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

如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远人

“五四”时期以来，走上新文学道路的中国文人敏锐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对汉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我国自晋末、隋唐之后的又一次翻译浪潮。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晋末至隋唐的翻译几乎是佛典翻译，而“五四”开始的翻译则直接指向了文学。在对异国文学的翻译中，毗邻的俄罗斯作品译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正是鲁迅第一个充当了盗取俄罗斯文学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便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鲁迅在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特别是果戈理的《死魂灵》，堪称鲁迅的翻译绝笔。选择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因为鲁迅认为俄罗斯文学可以成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一个参照；更为重要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还建立在改造传统汉语（文言文），促使汉语现代化（白话文），以便让中国人能拥有一种新型的语言之上。但可惜的是，“五四”造就的翻译家们却很少给自己提出将19世纪以来便在世界文化中处于耀眼位置的“俄罗斯理念”作为自己的翻译鹄的。

在哲学家兼诗人索洛维约夫的阐述中，“俄罗斯理念”包涵有俄罗斯思想中的虔敬、博爱以及对苦难的崇敬。不论在俄罗斯平民阶层，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里，都无不渗透着这个民族苦难本性中的宗教性和神学传统。这种宗教性与神学传统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当俄罗斯的苦难崇敬在和西方的基督精神发生碰撞之后，面对价值信念的重审，基督虔敬成为了俄罗斯理念的首要特质。特别是发端于西欧的近代理性—科学精神在19世纪初东进之后，西欧的新兴文化营养催促了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混乱，各种思想在不断发生碰撞，促使种种新的思想得以萌发。它率先占领的领域便是文学和艺术。寻求基督信仰的个体化言说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现象。

第一个借助文学来突出宗教/信仰在人生中意义的便是被鲁迅翻译过的果戈理。只是充满“一个也不饶恕”气质的鲁迅不可能接受果戈理的宗教/信仰阐释。当年仅27岁的果戈理发现美学原则与道德原则存在严重分歧之际，爆发的精神危机便促使他重新审视普希金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其结果便是他渴望为没有基础的艺术找到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便是宗教/信仰。在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中，果戈理全面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在他看来，宗教/信仰不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更是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他的这一看法遭到了当时左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在汉学界至今仍有盖棺定论似的认同），但事实是，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却正是沿着果戈理的道路得以推进。基督受难的特殊形象占据了俄罗斯文学的核心位置，充满苦难与担当的宗教/个体言说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最主要特征。在这方面，继承果戈理传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

像是一种巧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文坛的成名作品便是连篇名也充满个体受难意味的《穷人》，也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一生都在走向圣经和走向基督的哲学旅程。走向圣经，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确认其是真理的来源；走向基督，则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回避生活中的悲剧，也绝不回避存在的深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基督的十字架便是从深渊中矗立而起，因此，深渊的位置便是信仰的位置。正是有了这一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认为上帝的美是一种“伟大的美”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第177页），这一认知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毅然跳下了深渊，与他笔下的人物一同担当起对上帝的呼告。这与舍斯托夫宣称的“旷野呼告”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说比舍氏所以为的要做得更为决绝。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跳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渊？

差不多从少年时期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在通过对《圣经》的接触中，体味到个体生存本质上的悲剧性。在这一本质悲剧的确认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对活着的真实的追寻。

活着的真实在什么地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活着的真实就是上帝。在基督教启示与思辨的交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启示。因为思辨取决于理性，或者说理性服膺于一整套完整的哲学—神学体系。在西欧思想界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便是在理性上得以完整地建立，以致后代的思想家们一遇到理性之墙便束手无策，鲜有以头撞墙的勇气和决心。而启示的真理则完全建立在个人对上帝的彻底信仰之上，这既是俄罗斯的宗教性格，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奋不顾身前去拥抱的重心。在他的一部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理性原则进行了一场场令人触目惊心的殊死搏斗。《白痴》中的伊鲍里特、《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无不在充当理性原则的代表。这些代表们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自杀或杀人。在与这些理性原则进行搏斗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不断揭示灵魂和信仰奥秘的吉洪、佐西马长老；灵魂纯净的阿辽沙、梅什金公爵作为回应（尽管有时也显得乏力，但却异乎寻常的坚决）。这个回应所蕴涵的却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面“该死的墙”的撞墙勇气。甚至他的文坛对手谢德林面对这一勇气时，也不由心悦诚服地表示，“……他更前进了一步，进入了预见和预感的领域，这些预见和预感构成了人类非直接的、而是遥远的探索的目的……”（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301页）。

这个“遥远的探索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回答，它在“十分严正地生了根……的‘最后信念’”（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白痴》第502页）那里。尽管这个“最后信念”出自他笔下的伊鲍里特之口，但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那里，却更有一种震动人心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明白，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第9页）。在“成为一个人”的思想支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的同时代作家更加懂得，活着的真理才是惟一的真实，一个人要走上真实的路，必然伴随着痛苦与悲哀，哭泣与诅咒；一个人走向的地方既是必死，也是“遥远的探索的目的”。在这个目的的到达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惟一求助对象便是俄罗斯精神；也正是这一求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同时代作家有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区别。

对俄罗斯精神来说，其核心便是关注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困境与基督（爱）信仰。作为一个人，困境与信仰对他意味什么？面对这一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直接作答，“对至高无上的神的信仰，是人类在遇到人生的一切不幸和磨难，以及在希望获得上帝许给德性端正的人永恒幸福的惟一避难所……”（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群魔》下册·第878页）。这个回答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字架和基督信仰的虔敬以及对俄罗斯理念的坚决维护。正因如此，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倒不如说是“俄罗斯理念”使整个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地震样的震撼。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人的探索目的之一，也就是“人类非直接”的信仰和理念坚守。这就无怪当屠格涅夫当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既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激动……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为此感到骄傲”（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第176～178页）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不住愤怒地给诗人阿·尼·迈科夫去信写道，“……屠格涅夫，赫尔岑，乌京，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他们全都那样恶劣地贪图虚荣，不知羞耻地容易激动，轻率地傲慢不逊，简直难以理解：他们指望什么，谁会跟他们走？”（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第 177 页）。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按捺不住的愤怒远不是屠格涅夫以当“德国人”为骄傲，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他所面对的这个养尊处优而又声名赫赫的俄罗斯“一流作家”（涅克拉索夫语）丧失了“成为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和对俄罗斯精神的根本抹煞。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怒也就建立在他对屠格涅夫本人可怕思想的形成之上。

但不幸的是，无论在当时的俄罗斯，还是在当时的国外，早早成名的“屠格涅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占据着牢不可破的文学地位，跟他们走的几乎是整整一个俄罗斯民族。惟一例外的是有分量的托尔斯泰，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敬重的人，很可能也是惟一值得我请教并能够回答我大量问题的人”（见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第419页）。

也就是这个值得托尔斯泰敬重的伟大作家，在我国“五四”之后的俄罗斯作品译介中遭到的命运仍然比不上否认自己是俄国人的屠格涅夫之流。基督信仰要求的是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生存的悲剧。只习惯向皇帝和神庙下跪的中国人不习惯向十字架的上帝下跪。即使在中国苦难绵延的20世纪之初，我们的翻译家们瞄准的苏俄文学要么是打破一切的《铁流》和《毁灭》，要么是充满温情与风景色调的屠格涅夫之流的作品。“五四”之后的翻译大家，特别是被整个读书界“跟着走”的郭沫若、巴金、郁达夫、刘半农、丽尼等等等等，几乎都对与俄罗斯精神相悖的屠格涅夫之流倾尽了全力，推介到国人面前，而将译笔指向充满悲怜、虔敬、苦难、基督信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翻译家却凤毛麟角。其结果便是，“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悒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基督宗教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页）。

的确如此，不管我们翻译过多少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俄罗斯魂的源头却始终没有在我们的阅读中心就位。如果当时被整个读书界“跟着走”的翻译家们更多地是选择了“俄罗斯魂的源头”的作品，我们今天的文学也许还不至于如此单薄，更不至于如此“轻率地傲慢不逊”。

上世纪80年代，巴金在法国访问时，有人问他是不是要通过作品来提倡一种受苦的哲学。巴金回答，“我写作品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没有什么哲学，我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

对巴金的回答，我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责任编辑⊙育邦