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

我之所以策划王纯杰的绘画展而不是他那些多媒材的观念艺术，不是因为他的多媒材的观念艺术作品不重要，相反王纯杰的多媒材的观念艺术有着异乎超前的重要性，因为1990年代前后——至少是我了解到的——王纯杰就一直在强调艺术的公共性和介入性，这样的艺术——用我的特定概念是“批评性艺术”——毕竟还在起步阶段。我这次单单策划王纯杰绘画展是与“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还需要延伸讨论有关，在那个展览中，王纯杰不但是其中的艺术家，而且他与李山站在一起，对艺术的原始主义作出了最初的回应，这是一段被遗漏而被重新回顾起来的“文革后-85前美术史”，在1983年的“三友展”（李山、袁颂民、王纯杰）上，王纯杰拿出了他的原始图腾和字符的涂鸦，当时作为对苏派正统的反对和对现代绘画的追回，成为了王纯杰艺术创作的源头，这也是上海早期现代绘画流传下来的传统。

1983年，王纯杰移居香港，身份的多重性和从小在上海生活和读书的背景，使他对艺术的理解发生了交错状况，王纯杰创作了不少以身份政治话题的艺术，其中既有多媒材的观念作品，也有同一类思想方面的架上绘画。上海戏剧学院舞美专业和自由艺术相融的气质一直在王纯杰创作中不断扩张，香港法治社会所给予的自主介入权利和王纯杰这样的移民身份又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特别诉求，讨论王纯杰的艺术，我们已经不能用纯艺术这样的角度，而应该反过来，即，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才能给艺术带来更大的兴奋点，而纯艺术意味着酸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