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令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有趣论题，即人品与文品之关系。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文如其人”，人品应等同于文品，文学批评者应秉承“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原则，进一步发扬儒家传统的“诗教”批评观，在文学批评中突出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进行社会学的考察，从而使作家作品的评价呈现出社会化、道德化的批评倾向。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两条不同的准则。人品不等于文品，作文与做人不同，所以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象留下充分的空间。

历史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正如人品与文品之关系。它们时而相应，时而又南辕北辙，互不关涉，尤其是当后一情况出现时，往往会使研究者在对其人其文进行分析时会前后矛盾，显得尴尬和不知所措。于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便在这里有了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就以文学史上相隔七百多年的两位文人为例，通过分析他们的作品以及身世经历，来看人品与文品之关系。

一

潘岳与归有光都以擅长写作哀情作品而留名后世。清人刘鹗曾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多寡为衡。”又说：“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如果按这一标准来衡量，那么在作品中擅“哭”的潘岳与归有光等人，都是有灵性且人品高尚之人。人品与文品之关系一下子变得如此的简单，这简直就是对自古至今研究争论此问题的学者们的最大嘲笑和侮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