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裴春芳

2008年元宵节前后，我在国家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偶然发现了沈从文先生发表在香港《大风》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其中包括《沈从文全集》未曾收录的《摘星录》一文，及已被收入《沈从文全集》，却被改名为《新摘星录》与《摘星录》的《梦与现实》。以此为据，我整理了佚文，并试写了校读札记《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40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文章刊发后，沈从文先生的佚文被确认无疑，我的校读札记却引起了一些非议，其中，最为坦率直言的是北大的商金林先生。

商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篇驳论文章，他想在我的文章中寻找出几个细节性的漏洞以建立自己的论点：为名人讳，否认名人情感的复杂性，否认作家情感经历与作品创作间复杂联系的研究价值。这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传统的纯文学研究，以及英美新批评方法都主张切断作家与作品的联系，这种选择自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不过，我所要揭示的，还是作家私密生活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诸种微妙联系，那种看似完全独立、纯粹虚构的作品具有的真幻交织的性质：作家是如何将自己的私密经验幻化入文学作品，使那些个别的、琐细的东西变为普遍的、人类的印痕。

商金林先生的文章，指出我文中的漏洞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张充和先生的生日，一个是张充和先生的肤色和假名。这是具体的问题，这里我可以稍作回应。

关于张充和的生日，商金林先生甚为看重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的《合肥四姊妹》中曾引用的张允和撰写的《王觉悟闹学》中的一句话：“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认为这“小四妹”就是张充和，间接说明她生于1913年。其实关于张充和的生日问题，《合肥四姊妹》一书始终是摇摆不定、含糊不清的，作者并未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第69页：“充和八个月大的时候离家，十六岁时才回家，并住了下来，此时她母亲去世已经九年了。”“充和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是1920年春，当时她六岁。”［张充和1930年回到家中，此段话间接证明她生于1914年（周岁六岁的算法），或1915年（虚岁六岁的算法），这句话与商先生所举的《王觉悟闹学》中的记述有出入，孰是孰非，待考］。参照《合肥四姊妹》第97页张家长子张宗和在母亲陆英十周年忌日前的两天所写日记注释：“1931年10月22日，刊于《水》第1期。”陆英的去世日期应该是农历1921年九月十四，公历1921年10月14日。如果这两段话可信，则可知，张充和女士应该是1930年10月14日或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四）之后才回到家中，这时她已经十六岁。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测，张充和应该生于1913年九月十四到1914年九月十四（农历）之间，或1913年10月14日到1914年10月14日（公历）之间。不过，关于张充和的生日，《合肥四姊妹》一书中还有另外的暗示，如第159页：“一九三六年，充和与南京的一个大曲社有往来，该社集结了很多社会名流并以此为傲。那年春天，充和刚满二十三岁，只是曲社中的小辈，但是她不肯屈服。”这段话，则暗示着张充和出生在春天，生于1913年（周岁算法）或1914年（虚岁算法）。

细察《合肥四姊妹》一书，则可以发现作者对张充和的生年生日虽付诸阙如，但也提供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有可能生于1913年、1914年或1915年。

对于我札记所引用的张充和夫婿傅汉斯撰，张充和译的《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中的材料，证明张充和生于5月20日，商先生似乎认为洋人自有洋习气，不可过于当真。但此文译者为张充和女士自己，也不可过于轻忽，况且此文最初发表在纽约华文杂志《海内外》第28期，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更早于《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我之所以采纳这段话中关于充和生日的说法，并不是认为她的生日是在阳历5月20日，而是因为一些中国人有将阴历生日在阳历此日过的权宜之计。

关于张充和的生日，近年来张氏主持的家谱资料和授权的访问记等资料，当然相当权威，并且很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金安平女士在张充和生日上的闪烁其词，也许别有苦衷。我曾查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相关档案资料，发现《国立北京大学二十三年度学生一览》（注册组编，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MC193401：1）第106页“试读”名单中有如下记录：

系别：中国文学系 年级：一年级 姓名：张旋别号：充和 性别：女 年岁：一九 籍贯：宁夏中卫 经过学校：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毕业 在平通讯处：沙滩新开路龙兴公寓 永久通讯处：北平西单十八半截中半壁街一号

《国立北京大学二十三年度新生名册》（1934—1935）（档案号：MC193401：3，材料形成时间：1934年）第11页有如下记述：

姓名：张旋 年龄：一九 院系：文学院国文系 备考：试读生

《国立北京大学1934年度各省学生一览》（手抄本）（二十三年十月编，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MC193401：2）第51页第六条“本册附注本校全体女生及蒙藏生名单”中记录宁夏省唯一一名学生的资料如下：

姓名：张旋 县别：中卫 系级：国一 入校年月：廿三年九月 年岁：一九 备考：试读生

该页眉批：“二十四年四月：改旁听。”

该册第90页附注“本校全体女生名单”中有如下说明：

张旋 籍贯：宁夏中卫 系级：国一 年岁：一九 入学日期：廿三年九月入学

据上述档案资料披露，张充和的生年该在1915（以周岁计）年或1916年（按虚岁计），虽以“张旋”之名入学，却同时以“充和”之别号示人。

至于商先生文中作为张充和生日参照的“大弟宗和”的生日，我也找到了一条线索，与《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的说法不大相同，不妨在此呈上，以供研究者参考。据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学校历年分省毕业学生名册（第一至九级）（1929年6月—1937年6月）》（清华大学档案馆，卷宗号1-2：1-082，文件页数80页）第9页中籍贯为安徽的学生资料披露：

姓名：张宗和 性别：男 籍贯：合肥 年岁：二十三 系别：历史 级别：八 毕业年月：廿五年六月

据此推测，张宗和的生年应该是在1913年（周岁）或1914年（虚岁），据商先生所引用的张氏家谱资料披露，张宗和的出生时间应该是在1914年5月18日。

而张充和的出生时间可能在1913年或1914年，或1915年的5月份，据说与其大弟的出生日期仅相差一天。至于这五月某日是阴历，还是阳历，现有的材料虽众说纷纭，但难有定论。

这里时间似乎出现了错位，令人费解的是，颇重视子女教育的张家，其季女张充和虽年纪较长，却晚于大弟宗和两年进入大学。如果是采纳商氏主张的充和女士生于1913年，则充和进入北大试读的时候已经二十一周岁、二十二虚岁了，与北大档案资料所披露的十九岁相差过远。当时充和虽颇受旧学熏陶，但并非名人，在出生年月中造假的动机实在难以揣测。如果充和的生年是1914年，周岁二十岁，压低一岁报名入学倒也较易理解。不过，晚年张充和曾承认的时间是生于1913年。这里面是否有刻意隐瞒的东西，现在无法判断。正是充和女士在不同时期对其生日有不同说辞的这种游移不定的做法，才给研究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在这些迷雾未廓清之前，对此问题应持谨慎态度。

商先生进而以《合肥四姊妹》中关于张充和的面貌经历的记述为根据，认为我误把“张黑女”之名“兆”冠“充”戴，并且把张充和入北大时的名字“张旋”误写成“张玄”。他忽视了我在文中所说的“张黑女”是汪辟疆与张充和在重庆唱和往还时对张充和的戏谑之称，且与张充和同在重庆礼乐馆供职的江南才子卢冀野明确指出“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她袭了黑女之名”。此外，据说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在言谈中，也曾提到张充和因肤色较黑，而被人昵称为“黑凤”（舒非：《汪曾祺侧写》，《生命乐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况且，人的肤色是会变的，纵然张充和女士的肤色较白，也不能完全排除云贵高原的阳光会将她的皮肤晒黑。是的，张充和在报考北大时的假名是张旋，但商先生说“《证》（《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40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一文简称——编者注）文作者把‘张旋’误写为‘张玄’，望文生义，把‘玄’解读为‘袭了黑女之名’，进而肯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张充和，这真的是‘自说自话’”，则是误把卢冀野所指出“张玄”就是“张黑女”，也就是“张充和”之判断归入我的名下，这是我不敢接受的。至于卢冀野所说的“张玄”虽然不是张充和进入北大时的假名，但“张玄”是否是张充和女士的一个笔名呢？因为我对她在抗战前后的散文写作缺乏研究，也难以遽然判定。不过，据卞之琳的意见，张充和曾经有一个笔名为“陆敏”，有其他的笔名也不是不可能的。

商先生的文章后面的部分，主要以《合肥四姊妹》一书为根据，并且根据中国家族关系的人情之常，推测张充和、傅汉斯与沈从文夫妇的感情一贯融洽无间，其间不可能有我在论述时所涉及的沈从文对张充和的恋情。这自然是我的一家之言，事实真相还有待于相关记述的进一步问世才能得知。不过，商先生文中也有几处疏漏，如将沈从文去世时张充和亲笔书写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误作傅汉斯的，如将在六七年前已经去世的傅汉斯称为迄今“健在”。

关于沈从文《摘星录》系列作品，虽然许杰和郭沫若分别斥之为“色情文学”和“桃红色文艺”，不过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知音。沦陷时期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柳雨生所写的一批小说已部分地模拟了沈氏上世纪40年代的此类作品；1949年春天的上海，一位署名杨和的作者，明确肯定了《摘星录》对性心理的完美描绘。他在《漫谈文学研究会——从茅盾·郑振铎·丁玲·沈从文到巴金·靳以》中称赞道：“沈从文却不免有时多用了点幻想力，因而他的小说虽是更完美更纯粹的艺术品，有时却不免太传奇化了。”“的确，他的文字有时也会流于浮泛，甚至走火入魔，可是，他的大部分作品仍然有一份凝定的自持，愈晚近他的雕塑似的特质也就愈坚定不移。在中国，坚贞的纯粹艺术家并不多见，他应该是最虚心也最固执的一个。他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文体家之一，但却与巴金不同，他是不可模仿的，因为他有一种野草闲花式的野气，primatie manner，一种真淳的生命力无可模拟。”“他的手法颇似传奇中神仙的点化，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术，说穿了其实也只是一点真诚，一点灵巧的安排后的真挚的呈现。他很少低回摇曳，只自觉地远离自我，可把自我的生命充沛在人物的心理生活里，完全融合无间。”“他有一种神奇的抽象，或者说一种人性的提高……”他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光耀的象征，一种心理意态的象征，单纯光洁得出奇，也就落入了不多的几个类型”。“我爱好最近发表的曾为一些迂阔的批评者骂为色情的《摘星录》与它的一些姊妹篇……《摘星录》有性心理的完美的描绘，性生活在这里完全是清纯的‘人’的自然生活。但我更喜欢《虹》这样的短篇，有一种苍茫的成熟气象，一种坚忍的思索在郁结着，仿佛一山青草，风来就会有宏大的声响。还有《绿魇》《白魇》《黑魇》（即沈从文的《七色魇》之分题，参见解志熙：《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与《“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困窘——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笔者注）这些试笔（Essay）似的不成故事的故事，凝结着一些沉思者的美妙成熟的思索与意态，晶莹闪光，使我想起了归田后的蒙田与手挥五弦的渊明那样的俯仰自如的姿影。”（《幸福》第25期，春秋出版社1949年版，第33-34页）

虽然我在《虹影星光或可证— —沈从文40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一文中初步探究了沈从文40年代小说中的爱欲内涵，提出沈从文曾对妻子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有着深挚的爱恋，不过这并非我写此文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我写此文主要是想引起大家对沈从文存废未明的小说《看虹摘星录》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可惜商先生的文章并未涉及这个问题。在2009年11月份的现代文学史料会议之前，我一直在尝试，也零星找到《看虹摘星录》系列作品最初产生的一点相关资料，比如沈从文于1938年9月，曾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和《大公报·文艺》上以“朱张”的笔名，发表了两篇短文《读书随笔》与《梦和呓》，即可堪称为其长期以来存废未明的集子《看虹摘星录》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