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林贤治

作 者： 林贤治，诗人，学者，主要著作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等。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陈天华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鲁迅

惊人事业随流水……

——黄兴

小引：纪念何为？

20世纪曙色初露，中国腹地爆发了一场革命，东方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向何处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是一出正剧，闹剧，还是悲剧？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我们的学者在海外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告别革命。”从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风潮过后，西方知识界开始向右转，革命受到质疑和否定。对此，美国学者摩尔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做出辩护说：“应当公正地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叙法，对革命暴力都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之深确乎十分可怕。把暴力压迫同暴力反抗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从斯巴达克斯、罗伯斯庇尔，直到现代，以武力反抗他们从前的主人的被压迫者，总是备受责贬。与此同时，正统社会日复一日的压迫，却在大多数历史书籍的背景部分一笔带过。甚至那些激进派历史学家在强调革命以前时代的非正义性时，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爆发前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这样，他们便非常不理性地扭曲了历史。”不是责难旧制度，而是百般贬损由这制度所激发的革命，真是咄咄怪事。

随着“告别革命”的口号滚滚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浊流泛滥于近二十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颠倒的历史画面，圣徒变成魔鬼，小丑化为英雄。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鲁迅当年不满于同样的情状所说的那样，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了，在战士的缺点和创伤那里，围绕着一大群嗡嗡嘤嘤的“完美的苍蝇”。

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

当然，一个专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种力量促成的，所谓“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勇于追求、热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个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的旧制度作殊死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焕发出集体创造的活力，历史的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以及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影响深远。

民国建立伊始，民主共和的观念虽然在社会底层中不见得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当借武力逞雄上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试图挑战它而复辟帝制时，他立即遭到举国的唾弃。对于政治寡头、僭主、独裁者，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一致的、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呢？可见这场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练，而且头一次，就把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力量表现了出来。

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转眼之间萎落了。历史出现反复，固然有革命者自身的问题，包括思想意识的缺陷，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幽灵的可怕，在于它可以化为革命的肉身出现，革命到头来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必须善于辨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共和与假共和。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鲁迅即使确信革命已经蜕变，对于革命的前驱者，乃至革命本身，始终不曾有过不负责任的指责；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遗产是珍贵的，所以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青年人看，而深恐失传。

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是“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大变局”之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想必我们会一再重逢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这些字眼的时代，正是一百年前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

从“自强”运动说起

世界上少有像中国这样具有辽阔的内陆，干旱、封闭，人民以坚忍著称的国家。几千年来一治一乱，王朝兴替，循环往复。清王朝到了乾隆皇帝逊位之时，已经开始衰败，即使有历史学者罗列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数据，从整体上说，依然无改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面貌。

马克思这样评价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40年，解体的时间开始了。马克思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是英国的鸦片加大炮，最早打开这个古老的密闭的空间。

这是中国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荣耻观。在他的眼中，中国乃“天朝上国”，居“天下之中”，所有国家都是藩属国，使节前来都要行跪拜礼的。想不到终有一天，朝贡关系变作了条约关系，自然是奇耻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次年，即1861年，咸丰“龙驭上宾于天”了。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从此登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治帝不过是体制的一个象征而已，权力一直掌握在这位阴鸷而强硬的母后手中。由于根基未稳，又缺乏治国经验，从身份来说她只能“垂帘听政”，这样，就暂时腾出了一个舞台空间，由恭亲王奕讠斤和军机大臣文祥，联合外省的几位封疆大臣，一起折腾他们的所谓“自强”运动。而慈禧则一面虎视眈眈，一面集结保守势力，随时准备出击。

“自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挨打后冒出来的一个新词。它最初用于外交方面，后来就跟办洋务联系起来了，所以“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先驱者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提出“用夷变夏”，而“自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他率先提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言议无足轻重，检验真理的最后标准唯是最高当局的实践。这时，奕讠斤和文祥有了明确的指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稍后，地方领袖张之洞写成著名的《劝学篇》，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整个洋务派的观点，也是贯穿晚清整个改革的纲领。“体用”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被确定为引进、购买、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地方督抚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充。对于一个专制政体的命运来说，中央政府处于强势还是弱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显然，现在的中央大权已经旁落，督抚们正好借助办洋务的机会，谋取地方利益，扩充个人的实力。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的倡议下，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由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购买机器，铸造枪炮船舶，并开设翻译馆。十年间共翻译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自然科学，45种军事和技术类，可知当时“新学”的趋向。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是有名的，打造了40艘船舰，所属还有船政学堂，培训干部，其中就有后来留英、作《天演论》的严复。继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开设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在上海和广州开办外语学堂，接着派遣留学生，尝试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等。随着曾国藩的去世，左宗棠赴任西北，奕讠斤遭到慈禧的惩戒而淡出政坛，李鸿章被调往天津，长达二十五年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但由于职地靠近北京而且得到慈禧的宠信，成了中国洋务运动的首席设计者和倡导者。

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的范围渐渐有所扩大，除了国防工业之外，轮船、铁路、开矿、纺织和电报等等高利润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开始时，企业都是国营的、官办的，接着有了官督商办，纯粹商办性质是后来的，而且比重很小。只要官方插手，所有企业必然带上官僚机构僵化的管理模式和裙带作风。官商结合加剧了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李鸿章据传留下4000万两家产，有可能是最大的“官倒”。他挪用300万两海军军费为慈禧修造早已被毁的颐和园，以致甲午战败，有人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对于改革，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动力，无疑也是一种阻力。它完全可以通过人事调动和政治决策进行直接干预，连同文馆这样的机构，慈禧也要“掺沙子”；她要在所有能够控制的机构内安插亲信，以牵制改革派。而改革派之间则又充满各种矛盾，“内耗”不断。

意识形态的阴影是巨大的。郭嵩焘是一个较为清醒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不谈练兵制器而主张“创制”，“通洋人之情”，为此饱受攻击；出使英国后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竟至于不敢入京。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因循守旧，人们害怕新事物。鲁迅记叙说，摄影从西洋传入后，男男女女都说是洋鬼子挖眼睛。然而，更可怕的是对于新知的冷漠态度，人们置身局外，仿佛改革只是当局和知识者的事情。

整个七八十年代，世界变化极大，霍布斯鲍姆称为“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1866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868年，日本改元明治，废除旧制；1870年，法国结束普法战争，成立第三共和。此时，中国的改革正在蹒跚起步。

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谁？是最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及智囊知识分子。改革的动力资源，全部来自体制内，这就有了一种制度的规定性。李鸿章对自强运动打了一个比喻，说：“使其强就此途也，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破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重。”意思就是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那结果，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

改革是一个魔瓶。而今，盖子已经打开。按逻辑发展下去，最终竟闹出一场革命来，这是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所以，有论者论及“中体西用”的发明者、中庸的改革家张之洞与革命的关系时，说是“种豆得瓜”。

同时代的托克维尔有这样一句近乎预言的话，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戊戌维新：一场流产政改

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条约签订似乎已经让惯于遗忘的中国人处变不惊。但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上下仍然无法承受这意外的刺激。日本，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东夷小国，中国即使如何战败也不能败在它手上。然而这是事实。而且，日本在谈判桌上显得那么骄纵、贪婪，除了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商埠和支付数倍于前的巨额赔款之外，还得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在内的大片领土。中国的“自强”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成效在什么地方呢？

最可怕的是，帝国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法国则声称华南和西南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时间，中国书报不断出现“神州陆沉”、“豆剖瓜分”一类字眼。中国人笼罩在一种亡国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只有当全社会感受到危难将至的时候，思想界才会变得活跃起来。最先觉醒的知识者发现：自强改革已经彻底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不敢触及现行体制。为此，他们呼吁：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必致亡国！

其实，有关制度改革的思想，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早就宣传过，只是不被注意。到了19世纪90年代，情况有了转机，作为西方的文化掮客，他们提供的西方的非宗教思想以及相关的知识，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他们发起成立一个叫做“广学会”的组织，在精英阶层中影响很大。广学会的出版物中，除了论述西方政治、历史及国际时事的相当数量的译著以外，还有一份十分流行的报纸《万国公报》，开了报界批评社会的风气。虽然，这些书报未曾直接挑战清政府，但是它的趋向是颠覆性的，饱含激进的内容，为中国的制度改革运送了必需的“军火”。康有为承认，他的变革思想，就是来源于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

中国的传统学者，总体上是昧于政治的，直到19世纪90年代还耽留在国学的故纸堆中间。有志于改革的是极少数，像冯桂芬、郭嵩焘这样明确主张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人物，在清政府中尤其罕见。不过，他们的思想，仍然免不了拖一条儒教的尾巴。曾经被清政府通缉而避居澳门的报人王韬，做过买办的郑观应，还有在香港写作的何启和胡礼垣，由于身份不同，显然思想更为彻底。他们从政治和道德方面质疑现行政体的合法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庞大的传统势力面前，也只好被边缘化。

在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当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了。比起别的改革派人士，康有为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位出身于具有理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的南方学者，从小就以“圣人”自命，要做“帝王师”。他继承今文学派的余绪，重新阐释孔子，所谓“托古改制”，目的在于为改革的正当性辩护。他解说孔子的“三世”说，据乱世为专制君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政体制，历史直线发展，最终通往“大同”社会乌托邦。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保国和保教，思想形式很传统，但是君主立宪作为一个政治纲领，在老祖宗那里是没有的，所以一出台，便显得咄咄逼人。

作为弟子，梁启超的知识视野比康有为更为开阔。这是一个带有政客倾向的狐狸型学者，天生的宣传家。他的被称为富有“魔力”的文字，对于传布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发挥了极为出色的作用，而且常常有所超越。不过，对于君主立宪的宣传和履践，梁启超始终忠实于老师的宗旨，不曾改变。

康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只是思想方面，主要在于政治行动，而且是集体行动。

中国知识分子有“上书”的传统癖好。康有为二十八岁时曾为译事向当时的广州总督张之洞上书，两年后在北京应试时又向皇帝上条陈，请求“变成法”。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甲午战败次年，中国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此时正值北京会试期间，康有为便抓紧机会起草了一份奏折，让1300名士子共同签名，敦促政府拒绝和约，着手改革。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与此同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变法维新的启蒙工作，即所谓“开民智”。办法似乎是模仿传教士的，一个是组织学会，一个是创办报纸。最早建立的学会是北京的“强学会”，开始活动时有不少中外名人参与，包括像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一类高级官员。强学会主办日报《中外公报》，免费散发，印数最多达9000份。接着在上海设立分会，出版《强学报》，时任南京代理总督的张之洞在经费方面曾经给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所有这些带有颠覆性的活动，不可能逃过政府当局及其意识形态的监控。1896年，学会报纸均遭取缔。

当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在京沪受挫之后，开始转移到湖南，长沙随之成为精英集结的中心。

自19世纪90年代起，湖南有两位学者官僚吴大澂和陈宝箴在省内相继主政，湖广总督是改革家张之洞。外交家诗人黄遵宪任湖南盐法道，代理过按察使，他曾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会员。还有任湖南学政的江标，到过日本，也曾参加过北京的强学会。在这批人物的经营之下，湖南无论是经济、技艺、文化教育，都很有点革新的气象。

1897年秋，时务学堂创立，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被聘为总教习，《湘学报》主笔唐才常和《仁学》的作者谭嗣同协助他讲课。这些青年激进分子聚集到一起，把西方的知识和思想灌输给学生，还印制禁书《明夷待访录》和《扬州十日记》，向校外秘密传播。

这个时期的梁启超相当激进，当他得悉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甚至向陈宝箴提议，如果必要，湖南应脱离北京中央政府而宣布独立。他表示，如果不能推动改革，唯一办法是以日本萨摩和长州为榜样，同中央政府分离。明治维新就是从萨摩、长州等少数封建领地率先实行变革，然后推及全国的。这种反对中央的自治思想，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

1897年冬，一个颇具规模，被梁启超看做地方议会的组织“南学会”成立。这时，维新的队伍出现分裂，温和派开始对激进派产生畏惧，于是结合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施与攻击，最后，连地方最高长官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张之洞下令辖下官署和书院停止订阅维新报纸，还特地写信警告湖南官员；陈宝箴奏请朝廷烧毁康有为著作的木板，并且禁止再版；御史向朝廷陈奏，必须以强硬手段对付维新派，还有学者甚至要求将康梁处以死刑。

湖南的维新运动失败了。在一个集权国家里，地方就是地方，是不可以挑战中央的。

1898年，即戊戌年初春，康有为重返北京活动。他再次上书政府，要求变法，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的发展非常顺利。一、大气候影响小气候。国际环境且不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对统治者来说颇有压力。二、偶然因素，就是关键的人物翁同龢和光绪皇帝本人。

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和心腹顾问，倾向改革。他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推荐给光绪，引导光绪赞成维新。光绪到后来居然不满足于阅读汉人的著作，包括陈炽、汤震等维新派著作，要跟同文馆的教师学习外语，以便日后直接阅读西著。如此看来，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康有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是有兴趣的；加以翁同龢举荐，于是君臣间便有了历史性的会见。

首先，皇帝下令总理衙门安排李鸿章、荣禄和翁同龢等高级官员接见康有为，接着正式宣布变法，突召康有为入宫。首次陛见之后，康有为被赐予总理衙门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并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特权。

光绪决心大力推行维新活动，从6月11日至9月21日，一百天内接连颁布一百多道上谕，可谓紧锣密鼓。改革的范围除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之外，还有政府机构包括要害部门在内的调整。教育改革比较大胆，取消了八股文考试，代以时事和实学的策论，实际上是以考试标准改变教学内容，此外就是各种学堂的设立，著名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时创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数机构改革了，一批政府衙门被废除，一批官员被黜退，而另外一批激进的青年改革家受到重用，像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被调至军机处任章京，参与审议和制订政策。

为皇帝陛见所鼓舞，康有为又陆续呈上二十多件奏折，提出各种具体的建议。从公布的变法诏书看，康有为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只有政改方面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等被悬置起来。等到9月中，光绪竟然宣布可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然而，就在这时，丧钟轰然响起。

按常理，光绪不会不知道，他根本不是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像政改这种大事，怎么可以忘记帘子背后的那位老人的存在呢？无论如何，改革只能限制在让老人感觉到个人权力不被触犯的程度。而且，她的个人权力，是与满朝元老、既得利益者、特权集团的安全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朝廷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由她提擢，大家看到，虽然她早在1889年宣告退休，但是实权仍然掌握在她手中。史家有所谓“后党”和“帝党”的说法，如果“后党”是指以慈禧为核心的保守势力集团也未尝不可，但“帝党”明显被夸大了，严格说来是不存在的。除了后来的一小撮维新狂热分子，在太后仍然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哪一个政客愿意把赌注倒押在光绪那里？何况，光绪帝还有一个王位的正当性问题。同治死后，他并非法定继承人。他是慈禧的外甥，和大行皇帝同辈，按王朝的继承法，皇位不可以在同代人之间传承，只是慈禧出于摄政的需要，才把他置于这个尊荣而尴尬的位置。只要慈禧动一下小指头，他随时都会摔下来。

在专制国家里，军队实质上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个人的；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胜利者。6月15日，翁同龢在慈禧的压力下被黜退；就在同一天，慈禧的宠臣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统领华北一带咽喉之地的全部军队。这个时间并非巧合，但是，作为一个极为危险的政治信号，被光绪忽略了。

9月21日，慈禧把光绪软禁了起来。同一天，她宣布重新当权“训政”，月底突击发起一场清洗运动。许多康有为的追随者遭到逮捕、监禁、革职和流放，谭嗣同等六位青年维新分子，所谓“六君子”被处死，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本人逃往香港，著作被禁；梁启超流亡海外；光绪帝在此期间所发出的多数关于改革的上谕，一律宣布无效。朝廷同时发布禁令，禁止结社，关闭政府出版社，下令逮捕上海、汉口和天津的出版人和编辑，禁止就国事上书。

维新运动在血光中结束，史称“百日维新”。

有人分析说，维新派改革所牵涉的面太大，甚或指责说不讲策略，操之过急，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只要是改革，就必然破坏部分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改变既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就是说，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改良主义者倡言改革而反对革命，据说改革可以避免暴力和流血。戊戌变法不是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吗？结果怎样呢？合法性暴力往往为学者所忽略，他们从来不防暴政而防暴民，所以才有了貌似平和、其实是为有力者张目的主张。不问国家和制度的性质，就预设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改良方案，事实上只能是欺人之谈。

关于中国的改革，鲁迅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新政改革：帝国的绝唱

已经开启的改革不能不继续进行，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改革愈往前进行，阻力愈大。自然，保守势力愈是阻碍改革，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强；而且愈往后拖延，付出的代价愈大。

在“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以为依靠镇压和权谋两手，就可以抚平政局，恢复稳定，想不到黄河决堤，华北大旱，教案蜂起，拳民闹事，乱象丛生。特别是后者，被山东巡抚尊为“义和团”的大批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进入京津，滥杀传教士和教民，以至使用洋物如纸烟、火柴者，外国使馆和外国人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力支持这种“完全民族主义”的行动。当西方列强组成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兴师问罪时，慈禧竟然决定“向各国宣战”，命令政府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使馆区。结果，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继前次同咸丰帝一起避难热河之后，再次挟持光绪逃往西安，创下中国统治史上同朝皇帝在外敌面前两度逃离京都的纪录。

据说慈禧为此懊悔不已，因为她缺乏政治判断力而过于听信端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意见。这个昏谬无知的家伙，在签订了《辛丑条约》，且应列强“惩办祸首”的要求，杀掉一批随她主战的宠臣之后，为了挽回形象，不得不在天下人面前下了“罪己诏”。

改革的压力随着政治灾难的降临而有所加强。压力不但来自各省督抚，连列强也在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特别是宪政改革。1901年1月29日，经慈禧指示，皇帝发布“变法”上谕，改革得以重新启动。

戊戌变法是由光绪帝按照康有为的蓝图推动的，而这次新政不同，改革的总设计师换成了慈禧，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慈禧在骨子里头是反对改革的，她对西方事物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所以赞成改革，或者是迫于形势，或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目的在于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尤其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张之洞在一封致一位军机大臣的电报中透露玄机：“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遗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由此可见，这种形式主义的改革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成果。

满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在教育、军事、经济文化方面，比起自强运动和戊戌维新阶段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美国学者卡梅伦把新政改革的上谕称为“改革运动宪章”，任达则称新政为“革命”，甚至说，晚清改革所发生的转变，“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持久性方面，是直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所无以伦比的”。仔细分析，可知言过其实。

改革的波及面确实比较广，但是流于肤浅，无法深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及同步进行，来自不同领域的改革难免互相牵制。尽管改革的项目不少，但大半是洋务运动时代的扩大或顺延。按照海外学者徐中约的说法，新政最大的成绩只此三项：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校、派学生出国。此外，当然也还可以列举一些，比如官制改革、军事制度的改革、新兴城市改革，其中包括裁撤冗衙，组建新军，建立警察制度等。不过，应当看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出于统治者减负维稳方面的考虑，目的在于强化国家机器，扩大国家权力，而非出于社会改造的根本性规划。

就拿徐中约所说的三项来说，数字是可观的。从1905年到1909年，官办学堂从3605所增到14301所，公办学堂由393所增至32254所，私人所办学堂由224所扩至5793所；课目新增中外历史、地理、外语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如数学、理化等。1900年以前，留日学生仅几十人，1904年已近2000人。但是，在数字背后，清政府的“看不见的手”却无处不在操纵和遏制。新学堂废了科举，却还要举行祭孔，还要朗读和讲授“四书五经”；礼堂课室都要贴上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作为基本原则，规定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1902年，政府派遣一位专事监督的官员到日本，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涉及政治的报刊，或有破坏国内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要求日本方面协助监管。1906年还拟定了一项决议，要求派至日本的留学生必须是精通“国学”经典的学生。科举制废除后，学堂仍可授予毕业生以相应的进士、举人和生员的学衔。这些毕业生，包括留学生，优先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并占有重要职位，代替传统的有功名者。正如1904年皇帝钦批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那样，新制度的目的在于培养接班人，即“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

表面上看来，政府很重视政改。新政的上谕一下来，随即创立政务处，收集并审查官员关于政改及行政管理的意见。1905年12月，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分别到日本和欧美考察，回国后立即汇报，研究，讨论，还成立了考察政治馆，决定采取立宪政体，并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其实，一直拖到1908年8月，才出台宪政计划；按计划，还要等到九年以后（即1916年）才能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这就是任达所说的“持久性”。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否定清政府“中国的开放”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开放，而是让步。他提到早期的东突厥斯坦同浩罕的协议，是一种驯服蛮族的操演，即拿地方性的经济让步换取边境的稳定。而1842年至1843年同英国签订鸦片战争的协议，与此是十分相似的，无非是把内陆的经验应用于沿海地区而已。他指出，归根结底，满族统治者是把他们的王朝利益放在首位的。后来的改革，其实也一样，只是修复、填补已然毁损的政治机制，而不是致力于改变制度的基本架构。另一位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设想，如果中国没有内战，以及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急剧恶化，像李鸿章等的军队和江南制造局之类，统统都要解散。

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或者说，中国改革难于仿制西方的制度，就因为“百代都行秦政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它的完善、成熟的程度，致使任何改革都近乎儿戏，无法从统一性中衍生出多元的观念和制度来。晚清的改革更是如此。它是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出现地方分权趋势时才开始发动的，因此，在改革中收回政治军事权力并加以强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的事。

从最高统治者到政府大员，所有权力都是由继承、封赐和垄断得来，如何可能做到为民所用？集权而非分权，甚至没有“民权”的立足之地，叫什么改革呢？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家，居然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而督抚也都一致取反对的态度。对于这样的改革，无怪乎当时有日报批评说：“庚子以来，迭诏维新……而外则言词奋发，内则腐败更甚；名则革旧趋新，实则顽持而已。”

新兴知识分子及其分化

从自强运动开始，随着改革的进行，东西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愈来愈频密，战争也不失为一种交流，致使观念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过去的青年士子，在现代学堂和国外留学生涯中迅速蜕变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异常的政治气候中成长，普遍培养了一种叛逆精神，蔑视传统权威和现行政府。最可怕的是，留学人数愈来愈多，19世纪90年代以后，留学生每年以数倍人数剧增。他们办报刊，组织演说，成立各种社团，发动国内学生传播“危险”思想。

最早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潜在威胁的是清政府，但是此时，它已无能为力。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陈腐的儒家教条，再也拿不出具有煽惑作用的理论。到处是星星之火，且有燎原之势，国内已经应付不暇，如何可能顾及海外？从这种左支右绌的情况可以看出，战争大大消耗了政府的元气，它的执政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弱势政府的存在，使环境变得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活动更趋活跃。

梁启超提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知识分子深知观念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革命就是观念的革命，而观念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并加以传播的。甲午前，国内译述均为兵学和医学，战后则“以政学为先”。一批重要的西方政治著作经日本留学生引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密尔的《论自由》等都有译本，且被多家书局翻印。维新派专门编撰了《西方书目表》和《日本书目志》，以指导国民阅读。19世纪介绍西学的书籍共有571种出版，其中译著为465种，可见追求新思想的热情。

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风靡了中国知识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改造，突出种群之间的生存竞争的内容，益增了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优胜劣汰”的警告，成为知识者进行社会动员的最常用的话语工具。

最有效的宣传普及工具是报刊和小册子。维新运动产生了大批报纸和杂志，从1894年至1900年，全国报纸有216种，杂志122种；19世纪最后十年，仅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就有将近170种报刊。近代报业产生了一代志士型的报人，他们怀有一种共同的启蒙民众的使命感，开拓出清末的政治报刊业；如《民立报》所强调的，“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他们推动中下层社会的读者进入批判性的公共空间，致使“‘死守祖国，抵抗异族’之言，喧传于里巷，‘自由不死，民权万岁’之声，阗溢于道途”。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刊出之后，不到十年，翻印20多个版次，印数超过100万册。那种议论时事的风气，正所谓“旧藩顿决，泉涌涛奔”，“万流潏沸，不可遏抑”。

19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分为两大派：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首，改良派的领袖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职业革命家。1894年，他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后赴日本，在华侨团体和留学生中开展革命工作。1901年，由他资助秦力山创办《国民报》，首次把革命和“排满”口号结合起来。1905年成立同盟会，并创办会刊《民报》，他亲自撰写发刊词，阐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由曾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的章太炎编辑，其中的革命言论，在留学界和国内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在尊孔保皇的老路上越走越远。1899年6月，他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汲汲于各种活动，随后在日本创办会刊《新民丛报》，而实际上宣传君主立宪的任务，仍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青年时有反清思想，在湖南期间，大谈“种族”和“民权”；到了日本，又成了倡行“破坏主义”的狂热分子，还曾一度计划与孙中山联合。但当1903年去了一趟美国之后，他从此便成了一位彻底的立宪主义者，不但绝口不谈革命排满，反而攻击曾经醉心的共和政体。这样，《民报》与《新民丛报》大打宣传战，已是势不可免。

两派论战集中于革命与立宪等政治问题，其中又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改良派认为满汉矛盾是次要的，甚至说没有“根本性冲突”；革命派则认为，满人是侵略者，满汉不两立。相对于革命派将满族“他者化”，康有为早就提出“合同而化”的思想，认为儒家文化可以同化汉以外的民族群体，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所以提出“满汉不分，君民同体”。梁启超在理论上对单一民族国家进行检讨，他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提出“大民族主义”的治国方案，为“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的优越性辩护。他否认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反对将政治革命作为唯一手段，种族革命、社会革命在他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而革命派认为，不进行种族革命，则不能立宪，因此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他们把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统一起来加以论述，有关“排满”，其实已经超越了明遗民的思想，是接受西方的“人种”学说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国民报》有文章说：何谓自由？不受压制就是自由。压制分内权和外权压制两种，其中脱君权压制而获自由，如法国；脱外权压制而获自由，如美国。凡受君权压制而不像法国人那样行动，受外权压制而不像美国人那样行动，都不能算“国民”。

改良派反对革命派的共和国方案，极力攻击革命派的理论根据，即卢梭的“国民总意”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革命派则以“天赋人权”为依据，强调法国大革命所张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即法的精神。关于共和，梁启超有“程度不逮”论，认为国民的共和资格必须由开明专制或君主立宪养成，质疑人民管理政治的能力。《民报》却发表文章说，统治者绝不肯放弃特权，因此要清政府实行立宪，等于“求鱼于樵，求木于渔”。有文章特别强调，革命是立宪的必经之路。文章再度颂扬革命，认为革命不但是“争权利捍卫生命之通则”，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陈陈相因，积弊不扫”，更需要一次“毁屋而重构”的大革命。文章还特别指出，革命并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所谓革命，不是破坏的代名词，一面破坏一面必相继以建设。如果仅有破坏而无建设，仅仅在于号召如何将王侯将相通通杀掉，就不能说是革命。

论战还涉及革命恐怖问题，社会革命问题，民生问题，土地问题。双方论战文字不下百余万言，两派在海外的二十多家报刊同时投入论战。论战的结果，革命声势大张，当时就有人发表诗作云：“人间从是应平等，谁敢低头颂帝王。”

然而，直到21世纪，我们的学者还在振振有词地讨论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的问题，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反刍历史而已。

改革制造出来的颠覆性势力

18世纪、19世纪，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内，一些民间社团开始陆续出现。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同乡会、各种行会，还有不同的工人团体和派别、秘密社团和绅商组织，政党就是在这些城市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革命党成立较早，且带秘密性质，跟后来公开成立的政党颇不同。梁启超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政府不但制造了革命党，而且制造出新知识分子、新军、绅商集团，对政府来说，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力量。

改革潜伏着一种“弑父”情结。

严格说起来，同盟会算是最先出现的革命党，除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之外，还有明确的政纲，有指导全党的主义。所谓“革命党”，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包括武昌起义前夕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事实上是一批带有一点会党气质的革命团体。在那个专制时代，革命与会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在美国，就曾加入洪门。从1895年至1908年，革命党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通过会党发动的，可以说“无役不从”。

清末全国共有两百多个不同名目的会党。政府视所有的结拜组织为异端和叛乱，对群体事件的镇压，其严酷甚于明朝。因此，这些民间的反抗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从活动方式来说，它们与革命党有某些相同的地方。革命党与会党临时结盟，除了同为秘密团体，首先是因为反政府，反体制，崇尚暴力斗争。而且，会党本身就是一支现成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供利用。后来的武昌起义，陕西独立，湖南、上海等地光复，都有会党参加。

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它的核心阶层甚至基本队伍都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大量权威性的传统话语联络会党，又通过会党连接社会下层。然而，这种同盟是不稳定的。他们发现，虽然会党可以成为平民革命的基础，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认同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会党的成员多有“水浒气”，反现代性，盲目排外。因此孙中山指出，对于会党，联络利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以领导和整合。

问题是，这种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党，很容易染上会党的病症。1913年，孙中山组织革命党时，要党员盖指印效忠于他。朱执信提出关于“革命何以要服从个人”的问题时，孙中山回答说，服从个人即服从主义，“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

武昌首义成功，主要依靠新军。一声枪响，“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所指也是新军。

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一支是中央政府派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一支是由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清政府鼓励各省积极训练新军，将因镇压太平军而兴起的地方武装转化为职业军队，原先的目的不无抵御外侮之意，后来纯粹为了维稳。

这些新军多由德国和日本军官训练，各省新军中，留日或受留日学生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到日本接受训练的军人，多数思想激进，有的原本就是潜入的革命党。如后来被袁世凯杀害的吴禄贞，他由湖北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在日本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回国后，升任新军的几个要职。这些归国学生利用各种形式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学习会学习，包括学习文化。从新军的情况看，湖北在1905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革命活动的温床了。

可是，民国成立以后，新军逐渐为私人、集团、政党所利用，蜕化为军阀的工具。袁世凯被称为“军阀之父”。除了北洋集团，还有逐步形成的直、皖、奉、晋、滇、桂、黔、川、粤、湘、五省联和直鲁等十多个军阀集团，这些集团以私人及宗法关系为纽带，形成网络，实行传统的家长制专制统治。

孙中山生前指出，整个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当时不只地方，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中国的整个行政机构，都为政治化军人所操纵。随后，蒋介石引进苏联治军的机制，使国民革命军变成“党军”，终至于成为军阀政治的终结者。

“士绅”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发明。这一阶层，源于唐朝的科举制度，目的在于削弱汉代以降的世家贵族特权，但也产生了新的特权。这些有功名者与地主相结合，在地方发挥独特的社会整合和调适功能，特别是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功能，是基层维稳的关键性因素。

至19世纪，中央政府与地方士绅长期维持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士绅的政治理念西方化，使地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文化秩序的约束变得松弛。1840年以后，中央出于统治的需要，允许上下层士绅合作组建私人军队，结果尾大不掉，反而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19世纪90年代以后，士绅集团出现分化的现象：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有的与军队结合，形成现代军阀；有的与秘密会社联络，其主要部分仍然乐于充当地方领袖的角色，拥护中央，维护安定团结。

据市古宙三的说法，中下层的士绅比上层士绅保守，新政的推行也并不见得给他们带来好处，倒是省一级地方士绅从中获益，谘议局的成立，明显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朝士绅反对革命，也反对改革，害怕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而在野的上层士绅，则希望在朝士绅让出更多的权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治格局；其中有少数激进分子，甚至不相信新政改革可以达到目的，非进行革命、改变政体不能自存。

士绅阶层一旦动摇，就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

新政改革期间，共创办了一百多家民族资本企业。1902年，政府颁布商法，商会应运而生。截至1911年，川、粤、桂、滇、黔、湘等省外，各省累计总商会34个，商会达616个。比起行会，商会的规模更大，且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性质，上海商团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武装团体，积极参与立宪活动，热衷于地方自治。武昌首义后，它不但投入上海起义，还派员支援江苏地区的革命。在全国，参加革命的商团还有好多个。

商会领袖对地方事务有发言权，所谓“绅商”，就是商人与新兴士绅结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共同致力于地方开发，兴建新学校，投资矿业，修筑铁路，加快地方改革。

谘议局是城市上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最新舞台。作为地方议会，它由各省士绅和地方官员决定选民数目，代表由各地方行政单位选出。从统计数字来看，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在谘议局中占有绝对优势。至于资政院，国会的前身，则由5%的谘议局议员构成。地方士绅支持议会君主制，目的在于将地方到国家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他们手里。

但是，按规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这就构成了官员与议员，即所谓“民意代表”之间的潜在冲突。

当时有言曰：“亡国有三妖”——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和谘议局。后者其实就是绅商势力。这几大新兴势力集团之间的结合、互动与重组，决定了实行新政改革之后的政局，直至清政府的覆亡。

赖特曾经说过如此警策的话：“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群体性事件：立宪运动与保路风潮

《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晚清最后十年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但是，就在1908年以后几年，形势急转直下，大帝国加速奔向衰亡。

维新运动时，大部分上层人士，包括士人，都认为康有为过于激进，现在，新士绅却变得急躁起来，抱怨政府的改革步子太慢。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普遍影响了中下层群众的生活。对现实的不满，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暴力事件。据调查，1909年发生113起，1910年285起，到1911年更为频密。在大规模的骚乱平定之后，事件的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更多。当时，这类群体性事件被称为“民变”。奉命带兵镇压广东连州反抗钉门牌骚乱的左绍佐在日记中写道：民众“冤仇结于骨髓”，“民气之悍，民心之愤，已成危象”。1911年9月3日上海《时报》评述也说：“今日中国之乱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其危象真不可思议。”

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现代社会是强怨恨社会，其实也是高风险社会。尼采说，怨恨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寻求价值的。当民众的怨恨累积到可以接受参与暴力的程度，可以接受倾向于革命的意识形态所创造的新价值时，革命就要爆发。

在格尔和詹森这些政治学者看来，政府的权力若要稳定，就不可以脱离大众的价值共识而施加有组织的强制力。社会中多数人的不满和反对始终是可怕的，它将使现存的政府权威丧失正当性，而按照“人民主权”理论，在本质上也是不合法的。

社会怨恨成了判断一个时代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爱德华兹将革命比作某种热病，说在革命爆发之前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中会出现骚乱的迹象，它们是医学上的前驱症状的信号；对敏锐的诊断医生来说，这就是疾病来临的迹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症状自己会充分地显露出来，这时，我们就可以说：革命的热病开始了。

清政府在覆亡之前，经受了两次运动的沉重打击，也就是说，出现了两大症候；或者可以说，在一个症候群中，有两大症候是致命的，这就是立宪运动和保路风潮。

日俄战争后，“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载泽明确说：“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1908年前后，政府内外的立宪主义压力剧增，这时端方也说，加速颁布宪法，有益于“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显然，官方把立宪看做是维稳的一种权宜之计。立宪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现在，则是由一个专制政府也即无限政府自行立宪，以约束权力。正当立宪进入正题的时候，慈禧病死，光绪也随之神秘地死掉，于是整个立宪工作，只好由慈禧指定摄政的醇亲王载沣接班进行。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这个宪政改革的指导方针在继起的宣统年代也是不会改变的。《宪政大纲》用十四款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对皇权不加限制；关于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计九款，所谓权利，其实是最基本的，并且附加了严格限制的条件。关于官制的厘定，当时有“五不议”之说，即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公开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早在1906年，江南士绅立宪派领袖张謇、汤寿潜等便率先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两湖、广东等多省也成立了立宪团体；梁启超等人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彼此呼应，不断向政府施压，推进立宪运动。《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等法案，都是他们到京集体请愿的结果。

1909年秋，各谘议会正式开幕。闭幕前，张謇发起谘议局联合会，邀请各省选派代表，于年会闭幕后到上海共同商讨促请政府提前召开国会。11月初，16省的代表55人齐集上海，先后集会8次，议决唯有要求政府立即召开国会，才可显示团结，收拾人心，既可免瓜分，又可消除革命。于是，就又有了1910年先后三次的集体请愿活动。

三次请愿的声势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请愿书措辞强烈，颇近最后通牒，意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我辈将行革命。政府的态度也十分强硬，随即下谕以武力相威胁，解散请愿团体。10月初，为了回应代表的要求，下诏准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为六年；国会未开之前将官制厘定，设立内阁。至此，仍有一些立宪团体继续活动，计划第四次请愿，遭到政府的镇压。

新内阁公布时，舆论大哗：总理大臣之下多设了两位协理大臣；13位大臣中，汉人占4位，满人8位，其中皇族占5位。立宪结果是大大倒退，报纸讥之为“皇族内阁”。

请愿失败后，立宪派人士联合抗议，发表《宣告全国书》，指“名为内阁，实则浑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又发表《通告各团体书》，决心继续聚京请愿，“伏质帝阍，竭力呼吁”。与此同时，组织“宪友会”，宣称所以结为政党，是“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

老牌立宪党人梁启超一直为立宪奔走，保皇会也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为配合运动，作《宪政论》等，达数十万言。然而，到武昌起义前数月，他承认政府已腐败透顶，不革命反比革命的理由更不充分，说革命有如毒药，“毅然投之，尚可于万死中求一生”。而在立宪派人士中，也确有少数转而支持革命。上海总自会负责人沈懋昭进京谒见庆亲王奕劻，请速开国会，遭到拒绝，叹息说：“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

潘恩指出：“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换言之，宪法是先于政府的，宪法是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依这种方式对它加以限制。可是，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是由一个不正当、不合法的政府来主导宪政，限制人民的权利。立宪派人士的问题在于，他们认同这种政府行为；作为所谓的“民意代表”，他们要以最权威的法律形式将政府以及它的政治行为合法化。

革命派不同。他们早已表明，不革命不能立宪，就因为由一个专制政府立宪已然失去宪法的最初理据。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立宪，反对的只是由满清政府立宪。他们所以主张先革命后立宪，就是要实行“民主宪政”。所谓“民治”、“民享”，民治是人民自治，大众民主，是宪政的基础。在后来的革命时期，他们制定了《鄂州约法》，再后来成立政府时，还制定《临时约法》，都是对革命、对政府和总统的权限主动加以限制。在立宪运动中表现开明、行动积极的袁世凯，做了临时总统之后，处心积虑要废除《临时约法》，就是因为民主宪法可以随时剥夺权力者行使权力的自由。

改良主义者、立宪主义者喜欢标榜英国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康梁是最早的膜拜者，至今大群追随者仍然为之鼓吹。他们制造神话，说英国通过和平的民主程序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为了反衬英式的优越，还常常把法国革命拿来当陪衬，极力渲染革命的恐怖。其实，英国的立宪是经历了由下而上的市民革命运动的。摩尔指出，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并非起点，而是从1640年代延续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个革命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清教徒革命、国内战争、处置国王查理、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克伦威尔专政以及王政复辟等阶段。

近年来，从西方到东方，自由主义学者都在推销“精英民主理论”，倡行宪政，告别革命，标榜英式代议制民主，反对直接民主和公众参与。美国学者佩特曼曾经不满地指出，近来的“民主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总是在强调大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危险性。相反，她认为，危险正在于仅有少数精英有权参与政治，或保有参与的兴趣，而大多数公民对政治反应冷淡，因为这是维持现有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她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当有公民的参与。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要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等。

保路风潮的兴起，追究起来，同样与政府缺乏民主决策有关。

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金的赞助下，许多铁路修建起来。但因此，中国利益也蒙受了很大损失。地方绅商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同时希望从中获利，所以在新商法的规约下，试图从西方投资者手中买回建路权。收回路权运动有过几次成功的先例，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将粤汉铁路从华美合兴公司收回，由两湖和广东各省自建，其中，川人也有权修建汉口至四川的铁路。但是，政府一方面迫于西方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愿路权落入地方士绅手里，在邮传部尚书盛宜怀的建议下，决定将铁路干线国有化。1911年5月，粤汉、川汉两路正式收归国有。

四省的士绅和民众强烈抗议国有化政策，对“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做法感到愤怒。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发起组建“保路同志会”，动员各省谘议局主持公义，同时派代表团进京请愿，弹劾盛宜怀。

北京政府不为所动。这种顽固不妥协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四川民众，8月24日，万余人在省会成都集会，决定抗税，罢学、罢市，还在曾把自建铁路权颁给他们的光绪皇帝的灵牌前致哀。新任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士绅代表，军队与民众之间公开爆发冲突，民众中有32人在打斗中死亡。

从此，政府与川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保路斗争从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与政治密切相关。保路会办了几份报纸，蒲殿俊亲任编辑，把铁路问题同宪政宣传以及其他政改问题结合起来。《保路同志会公启》要求“勿暴动”，斗争口号“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都是来自光绪的变法上谕，可见谘议局领袖和保路会会员原先并不想推翻清政府，只想政府适当让步而已。

问题是，政府断然拒绝了第二次忠诚。9月7日，四川总督以借铁路问题谋划独立运动为由，逮捕了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政府的强暴行为立刻引发群众示威，反抗之火迅速蔓延，全省有一批县城宣布独立，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此时集中救火已无济于事，政府做出全部赔偿铁路投资的承诺为期太晚，示威活动持续进行。中央从湖北调动军队前往四川，任命大臣端方指挥镇压，结果在资州毙命。这时，除了同盟会领导的民团之外，还有大批参加骚乱的农民、土匪、走私者，包括旧式巡防队，多达十万之众，直如决堤之水，很快打垮了政府军。

对于这一段时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描述说：“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唯恐不力。”面对全国的形势，当时的一位川人领袖有此声言：“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

革命：偶然与必然

1867年7月21日，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闲聊，预测清王朝可以维持多久，结论是：五十年。赵烈文的理由是，天下治安一统的时间太长，至今没有分裂，是因为风气未开；但只要“抽心一烂”，势必成“土崩瓦解之局”。想不到一语成谶。

帝国的专制，既支撑了它也破坏了它。与其说它的灭亡，是因为革命党势力的强大或行为的激烈，不如归因于它的腐朽。尤其是改革之后，它培植了新兴的敌对力量并使之壮大，却在多种冲突中加速了自身的衰败，而革命党仅是一个方面而已。一个专制政体，一旦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可以肯定，是到了完结的时候了。

在革命党内部，一直就起义的地点争论不已。黄兴主张把地点选在华中地区，孙中山则坚持选择在南方，主要是广东。然而，3月的黄花岗之役，同从前多次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而且牺牲了大批干部，损失惨重。政府从湖北调兵入川使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革命派希望乘机举事；在香港的黄兴则希望准备充分，在10月底联合几省同时起义。

10月9日，隐藏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内，一枚自制炸弹意外爆炸，改变了一切计划。

巡捕闻声出动，突击搜查，逮捕了几十名革命分子，查获一批武器弹药以及重要文件，其中包括投向革命的新军人员名单。情况危急，新军工程营的熊秉坤纠集军中同志，倡议即时发难。10日，工程营率先攻打楚望台，占领军械局，炮兵营从城外进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总督瑞澂与新军统制张彪，以及大小官吏弃城逃走，起义新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中午便完全控制了武昌。汉阳、汉口，也随即被革命军占领。

革命就这么简单。

杰里米·布莱彻指出：“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温德尔·菲力浦斯持同样的看法，他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

偶然出于必然。武昌起义所以成功，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条件，比如当地革命党人特别活跃，新军也有较高的觉悟；当时调兵入川，城内空虚，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或者如孙中山分析所说：“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因为以革命军的实力，仍然不足为敌。但是，应当承认，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革命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权利。当政府被动的改革不能转变为主动的改革，当改革不断增加阻力或竟至于完全受阻，这时，置换政府就成了一种必要，以确保社会改革的继续进行。按照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没有哪个政府有绝对的代表性，它能不能代表人民，是由人民来确定的。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它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与过去的压迫实行决裂，并努力缔造一个压迫较轻的未来。摩尔特别强调这种“政治正义”，他说：“只要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着世界向着压迫逐渐递减的方向演变，革命的强制思想就是必需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最终的需要，是最后一次诉诸政治行动。”在辛亥革命前，有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行动，从维新变法到谘议局的联合请愿，包括保路运动，但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温和行动，在已经变得如此虚弱无力的政府面前竟然没有可能实现。以人民忍耐的程度，政府毕竟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来调整改革的步子；就是说，人民曾经给予它以许多保存和修复自己的机会，但是都被它一一抛弃了。历史不能永远耽留在老地方，人民容忍的时间不可能无限延长，当和平改革的时机一旦丧失，革命就要到来。所以说，革命是必然的。

在美国政治学者蒂利看来，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革命，集体行动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社会抗争的动力，它们依据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性结果。所以，革命是无法设计的，因而也无可预测。极力装扮得客观公允、温良可爱的学者断言改良优于革命，确认革命必然导致极权恐怖而主张“告别”，倒是偏执得可以。

一般来说，学者不谴责合法性暴力，对于革命暴力则深恶痛绝。除了杀人犯、狂人、变态者，相信不会有人喜欢暴力，但暴力在革命中确是难以避免的。蒂利坚持认为，集体暴力事件只不过是群体权力竞争和目标冲突在正常进程中的副产品。就是说，革命暴力只是集体行动中的一种可能。至于是否发生，或强或弱，都由运动中各种势力的角力关系决定。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倘若从暴力的角度看，简直是一场纸扎的战斗，火光一闪就结束了。

在论及革命的必然性时，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态度与我们的学者很两样。他说：“传统政治体系绝不会以立宪方式为最初的改革做好准备，领导的变更意味着传统政治寡头的失势，因而不可能没有暴力而实现。”他指出，由于现行政府当权派已为自己的利益所规定，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胁迫，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从传统领导向现代领导的转变，通常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过程。对于革命的世界性，他做了这样的描述：“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饱受大革命和内战的重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后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将能够避免暴力。”

20世纪、21世纪的革命，为布莱克的论断继续提供事实的证明。

革命军攻下武昌之后，这才发现没有领袖。在关键时刻，起义的头目熊秉坤和吴兆麟把领导位置让了出来，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行政工作。这样，革命首义造就了由立宪党人参加并领导革命的第一个样板。

黎元洪所以被推举出来，无非因为他是汉人，在武汉军中略有一点名气而已。革命的士兵们需要一个权威。当他们把他从藏匿的内室里领出来以后，他还劝告他们在政府援军到来之前赶快收兵回营。众人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是，拖了两天，他仍然不答应对他的任命。在那两天里，他一直留着辫子。他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坦陈出任都督的经过时说：“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就是这样一个头脑老旧的军人，居然成了革命政府中的领袖人物。

50天内，先后共有14个省和上海一地脱离清朝统治，宣告独立。

革命摧枯拉朽。革命成为一种时尚。但因此，旧制度的许多事物也就在匆匆走过场的革命运动中得以保存起来。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有过出色的叙述——

革命起来之后，举人老爷连夜到未庄避难。谣言很旺盛，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同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还是王权思想。可见革命并没有进入下层，尤其在乡村。赤贫的流浪汉阿Q自然不明白什么叫革命，但他明显地受了刺激，决计投降革命党。他大喊“造反”，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是潜在的主人意识的扭曲的表现。如此占有一切的造反宣言颇具威慑力，未庄中最受尊敬的赵太爷改称他“老Q”，儿子称他“Q哥”，连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也意外地和气，请他喝茶。赵秀才消息灵，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盘上辫子，一早去拜访从来不相往来的钱家“假洋鬼子”。据说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彼此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约一起把静修庵里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革掉，就算加入了革命。地方士绅一致的利益，驱使他们投革命之机。但是，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仍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叫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倒霉的是阿Q，或者像阿Q一样的无权者。因为赵家失窃，跟案子毫无关系的阿Q竟被当成罪犯，被新近做了革命党的把总抓去枪毙了。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高度评价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阿Q正传》，指出这部小说“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分析，无人匹敌”。在小说中，鲁迅把辛亥革命讲述成为一个失败的民族性的寓言。

湖北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复制。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原抚署大门前挂起“都督府”的旗子，便改称了都督。许多地方士绅和旧官僚自己组织县政府，推选官员，都没有和武汉或南京的革命政府联络。革命开始以后，同盟会主张起义各地设立安民局，指定由地方士绅充任顾问；军事用票发行局的监察员也由最大的捐助者或债权人担任，这就为立宪派人士进入革命政权打开了大门。至于省级谘议局的议长如江苏的张謇、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闿等人，都在新成立的政府里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人不但拥有地方势力，而且互通声气，联络天下，能量很大。他们都是投机主义者，正如张謇拍电报给袁世凯所说的“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加入革命政权，不过是一种政治“伪雅”行为，本质上是旧制度的代表者。

革命党骨干基本上由留学知识分子构成，在地方上缺乏民众基础，也缺少行政工作经验。当然，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也还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军政问题。诸如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选址、总统制或内阁制，还有宪法、国会和联邦制等许多问题，都迫切需要讨论解决。但是，他们在组织上带有地域主义色彩，各行其是，往往难以整合。就拿久经考验的领袖孙中山来说，光复会的人也并不支持他，甚至反对他。他的“三民主义”，在同志中得不到如他所期待的那种理解和回应，原定的革命方略也遭到弃置。许倬云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应当是有根据的。

即便如此，孙中山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1911年12月25日，他从欧美返回上海，四天后，即被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个权欲熏心、老谋深算的人物，深谙时势变易，一边组建内阁和加强军事，一边遣使与革命党人和谈。立宪派人物张謇等与袁世凯早有往来，自然拥戴袁世凯；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革命党人居然也认为袁世凯是可以接受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已经有舆论表示：只要袁世凯保证支持民国，迫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担任总统。孙中山对袁世凯是不信任的，也不主张妥协，但是可能考虑到革命党人精神的涣散，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以及军事实力种种，他最终表示，如果袁世凯可以避免内战，权力可以和平转移。

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清帝正式退位，同时宣誓拥护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次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推荐袁世凯继任，但同时提出三项要求：一、都城仍设在南京，二、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即将制定的《临时约法》，试图以此限制袁世凯。

然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在独裁者和野心家面前，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不出两个月，中华民国迁都北京。

真共和与假共和

清帝国打倒了，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向何处去？

在各级政府中，革命派被边缘化，原来的立宪派纠合旧官僚势力，顺利地进入权力中心。孙中山和黄兴被袁世凯派去督办铁路，他以经济性事务羁限他们，使之脱离实际政治。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党还能干些什么呢？建国的亢奋毕竟短暂，他们普遍感到郁闷和迷惘。最活跃的恐怕要数宋教仁，他在民初结社组党如春草怒生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国民党，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因此，他招致暗杀。

袁世凯的野心隐藏极深，但终究要浮出水面，而且愈来愈暴露。他包围国会，废宪制宪，解散政党，禁止集会结社，完全用专制的老手段。尔后，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共和，妄图恢复帝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政治学协会前任会长古德诺鼓励了他。古德诺认为，中国传统中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所以，最适合的政体还是君主立宪制。杨度也鼓吹“去共和”、“求君主”，组织“筹安会”拥袁称帝。严复对于中国是否可能实行民主一直抱怀疑态度，这时，也被列为筹安会六委员之一。1915年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同意改变国体，请求袁世凯同意就任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作为总代表，于12月11日山呼万岁之后，再次提出请求。请愿书、劝进信，雪片般飞向政府。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勉强接受“民意”的推戴，13日正式宣布翌年开始他的“洪宪”王朝。此前，胡鄂公便说：“于清帝退位之时，而畀世凯以临时大总统，此非革命之自杀而何？”

为了反对袁世凯，革命党人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之后，致声讨的声浪更为浩大，护国之役随之打响，最终众叛亲离，千夫所指，袁世凯不到半年病死。随后，黎元洪上台，张勋复辟，政权最后落到袁世凯的忠实部属段祺瑞手中。

在为共和所营造的“政党政治”的气氛中，原来立宪派的一批人物，在资政院时代以君宪为目标，现在君主退位，没有了目标，就又纷纷组党，如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之类，后来又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他们利用“共和”的新形势，推行老一套的宪政主义，其实质是反对民众参与，扼杀革命精神。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最先依附清帝，后来吹捧袁世凯，待到群起讨袁时，又站到蔡锷的护国军一边，极力攻击帝制。当时就有评论说：“护国者，所以覆袁而已。”意指如梁启超一般的“护国”英雄，唯是为了“自求树立”，争夺权位，并非出于政治道义感。在段祺瑞的内阁里，九个部长中有六个来自研究系，领导者梁启超出任财政部长。

袁世凯之后，民国的政权基本上为北洋军阀所掌握。但从军人到政客，多年来各据一方，合纵连横，扰攘不已。孙中山总结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又说：“今日变化，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民国成立之后，很快出现南北分立的局面。北方的军阀统治，往往是一个大军阀统治几个省；南方的军事集团则主张反联省统治而行之，主张各省通过立宪，先行自治，然后由立宪的各省联合起来统一中国。从国体制度来看，很有点像美国的联邦制。

在19世纪90年代的留学生运动中，兴起一种省籍意识，这种意识在继起的各省督抚的地方自治行动中得到加强。省籍意识缘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识，藉“省”寻求某种身份认同，以结合为政治共同体，挑战中央集权。联省自治常常被说成“地方自治”，无论作为地方精英的政治和军事策略，还是作为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现代话语，在经由湖南、四川等地提出并加以实践之后，它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北京和各省主要报刊展开热烈争论，此间，还曾有过大规模的集会支持。联省自治有十个省，其中浙江、四川、江苏、山东和广东五省都先后起草了省宪法。

1923年的民国宪法，虽然避免了“联邦”或“联省”一类名词，但在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中所列举的有关中央与各省所有权限的若干条款，都有着相当明显的联邦主义特色。可以说，这部宪法本身就是“联省自治”运动影响力的一个反映。

青年毛泽东把省自治和激进的民主联系到一起而给予肯定，从1919年末到1920年10月，他几乎不停地起草关于湖南自治的文件和文章。李大钊也是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独秀持反对意见，他说联省自治实质上是联督割据，省宪、省议会不过是军阀的驯服工具而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左翼知识分子，还有自由主义者，多半支持联省自治主张。

不能说孙中山没有地方自治的理想，他是主张学习美国的。1911年11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时，曾明确宣示今后中国要建立“联邦共和政体”。他的主张是先消灭军阀，再达致地方自治。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坚定信仰者。1922年，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1924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自此，联省自治运动遭到谴责。时过境迁，至今已为历史话语所遗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这些国家，主权是不容分割的，而且必须集中于单个的中央。联邦主义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为民族国家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一个矫正物，一种“针对共和政体疾病的共和政体疗法”。在中国，民国初期的联省自治，是共和主义的产物。但是，当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作为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政治目标时，就必然倾向于中央集权，而视联省自治为危险的去中心主义、分散主义而结束其命运。

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权力及其管理机构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一定需要公众的参与。“共和”拉丁文为“公共事务”，意含就是公众参与。各省自治时期，城市社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表现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公民会”曾被袁世凯政府所取缔。与传统性社团以同乡关系或行业关系为基础不同，它以居住区为基础，从城市精英向下一直渗透到一般市民。社团自治与联省自治是有联系的，或者可以说是构成后者的一部分。巴金在作品中多次写到福建和广东地区的自治团体，结局自然也是风飘云散，与联省自治的命运相同。

北洋政府申明自愿社团不得干预政治，国民党政府其实走得更远。1927年，当时还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次出台《反革命治罪条例》，将“反革命”列为一种刑事罪名。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和活动要接受各级国民党党部的监督和指导，各级党部必须及时制止任何社团的不适当活动，必要时出动警察和军队。它通过各种法令，操纵意识形态，镇压所有有害于民国的社团。

自愿社团不能见容于所谓的民主共和政体，真是莫大的讽刺。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反对同盟会或国民党一党独尊，也不赞成独尊本党的“三民主义”，他说：“文明各国不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可是，在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将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将同盟会时期制定的军法、约法、宪法改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这个宪政过渡程式表明，他原来的英美式政治理念已然转变为一党专政的思想。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又重组了中国国民党。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对列宁主义有了很大的认同，他在1923年的一次党务会议上讲话强调：“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他总结苏俄经验时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在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他指出：应当学习俄国，“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改组后的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

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自命，将孙中山及其学说绝对神圣化。对此，连胡适也颇为不满，提出批评。蒋介石执行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三阶段”，从1927年起，即开始实行“训政”，但训政时间并无限定，直到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宪政才得以实行。国民大会议员85%是国民党员，宪法成了蒋介石及其政党独裁的合法化工具。

蒋介石迁往台湾以后，仍然使用在大陆时制定的宪制，建立“党国威权政体”。1949年即行颁布戒严令，禁止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存在，剥夺人民组党的权利，以确保一党独大，“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直到1988年，台湾才终结家族式统治。蒋经国在临去世前，宣布取消长达数十年的党禁、报禁，至2000年代，首次出现政党轮替。

革命向何处去？革命走向共和。然而，共和的实现是如此艰难。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发展到最后，竟至于成为革命的死敌，这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预料不到的。而共和原则的实行，又竟然以国民党，曾经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解体或失位为前提！回顾辛亥革命一百年历史，令人感慨百端。

美国学者林·亨特说：“法国革命是一种至高的经历。”

克莱蒙梭在法国革命开始时，就指出：“作为解放的普遍的象征，法国大革命将永远以其深刻的意义，起到分水岭的作用：一边是试图埋葬革命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人；另一边是主张建设一个公正世界的人。显然，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阿伦特推崇的是美国革命，因为它缔造了一种共和制度。但她同时指出，政治的真正目的乃是自由、革命精神的参与，以及公众幸福的存续。她说，无论哪一场革命，只要其最大任务在于促进统治形态的变革，也即创建新的政治体，那么革命精神就包含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要素：一是稳定性，一是创造力。这种稳定性并非出于保守，恰恰相反，它唯是信守革命的初衷，巩固了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关心，确保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因为那正是他们不可分离的命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