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令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有趣论题，即人品与文品之关系。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文如其人”，人品应等同于文品，文学批评者应秉承“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原则，进一步发扬儒家传统的“诗教”批评观，在文学批评中突出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进行社会学的考察，从而使作家作品的评价呈现出社会化、道德化的批评倾向。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两条不同的准则。人品不等于文品，作文与做人不同，所以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象留下充分的空间。

历史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正如人品与文品之关系。它们时而相应，时而又南辕北辙，互不关涉，尤其是当后一情况出现时，往往会使研究者在对其人其文进行分析时会前后矛盾，显得尴尬和不知所措。于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便在这里有了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就以文学史上相隔七百多年的两位文人为例，通过分析他们的作品以及身世经历，来看人品与文品之关系。

一

潘岳与归有光都以擅长写作哀情作品而留名后世。清人刘鹗曾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多寡为衡。”又说：“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如果按这一标准来衡量，那么在作品中擅“哭”的潘岳与归有光等人，都是有灵性且人品高尚之人。人品与文品之关系一下子变得如此的简单，这简直就是对自古至今研究争论此问题的学者们的最大嘲笑和侮蔑。还是数千年前孔子的看法更为深刻，他一生经历坎坷，阅人无数，到头来发现普天之下最难知的就是人和人心，因为“人者，厚貌深情”，人品之好坏如此难以判断，那么，文品与人品之关系就更无从说起，这不免又走向另一个不可知论的极端。后人秉承孔子的中庸之道，折衷上述两种看法，大胆地提出了“六戚四隐”的观人法，认为人心并非神秘而不可知，只要看其在“六戚四隐”上的表现即可。其中“六戚”是指“父母兄弟妻子”，认为一个人人品的好坏首先要看他对父母兄弟妻子的态度如何。本文之所以把潘岳与归有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因为二人都在哀作中表达了对父母兄弟妻子以及朋友深厚的感情，歌颂了人性美。而抒发真情，又进而把它升华到人性美的高度则是诗歌的灵魂所在，或者说是美的诗歌的基础。此外，有趣的是，虽然二人在作品中都抒发了对亲人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但后人对其人品却褒贬不一——潘岳是“文人无行”的代表，许多行为都超越了基本的廉耻界限，人品十分低下；而归有光，人们却异口同声地赞其为“至情”之人，是“一往情深”的代表。

先看潘岳，对潘岳进行道德评价是在唐代之后。据《晋书·潘岳传》记载：“岳性轻躁，趋势力，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词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就连他的老母亲也看不惯他的行为而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从这些批评上看，潘岳在人品上确实有很大的缺失，他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不要个人尊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之后元好问又第一个将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相联系，从潘岳的“心声心画总失真”来说明人品与文品之间并不一定相应。这一结论似乎让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很沮丧，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作品与人品的一致性，故有“诗品出于人品”、“文为心声，画为心画”等格言，而潘岳作为一个反面例证却有力地证明了“人品等于文品”是个悖论。面对这一结论，对人品与文品之关系持正面观点的学者在沮丧之余又出离愤怒了，于是，千百年来他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贬潘”的共识，用一致的口吻把潘岳描画成为心口不一的“伪君子”和“矫情”之人。这个帽子一旦戴上便很难摘下，直到清代，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的沈德潜，在其《古诗源》卷七中论及潘岳，依然遵循元好问的理论规范：“安仁党于贾后，谋杀太子遹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即便是反对“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富有批评创新精神的理论家赵翼，在论及潘岳《闲居赋》时，也复蹈元好问“矫情”之说，认为从《闲居赋》中可“见其迹恬静而心燥兢也”。

其实在对潘岳进行道德评判之前，也就是唐代之前的南北朝时期，文人们似乎更加看重潘岳的才性和其杰出的文学成就。潘岳是西晋一流的作家，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稍后的南北朝时期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如钟嵘在《诗品》中把潘岳的诗列为上品，而稍后不久的《昭明文选》对他作品的收录则是另一个更好的证明。潘岳才能全面，诗、文、赋皆擅长，在当时的批评家眼中，潘岳有着敏捷的才思、明净的文辞、流畅的气韵，在当时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文坛风貌下，他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文品是很高的。

但毕竟，潘岳人品中的污点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什么唐代以前的批评者没有关注于此呢？这是因为西晋借助不义的残暴手段夺得政权，本身就没有一个有力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政治上“政失准的”，现实中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士当身名俱泰”表明士人们对名与利的极端追求代替了对道德伦理的信守。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士人群体集体性道德堕落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士无特操”的时期。举世混浊，世人皆醉，潘岳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能跳出时代的旋涡，而是选择了淈其泥而扬其波，没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做出了许多令后人唾骂的不义之事。但潘岳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泯灭良知，徐公持先生说“潘岳内心，保留着一块净土，以供他灵魂休憩之需”，而这净土，就是他人性、人品中一些最本质的东西——人情美。相应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片光华璀璨的区域。

一面是真诚，一面是“矫情”，可以说潘岳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对这样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其“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就是用“心声心画总失真”来批评他“矫情”的元好问也在对陆机的批评中肯定了潘岳的文学成就：“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认为潘岳以浅净的语言传达了心声与真情。从“心声心画总失真”到“心声只要传心了”，我们看到元好问面对潘岳其人其文时的困惑与自相矛盾，从而反映出“人品”与“文品”关系的复杂性。

二

相比潘岳，归有光的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仿佛要简单、明了许多，少了一些纠结不清之处。

归有光一直被看作是明清两代最杰出的散文名家之一，有明文第一的称号。对于他的“文品”，人们总是不乏溢美之词。王鸣盛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作了高度评价：“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清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钝翁类稿》）归有光生活的嘉靖、隆庆年间正是后七子盛行的时期。前后七子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而行着拟古之实，在他们的推波助澜、变本加厉的鼓吹之下，当时的文坛刮起了一股模拟剽窃之风。而归有光则对散文有着自己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把前后七子的拟古比作纸花，比作东施效颦，批评道：“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生花”，“知其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自己则以朴素简洁，悱恻动人的文笔写作“使览者恻然有隐”的美文，并与读者在感情上引起强烈共鸣。如《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亡儿甑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方苞把它们称之为“事关天属”类散文，所谓“天属”，就是父子、兄弟、姊妹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归有光与妻子虽无血缘，却伉俪情深，有着亲人般的感情，因而夫妻之情也被他纳入到“天属”一类中来，总之，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与义务，是一种“至情”。

再从“人品”上来看归有光。归有光六十四年的生涯平淡寻常，六十岁前参加科考，设帐讲学、写作，六十岁中举后有过短暂的仕宦生涯，可以说他一生足迹不广，见闻不多。但是却“赢得身前身后名”，不仅仅是文品，其高洁的人品更是在生前生后被人所称道。据明代周世昌《重修昆山县志》所记载：“归有光，……沉潜简默，与俗寡合。日惟闭门啜茗，取群经子史读之。及长益该博贯穿，上自典、坟、骚、选，由历代以至国朝诸大家文，次弟（第）批阅，无不了悟。酷好太史公书，不忍释手。其为文不事雕琢，而议论奇特。气雄辞健，远近宗之。”读罢该文，一个精神独立、深居简出、博览群书的士人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明代学风败坏，程朱理学抛开了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片面在“心性”上大做文章，前后七子在文坛上树朋立党、追风附和、模拟剽窃，变文学为权势的附庸，从而共同导致当时肤浅的文风。归有光不过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布衣老儒，竟然高扬起经学上反对宋明理学、文学上反对拟古的两面大旗，以一种不卑不亢、独立不迁的人格标示了做人的原则。归有光清醒地认识到，明代肤浅的学风，背离了儒家倡导的“博学笃行”的基本原则，在《平和李氏家规序》中说：“君从晋江蔡介夫先生受学，敦行古道。”这“敦行古道”就是对文学学有渊源的本质的认识，是一种不为权势所诱的独立不迁的人格基础，并进一步总结概括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实”，这既是他摒弃了理学对圣人的神化和对六经的附会，归纳出自己求真尚本的学术宗旨，又是他知行合一，勤勉践行的为人处事之准则。

归有光一生命运多舛，至亲之人的相继离世，科场的黑暗，在家乡受到的奚落与冷眼，来自外人的误解与诬陷，没有压垮归有光，他敢于直面生存的苦难，虽然由外转内使他更加看重亲人之间的感情，大量写作“事关天属”类文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社会、人生所怀的忧患意识，积极的入世态度。“余少时有狂简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梦鼎堂记》）“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沈次谷先生诗序》）这种积极用世的思想贯穿其一生，直至晚年，“假我数年，卒成大业，庶不负先师，今竟不可得”，流露出事业未竟的深深遗憾。不管社会如何不公平，理想如何受挤压，归有光始终以谦卑的姿态对待人生，让不满为中正平和的态度所包容，始终从人道关怀、体世冷暖的角度出发，平和温情地呈世间人情，这正是伟人的高大之所在。

潘岳因为人品的关系，其文品便受到后人“人品如此，诗安得佳”的质疑。归有光人品堪称后世的楷模，其文品又高，似乎成了一个可供后人“高山仰止”的全人，事实上，对于归有光的文学成就，后人中也不乏客观公正之评价，如黄宗羲曾说：“盖以一章一体论之, 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有明固未尝其一人也。”归有光虽有“明文第一”的称号，但其文章多属于黄氏所云的“一章一体”,充其量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优秀散文大家，而够不上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更难与闳中肆外的唐宋八大家比肩。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归有光虽然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其主要成就在散文上。他一生困于科场，被俗学所累，故诗作平庸，除过“事关天属”类散文，其大多数古文亦终有时文气息。正如袁枚所说：“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随园诗话》）相反，我们再来看潘岳，“总角辩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走上仕途，但栖迟十年，不得升迁。他曾踌躇满志地认为：“士之生也……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闲居赋序》）在他不少的咏物赋中，或描绘那“非饭食之是营”的萤火；或赞美那“仰含清液，俯濯素波”的荷花；或赞誉“郁郁而冬茂”的桔树，刻画赞赏这些“与众类乎超殊”的物象，寄寓了潘岳不俗的情怀，充分表现潘岳个体精神中固有的积极向上的人格追求，这正说明了潘岳并不是一个丧失个体人格独立性的奴性文人。

总之，通过对潘岳与归有光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人品固然不等于文品，但二者之间却客观地存在着相互照应的关系。人品的多重性和变动性应当是最明白无误的人类特质之一，人品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一个人品德的缺失和过错需要通过历史的回放，考察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从而得出这种缺失与过错在其一生中所占的比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真实和讲诚信是做人的基础。而作文相反，宜虚构，想象的充分与否是为文成功的关键所在。文学具有自身独立性，作为审美活动的为文与作为社会活动的为人二者并没有简单而直接的对等联系，但是，生活中作家的遭际、性格和心理等个人因素，总会这样那样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的观点，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