久的结果：贫困到了罪恶的程度，丰盛也到了罪恶的程度。最终结果则是名为“苏联”的那个大伙房的解体——这就叫散伙，谁也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