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姗［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18］

《儒林外史》市井四奇人的思想意义探析

⊙张莉姗［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贵阳 550018］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推出不同于儒林人物的四位市井奇人形象，其思想内涵和意义在于：作家受颜李学派影响，在小说中形象化地倡行礼乐兵农教养，盛赞践行这一主张的真儒名士。然而在黑暗的封建末世根本行不通，作家失望、困惑之后“礼失而求野”，将自己的希望和追求转向儒林之外的市民阶层和市井中人，塑造出傲视权贵、率性而为、人格高美的四奇人新形象，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和民主思想之光。

《儒林外史》 奇人 礼乐兵农 追求 转移

一

《儒林外史》的主题，一方面是批判八股科举和功名富贵论，指摘恶浊的世风和时弊，另一方面则倡导并践行改造社会的礼乐兵农教养，盛赞推行礼乐教养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儒林正面人物以及实践兵农有功的萧云仙。关涉作家理想与追求的这后一倡导践行方面，需进一步理析。

儒林中受推崇的正面人物，都是围绕礼乐教养来表现的。三十三回、三十四回写贤士名流“议礼乐”，决定建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杜少卿移家南京业已穷困，却变卖江北老屋“捐银三百两”，其他儒士也纷纷出资赞助。泰伯祠大祭是全书的高潮，儒林名流云集，礼乐活动登上极盛的顶峰。“众人看那泰伯祠时，几十层高坡上去一座大门……一个大天井。又几十层高坡上去三座门。进去一座丹墀,奉着历代先贤神位。中间是五间大殿,殿上泰伯神位……”①楼上悬着“习礼楼”大匾，既雄伟壮丽，又庄严肃穆。《儒林外史》通过书中第一件大事，极力倡导古礼古乐，推行礼乐以教化世俗，希求教养人才，俾助政教。

泰伯祠大祭之后，作者紧接着写萧云仙投军建功，安抚百姓，召集离散，拓边修城，又兴水利，垦田地，种桃柳。还开办学堂，“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养在学堂里读书”。秋收时节建坛场祭神农，萧云仙亲自教百姓行三献八拜之古礼。数年间，居然把边塞地方治理成一派江南风光。书中所设计的萧云仙的这一番富国强兵和办学堂、兴古礼的实践，连同上述泰伯祠大祭所倡行的礼乐兵农教养，其实是艺术地实践清初颜李学派的礼乐兵农教养的主张和方案。

颜元、李 分别比吴敬梓早出生65年、41年，颜李学派“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②。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其纲领可简约为礼乐兵农教养，重视实学和实践。颜李学说对吴敬梓有很大影响。吴的思想倾向与颜李学说有相通相切之处。同时，吴的好友程廷祚是李 弟子，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传人。吴敬梓和程廷祚两人过从甚密，深相契合。《儒林外史》中吴、程的化身杜少卿、庄绍光都推崇礼乐教养，都是泰伯祠的主要筹划人。颜李学派对《儒林外史》的影响随处可见。李 主张：“洫沟开而灌溉兴，田必沃，稼必茂，一亩可敌陆田数亩。”③《儒林外史》四十回也写：“萧云仙亲自指点百姓，在田旁开出许多沟渠来，沟间有洫，洫间有遂，开得高高低低，仿佛江南的光景。”颜元主张“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水火之事”，“无一样不通彻”。王冕也是“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颜元主张废科举行征举，“举人才”。李 亦反对“以时文取士”。吴敬梓和杜少卿，最嫉恶“以时文取士”的八股科举，小说塑造范进、周进、倪老爹等形象，似乎在印证颜元的“读书使人弱，读书使人愚，读书使人懒”（《习斋记余》）。

吴敬梓虽然把礼乐兵农教养作为理想，并加以形象化表现，但他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明清易代的封建社会后期，各种矛盾激化，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吏治腐败，作家极力推崇、寄予厚望的正面人物，一个个碰壁，真儒名士一个个销磨尽了。轰轰烈烈的泰伯祠大祭之后，风云一时的“贤人君子，风流云散”。泰伯祠也尘封冷落，满目荒凉，当年致祭的乐器祭器，也锁在八张大柜里，被人遗忘。再后来，泰伯祠大殿上连柜子都没了，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祠宇破败不堪。真儒名士倡导的礼乐事业一片衰败，人才离散凋零。小说四十八章“泰伯祠遗贤感旧”，透出了凄凉、困惑以及理想的幻灭。但是，作家在困惑、失望之后并没有消沉，而是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转向市民阶层，转向市井奇人。

二

吴敬梓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江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滋长，城市发展达到空前规模，新型市民阶层出现，商业繁荣，娱乐业十分兴旺。南京城内大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一千余处。市民文化勃兴，一大批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的文化人应运而生。他们已经摆脱了封建吏制下的顺民形象，不再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也无视封建的礼俗和伦序，他们身上洋溢着崭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光华，《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集中描写四奇人的高美人格和傲世抗俗、藐视权贵的气概，标志着作家的理想追求从儒林高人转向市井奇人。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告诉我们，四奇人已经不是读书撰文式的儒林人物，在季、王、盖、荆身上已经毫无“儒气”可言。他们是城市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文化人，经济上能独立，各有其谋生的“贱业”,王太卖火纸筒，盖宽开茶馆,荆元做裁缝,季遐年无家无业,却在寺庙安身,同和尚一起吃斋饭,兼而为人写字。四奇人分别身怀琴、棋、书、画的一技之长，在市井中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季、王、盖、荆之所以被视为四奇人，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具有一系列新奇的特点。

首先是自由无羁、率性而为。季遐年写得一手好字，但他不肯学古人的法帖，自创一套格调，“由着笔性写下去”，自由挥洒，自成一体。凡请他写字，他要先斋戒一日，再磨墨一天，还不许别人替磨，摆足了架势，但是用的笔却是别人用坏了不要的。要他写字，需等他高兴，若不高兴，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也请不动。季遐年不修边幅，言语行动不拘小节，诸事顺着自己的性情。同样，衣着褴褛的王太如同棋坛的侠客，初时观“老爷”们下棋，被大老官瞧不起，继而与主人对弈，杀败了“赢过两千多两银子”的马大国手，众人大惊，拉他去吃酒，他却大笑道,天下最痛快的事莫过于杀矢棋，我杀了矢棋，快活极了,哪喝得下酒!哈哈大笑,旁若无人,扬长而去。常人痛快之时正是痛饮之际，王太的痛快意识中溢满卖火纸筒的下人杀败“国手”老爷的满腔盛气和豪气，市井小民压倒了“大老官”，这痛快超越酒肉和中彩，故而快活得喝不下酒。这种“奇”态显见市民阶层对上智下愚、上尊下卑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市井奇人平等、自由意识集中的宣泄和张扬。

以缝纫为业、闲时弹琴做诗的荆元，也崇尚自由无羁、逍遥自在。当朋友问他：既弹琴做雅人，为什么还干裁缝这行？他说自己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每日寻七八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岂不快活！多么痛快淋漓！一个不媚权势、体验真实生命和生活意义的“雅人”，一个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市井奇人鲜活地跃然纸上。

其次是蔑视权贵、傲岸狂狷而又人格高美。市井四奇人既无铜臭味，也无儒士的酸腐气。他们藐视权贵，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按自己的意愿立身行事。季遐年穿一双稀烂的蒲鞋到朋友家，踹了人家书房一地的污泥，主人拿一双鞋给他换，赔着小心说：“怕脚底下冷。”季遐年恼了，抬脚便走，嚷道：“你家什么要紧的地方……我坐在你家，算抬举你，我希罕你的鞋穿！”季遐年应邀上门写字，施御史的孙子施老爷刚走出屏风来迎接,季遐年一看才知道是施老爷家，迎着脸大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就在前一天，季遐年看见和尚房里摆着香墨，主动磨墨铺纸，“一气就写了一行”，可一看是权贵施老爷便立刻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季遐年的狂傲不羁，令人想到晚明书法家徐渭，被视为狂人，他傲世抗俗，藐视权贵，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清初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季遐年“由着笔性写”，其实是由着好恶之性情，表现出嫌富和憎恶权贵的情结，他写字得了笔资，除吃饭剩下的钱随便送给不相识的穷人。画人盖宽，在疏财济困这方面颇似儒林豪杰杜少卿。早年，他家有钱、有田、有洲场，还开着当铺。每当画友诗友遇冠婚丧嫁的紧急事，没有银子，他就“几百几十拿与人用”，后来家业败了，日食艰难，开个小茶馆，靠一壶茶赚一个钱维持生计，尽管从前许多人受过他的惠，尽管他的本家亲戚都有钱，尽管“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但盖宽，却能顶天立地、豁达浩然，富有时散财施恩，贫穷时不图回报，在这里，人们看到一种高美的人格和精神，看到人格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比富贵和权势更加重要。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推出四奇人的上述性格和行为特征，高扬人文主义精神，闪烁着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火花。这是作家吴敬梓希望和追求转移的最后归宿。要吃透这种“转移”，还需要拿奇人形象与杜少卿做一比较。杜的形象内涵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排毁八股科举、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等，具有叛逆性；二是向往自由无羁，追求逍遥自在；遇贫即施，散财济困；同市井奇人一样蔑视官宦权贵，被称为儒林奇人。四奇人是杜少卿后一方面形象内涵的发展和升华。杜少卿作为儒林名士和读书人，虽有些特立异行，但他的一只脚还停留在儒家传统的门槛内。他与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高士血脉相连、精气相通、“儒”气相投。四奇人则双脚立于儒家传统藩篱之外的市井之中，他们身上没有读书人的“儒气”，有的尽是鄙弃权贵的狂吼长啸，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言行狂狷而不成熟。他们浑身洋溢着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人文精神，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和人的权利——扎根于资本主义萌芽地上的民主思想。最终，吴敬梓完成了希望和理想的转移。

① 吴敬梓：《儒林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李 ：《李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儒林外史》这部宏大而精细的古典小说，在它行将结尾时却陡增四客，着力塑造市井四奇人，赋予四奇人崭新的形象，寄托着作家转折性的新希望和新追求。小说第五十五回开头便“述往思来”地渲染儒林的衰败和人才的凋零：“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虞博士那一辈人，“有的老了，有的死了，有的四散离去，还有的闭门不问世事”了。就在儒林一片狼藉凄凉之际，市井中却出现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位人格高美的奇人。接着，作家以酣畅的笔墨抒写四奇人自由无羁、率性而为、傲视权贵，追求自由平等、人格尊严和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倾向，体现作家在倡行礼乐兵农教养受挫无望之后理想和追求的转移——转向自食其力、蔑视权贵的市井中新兴的自由文化人物。要透析作家理想和追求的转移，需要理解《儒林外史》的主题和主要思想内容，亦即把脉作家原来的理想和追求。

作 者：张莉姗,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